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从文的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天性使然。
鲁迅出身于书香门第，童年就受到文学的熏陶。他的祖父在教诲子孙的“恒训”中就有“读书不成，倒不如去学作豆腐”之类的话，很有一点文学家的幽默感。他尽管是科甲出身，却并不一本正经，非但没有阻止儿孙们看“闲书”，反而向他们推荐阅读《
西游记》、《
镜花缘》、《
儒林外史》之类的小说。此种习性，通过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潜移默化，传给了鲁迅。鲁迅童年就爱读《
山海经》之类的书籍，神往于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长翅膀的人、两乳作眼的无头怪兽等等，忘情于图文并茂的草木虫鱼鸟兽。至十二三岁已阅读过家藏的《
三国演义》、《
西游记》、《封神榜》、《
镜花缘》、《
聊斋志异》等小说，弹词《义妖传》，及《
阅微草堂笔记》、《
容斋随笔》、《服隐没录》、《板桥全集》等杂书。
鲁迅入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完全出于无奈。周家由于周福清因科场舞弊案下狱，以及周伯宜三年大病后谢世(1896年)，经济崩溃，家道中落。因为生活无着，鲁迅兄弟常常要寄食在亲戚家里，过着近似“乞食者”的生活，至于升学所需学费更是无法可想了。那么“无须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便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当时人心目中，“读书应试”才是正路，更何况是学海军呢!咸丰初年，“我国士大夫震于西兵之强也，乃求西艺。谓西兵之长，长于西艺也，于是求之三十年。”可是其成效令人大失所望。1884年马尾海战，福建水师船舰大部分被毁，连马尾船厂也被法舰摧毁。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家对洋务运动由希望变为失望，由祟尚到怀疑。当时，“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买落而且排斥的”。这话并非言过其实。鲁迅入学注册时，他的族叔祖周椒生以为本族后辈进学堂当兵有失体面，不宜使用家谱上的名字，于是将本名“樟寿”改为“树人”。可以说，鲁迅离家前他母亲给他八元川资，叫他“自便”，也就是自寻一条生路的意思。鲁迅是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抱着无可奈何，甚至屈辱的心情接受水师学堂的，谈不上志愿。
鲁迅被分在管轮班的机关科。这属于应用技术类专业，与鲁迅的特长、兴趣、爱好格格不入。本来，作为一名未来的轮机技师，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轮船舱底的机房里，与轮机的轰鸣声为伴。可是鲁迅志不在此，他身在舱底，心却留在甲板上，俯视浩瀚的大海，仰望无际的蓝天。所以，他在水师学堂呆了不足半年就想到退学。
矿路学堂是培养工程师之所。鲁迅作为一名未来的采矿工程师，应该以从二十丈深的地下找出“黄金墨铁”为乐，可他在矿井里总有些心不在焉，而把眼睛盯上“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身上，见人不见物。尽管他在矿路学堂以第一等第三名毕业，可是对于工程技术似乎毫无信心，说“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可是，在此期间他却忘情于文学，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乐此不疲。据他的同学张协和说，鲁迅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终日阅读小说，过目不忘，对《
红楼梦》几能背诵。鲁迅在此期间阅读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包探案》，哈葛德的蛮荒小说《长生术》，林纤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899年12月还参加李伯元主编的《游戏报》的征稿活动，揭晓时，他的名字列在获奖名单的前十名。
1902年4月，鲁迅到日本留学，进入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作为修习采矿冶金专业的准备。可是，他对文学爱好本性难移，“课余喜读哲学与文学之书”，1903年他购置日文文艺书籍，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记以及希腊、罗马的神话。1904年6月，鲁迅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结束，按照规定，他应该入东京帝大工科所属采矿冶金科深造。可是，他对工程技术还是心不在焉，结果又选择了医学。那么，医学是否是鲁迅心爱的专业呢?也不然。他无论到哪里，心里惟有文学。他借到《黑奴吁天录》，“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8月29日致蒋抑卮)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仅一个月(1904年10月)，他就写信给蒋抑卮，诉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因没有时间“旁及”文学的苦恼，说：“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所授各课“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只求记忆，不需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困，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以至感唱“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再说，他的思维方式是属于文学家的，充满着想象力。有一次做实验，他把自己的血与青蛙的血搅和在一起，发现完全融合，他惊讶地说：“我的血同青蛙的血一模一样”；又有一次做解剖图作业，他出于艺术的考虑，故意把一条血管的位置作了改动。他还说：他初次上解剖台，支解女人和儿童的尸体感到不安；在解剖乞丐、死囚和病死在监狱里的犯人的尸体时，心总是感到阵阵的刺痛。
纵观鲁迅青少年时期的兴趣爱好，可以看到，他天生就是弄文学的坯子，当水兵、当工程师、当医生均非所愿。当然，后来他在这些方面还是学有所成，不过这些只是他日后文学活动的知识和文化背景而已。
二
鲁迅到日本留学半年后，即1902年11月，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了。创刊号刊载梁启超的转移文坛风气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该文强调小说的宣传功能，认为小说能够牢笼一世，化育群伦。欧洲教主利用它来创立教门，政治家利用它来组织政党；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家借它作宣传工具，推动政治变革。在梁启超看来，小说简直无所不能，因此，尊之为“文学之最上乘”。
大概由于鲁迅早已是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读者，所以当《新小说》创刊号面世不久，鲁迅很快地就注意到了它。1902年12月16日，他写给家人的信中把它赞为“佳书”，并向家人推荐。次年4月，又托回国的同学把《新小说》捎回家。这本杂志对鲁迅发生深远的影响。
《新小说》发表过诸多科学幻想小说，其中连载的《海底旅行》令他感到耳目一新。对此，三十年后他回忆说：他“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即儒勒·凡尔纳)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学之交》)。这类小说不仅与中国的言情、谈故、刺时的小说不同，就是与《
山海经》、《玉历钞传》也大异其趣。
鲁迅在矿路学堂接受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训练，到日本之后，感受到落后的中国与现代化的日本之间存在的极大差距，并且知道科学知识及其应用是国家进步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时，西方科学技术启发了日本人的聪明才智，而确信科学幻想小说是进行科学普及和思想启蒙的理想工具。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说：“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于是，便萌生了借助科学幻想小说服务于祖国复兴和解放事业的念头。
此时，鲁迅写了一首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方有个轩辕(黄帝)台，它东面的部落里的人，因为惧怕触犯了黄帝的神灵，不敢向西方射箭。“灵台”也就是轩辕台，喻为中国；“神矢”也就是以先进科学技术为背景的枪炮工艺了。鲁迅作诗明志，决心要用自己的心血进行科学启蒙，激起国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热情，发展科学技术，壮大国力，恢复昔日神“矢”不西射“轩辕灵丘”的光荣。
1903年8月以后，鲁迅便开始翻译科幻小说，译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稿已佚)、《造人术》，期间还为周作人校阅译稿《侠女奴》、《黄金虫》。鲁迅从事科学幻想小说翻译，在译风上完全接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改成章回体；在用语方面，采用半文半白的所谓“文俗并用”的文体。鲁迅译《月界旅行》，结构上同样采用章回体，也是文言、白话参用。关于新小说的见解，鲁迅与梁启超如出一辙：梁启超说本拟采用通俗体，但在译述过程中发现，纯用俗语甚为困难，而文言、白话参用，劳半功倍，反觉方便；鲁迅则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见繁，固参用文言，以省篇页。”据说他译《北极探险记》“叙说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此种半文半白，亦文亦白的文字格调正是梁启超当年极力提倡，又遭非议的新文体。此时的鲁迅实为地道的梁启超的新小说派。
其实，鲁迅所受梁启超新小说的影响远不止于科学幻想小说。据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推断，鲁迅从事文学运动，是读了梁启超的《新小说》，以及受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一点影响罢了。鲁迅论及五四时期做小说的原因，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可知，虽然鲁迅后来的文学活动向新文学发展，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
鲁迅“弃医从文”，从仙台跑到东京。这个时候，恰巧章太炎从上海西牢出来流亡到日本东京。章太炎既是同盟会健将，又是国学大师。他的革命思想由于他的好古心理所造成。他以排满革命为旨归，不只是打倒清朝皇帝，还要推翻二百六十年来清朝统治下的一切文物制度，恢复汉族的制度。因此，他的言论“大抵发思古之幽情，追溯汉唐文明之盛”，渗透着复古的精神。他以复古为解放，倡导“文学复古”论，并把“文学复古”论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认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也。”((革命之道德》，载《民报)1906年10月8号)他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他的复古连文字也不例外，认为“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可惜小学(文字学)日衰，文辞也不成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因此，他倡导“本字古义”。由于他坚信复兴古代文化就能复兴祖国，因此复古的同时就是排外，认为中国的典章文物足以复兴祖国，没有必要乞灵于“远西”文物。
章太炎被公认为有学问的革命家，青年学子趋之若鹜。胡朴安说：留日学生多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至于章太炎的学生则有过之无不及，“同门诸人奉先生如泰山北斗，所以都以复古为解放”。钱玄同后来回忆说：当年的主张只有一样“古”即“皇帝”是绝对排斥的，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之后必须采用。此外，不仅要光复旧物，“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而且要求复于三代。一切文物固然是汉族的好，但更重要的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周作人也是如此，《知堂回想录》写道：“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一信徒，凡是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
鲁迅自从他进了矿路学堂之后就把科学技术当作主业来对待，文学只是“旁及”。他对科学技术抱着美好的理想，认定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人们的精神也会随之而进步。他写《说*》、《中国矿产志》，翻译科学幻想小说，乃至到仙台学医都是顺着这个思路发展的。可是，随着接受“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他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很快发生了变化。科学无疑有启迪理性的作用，然而民族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伦理和政治内容却是科学力所不能及的。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鲁迅原先以科学促进维新思想的信念发生动摇。1907年，鲁迅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对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表示怀疑。(科学史教篇》认为过分强调科学而忽视道德、美学和宗教的价值难免会走向一偏。
鲁迅在此背景下开始“弃医从文”的活动。所作除上文已经提及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之外，还有《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以及《域外小说集》。这些作品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
《文化偏至论》既名为偏至，显然对于外来思潮有所批评。所谓偏至有二，一为“物质”，二为“众数”。鲁迅当时于“物质文明”贬词甚多。他认为因受西洋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造成精神颓丧，道德堕落，罪恶丛生，社会停滞。救弊之道在于提倡中国的精神文明。这是一个古老的失效的药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本来紧密相联，不可分离。西洋对于物质文明不知疲倦地追求，其结果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精神文明日益提高，并以两者傲视世界；中国人知足常乐，不求物质享受的进步，安于贫穷，崇尚简朴的生活，得过且过，精神毫无进取之心，安于天命，安分守己，精神文明无从说起。过了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尚且有相当的人们尚未脱贫，何况当年，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质贫乏，人民饥寒交迫，哪里谈得上“崇奉逾度”。由此可见，一旦受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人的聪明才智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鲁迅主张“掊物质”，因而反对“制造商估”。本来农业、工业与商业相辅而行，“农工无商，则有货不行；商业得法于农工大有益也”。可是，中国历来重耕读轻工商。晋代贱视商人，法律规定经商者须有特别标志，一是额头上做有标记，称为“白额帖人”；二是穿的鞋子必须一白一黑，而“西汉摧折富商，俾不得与齐民齿”，并禁止商人从政。因此西方人跨洋过海到中国来做生意，而我国对于商人则贬之为“铜臭”，斥之为“守财奴”。章太炎先生是主张制裁“制造商估”的。他的《讨满洲檄》认为：今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仍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五朝法律索引》还说，汉代为商人规定特别标志，是汉代法律的长处。鲁迅反对“制造商估”实在是被章太炎引向了误区。
鲁迅对于“物质文明”的看法后来是改变了。章太炎《学弊论》认为“凡学者赞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鲁迅认为此论值得商榷。他说要“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必须振拔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到了五四时期更有鲜明的见解，他把“外国物质文明虽好，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的观点列为“爱国自大”者的特征之一。
鲁迅的所谓“众数”与“个人”是对应的。“个人”不是自由民主意义的个性，与五四时期所谓解放个性并不是同一概念，它所指为“天才”(英哲)。鲁迅说：英、美、法的“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持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人今而未有既者也。”(《文化偏至论》)从这里看，此时的他其实是不欢迎五四时期成为主流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民主思潮。鲁迅对于民众抱着不信任态度，认为民众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并因此认为：是非道理，政治上的事情不可公之于众，公之于众必遭败绩。所以他追随章太炎反对代议制。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认为“代议政体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既然“民众”不可依靠，惟有相信天才。“只有超人出现了，天下才能太平。如果不可能有超人，那也要英哲。”所以，《破恶声论》呼唤超人出世，认为否则的话，中国难免“沦没”。
《摩罗诗力说》按民族主义文学现标准取舍外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家是排斥外来文化的，但如果理解为对外来文化一概排斥又不尽然的。黄节解释国粹论说：“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国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摩罗诗力说》就属于“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国足以行焉者”。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有诗句曰：“喝血喝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矣！”这与章太炎提倡的报“九世之仇”的精神一致，所以，鲁迅赞之为“复仇诗人”。鲁迅推崇拜伦，因为拜伦“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与苏曼殊赞赏拜伦“谋人家国，功成不居”并无高下之分。所以鲁迅推崇的“摩罗”精神，完全是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鲁迅后来评《摩罗诗力说》的动机时也说到这一点，他说“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三)》)。又在《坟·题记》说：《摩罗诗力说》等文“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之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周作人论鲁迅，认为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可以民族主义来概括，读过《文化偏至论》等文，我以为周说为不易之论。
鲁迅初涉文坛，翻译科幻小说走的是梁启超新文体的路，后来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学，大半通过严复、林纾的介绍，并且都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于章太炎的“本字古义”不免头痛，他说，木板《*书》出版，他“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后来受“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读《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渐渐发生兴趣，并成为文字上的好古派。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请教章太炎，俄国斯蒂勃*克的《一文钱》译成后，曾“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并由章太炎发表在《民报》第21号(1908．6)上。他为着“了解古训，以期用字妥贴”，曾向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
尔雅》等。于是，就“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写鸟字下面必只有两点，见*字必觉得讨厌。译稿上换上许多古字，如踢改为踞，耶改为邪，域改为或之类。《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译文“不但句子生硬，‘洁*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1921年上海群益书店再版《域外小说集》序)。1920年重印时，考虑到排印困难，才把有些古字再改为通用字。此种习惯以后还保留着很长时间。1914年译成《黄蔷薇》，因为蔷薇的名称不见于经传，改名《黄华》，以求古雅。当年蔡元培先生得到赠送的《域外小说集》，通读一过，大为感慨，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止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纪鲁迅先生轶事》)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积习难改，还用这种文字编写讲义。当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鲁迅用《域外小说集》式的古文译述动、植物学讲义，很被人称赞，受到学生的尊敬。但是，他的讲义不容易看懂。如生理卫生生殖系统的讲义写得很简单，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字，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如诸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或未曾亲自听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
鲁迅追求“本字古义”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作为回报便是“此路不通”。由于失之古奥，投稿往往被退回。有一位编辑在退稿信上说：“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域外小说集》初版，卖了几年一共只卖出二十一本，古奥必是原因之一吧。尽管如此，鲁迅也并没及时回头，继续在“本字古义”的道路上走下去，1917年《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字，鲁迅仍无动于衷。
正因为如此，五四以后，鲁迅对这些文章作过反省和检讨。《集外集·序言》称之为“少作”，还说重读它们犹如看“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并说，对此，虽然“悔却从来没有过”，而“愧则有之”。《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还认为那是“几篇不好的东西”。
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因挠，鲁迅试图“新生”却走向了复古。民族主义文学家有“试从古国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之论，于是有人搜罗宋、明末遗民的著作、清代暴行记录，编辑出版，以表彰宋、明志士，鼓励“排满革命”的士气。鲁迅则有整理乡邦文选，荟集古逸书，刊印“越先正著述”之举。民族主义文学家有“断简飘零，访残碑于荒野”的主张，章太炎则发挥说：“古事古迹，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地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演讲录》，1906．6．29)于是，鲁迅便孜孜不倦地抄古碑。就这样抄旧书，抄古碑，一抄就抄了将近十年。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诚如钱基博先生所说：南社衡政好言革命，文学则主张“复古”。鲁迅参加南社分支机构越社绝非偶然。鲁迅评论南社恰到好处，认为：“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反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联系到鲁迅在辛亥革命前的慷慨激昂，辛亥革命后的默不作声，我们不难推断，他对南社的历史评价未必没有把自己摆在里面。
四
张勋复辟事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样对于唤醒沉寂了十年的鲁迅的作用也非同小可。在张勋复辟事件之前，鲁迅已经历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见过这些事件，“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辛亥革命不过五六年，复辟活动一而再，此后是否还会再而三呢?杜绝再三再四的秘方藏于何处呢?毫无疑问，张勋复辟事件促使鲁迅寻觅“药方”。
其实，鲁迅所关心的“药方”问题早已有人在作探求了。尚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准备做皇帝的时候，著名政论家黄远生对这个事件的根源及杜绝的办法就撰写了一批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基本思想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新旧思想之中突》)，载《东方杂志》1916年2月10日)中国人的思想不解放，任何其它改革都是事倍功半。因此，他认为应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参照欧洲文艺复兴模式，发起一场文艺改革运动，以新文学为载体，引入现代思潮，破除传统思想，为政治制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拓道路。袁世凯称帝事件发生之后，黄远生的看法受到重视，他的思路首先为陈独秀所接受。陈独秀承认思想觉悟为最后的觉悟，以为倘若没有思想革新的前导，政治改革也就不会收到成效。他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所以，我们要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此论不幸而言中，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两个月，张勋复辟事件就发生了，“共和招牌”果然被摘了下来。事实胜于雄辩。既然“共和招牌”说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逻辑，自然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张勋复辟事件发生之时，胡适正在由美返国途中，7月5日船到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的消息。此时他已购得《新青年》第3卷第3号，读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感慨系之，在日记中不无信服地写道：陈独秀“所言今日竟成事实矣”。钱玄同是最早支持陈独秀的“共和招牌”说的。他致陈独秀传说：“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上根本解决，那就这块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约述尊著大意恕不列举原文)，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新青年)4卷4号)
由于张勋复辟事件的关系，《新青年》出版至3卷6号(1917年8月)而休刊，当复刊的4卷1号问世已是1918年1月的事了。在其间四个月中，鲁迅的老同学钱玄同频繁造访，每次都要谈上五六个小时，因为谈得深入，往往触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鲁迅钱玄问交谈之时，周作人也是参与者，他的日记上多有“睡后失眠”的记载。至于他们所谈内容．据钱玄同1923年7月9日致周作人信说，涉及到积极“铲除‘东方化’”，“提倡‘非圣’，‘逆伦’”、“烧毁中国书”等等。由此推断，当时所谈正是这个“共和招牌”说。钱玄同说话极富煽动性，十分的话，一般人只说明八分，他却要说满十二分，态度又最为激烈，比起陈独秀有青出于蓝之慨。或许正是这一见解打动了鲁迅，认为这就是良医的脉案，因此接受“共和招牌”说。
鲁迅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改良思想”，否则，即使是白话文学也还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这个主张把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学革命运动由“介壳”层面推向“内核”层面。对此后来说得更清楚：“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1925年3月31日)这就是在“共和招牌”说基础上，演化出思想革命的主张，鲁迅有“听将令”和“遵命文学”之说，其实两者所指就是“共和招牌”说。
从此开始，《新青年》由提倡文学革命(白话文学)，进而提倡思想革命。经此一番思想的整理，鲁迅确认了“思想革命”的主题，突然兴奋起来，多年来，消极悲观情绪一扫而空，充满着乐观和信心，1918年8月20日写信给许寿裳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鲁迅对《新青年》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冷淡变为热情。1918年1月以后的通信和日记频繁出现《新青年》的名字，同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自此以后，鲁迅常有文章发表，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新文学家的鲁迅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