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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回到家乡去，有一天偶然问我的侄子：“你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么?”他的答复，大使我出乎意料之外。他说：“我们的国文教员说，鲁迅的思想很不纯正，你们万万不要看他做的东西，所以我没有看。”呜呼哀哉!中国人全都思想纯正像那位国文教员，也许不会“迎头赶上”这个危亡大祸了罢!
       鲁迅先生的思想，究竟是否纯正，我哪敢知道。不过，他始终是个道德高尚的学者，从我认识他起，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或目见，或耳闻，可以引起我的怀疑的。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期中，吃罢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也照例正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帖之类，我们年轻，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从没有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
       《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我不便也不愿举出实例，总之，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我灰心了，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止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肌肉上未免汗垢累积，到澡堂子好好洗刷一番才成。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样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
       他到北平的最后一次，是因为周老太太病重，想见一面被人认为思想不纯正而老太太认为孝顺的儿子。她那被人认为纯正而又是著名文学家的别一儿子，住在止隔两三条小街的地方，即使老太太病重，依然保守旧例，从不来往的。鲁迅先生冒然到北平，大家都暗中替他捏把汗。青年们以及新闻记者听说他来了，抢着去见他，白塔寺旁一条小胡同，登时热闹起来。有一次，某先生请他在私宅吃晚饭，饭后客散，某先生的小公子很惊异的问道，我老想鲁迅一定是个高大的大个子，原来是这样难看的老头儿。某先生大笑。第二天告诉鲁迅先生，也不禁呵呵大笑了。他在各学校几次公开讲演以后，觉得住下去总有些不很妥当，老大大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他赶快回上海去。后来他常常想回到北平居住，总是吃了思想不纯正的亏，没有达到目的。
       我从那一次见了几面以后，更觉得世上对他思想不纯正的批评，实在怀疑。他并没有加入哪一党哪一派，想获得什么地位或权利，更没有做任何缺德不能告人的事情。熟悉他晚年历史的人只感到鲁迅先生太忠厚了，太可怜了，除了死，的确没有别的路可走。
       现在他已经死去一年，希望那位国文教员依照前清皇帝的办法，臣子死后，照例颁布一道恩诏说“姑念该人现已引故，其生前一切处分，着加恩免与议处，以示朝廷宽大之德意。钦此”。呜呼哀哉，前请专制皇帝与现代国文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