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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性尧先生的《土中录》专谈清朝文字狱，其中一篇《蔡显因自首而斩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大家都知道清朝文字狱的残酷，随着年代久远，残酷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古怪，变成滑稽和荒唐。乾隆三十二年，已经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心惊胆颤捧着刚刻成的《闲渔闲闲录》，到松江府去自首，说自己这本新出版的书“并无不法语句”，只是担心有人恶意举报，因此决定走坦白从宽这条路，主动到官府说清楚。七十老叟沽名钓誉，自费出本闲书，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是活着不耐烦，没事找事，他诚惶诚恐，自信没什么大错，即使有点小毛病，也构不成大狱，然而结局却很悲惨，坦白认罪了，从宽二字并没有太多商量。蔡显被判凌迟，也就是说千刀万剐，长子杀头，是斩立决，后来皇帝出面开恩，蔡显被改判斩首，死个痛快，长子改为斩监候，所谓死缓，其他的儿女和妻妾皆给功臣家为奴，清朝文字狱有很多人遭难，像这种自投罗网自讨没趣，还真不多。
不由地想起晚明，那年头的文人多么自在。即使到清初，文人不管杀头不杀头，气节还在，譬如没掉脑袋的顾炎武，大清朝逼出来做官，他死活不依，不做官就是不做官，还发文人脾气，说什么“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认定死理，就这么倔强，就这么昂着高贵的头颅做人，而且照样著述，按后来的文字狱标准，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又譬如被杀头的金圣叹，照样痛痛快快说几声“不亦快哉”，虽然已做了亡国奴，照样写文章，照样“白说邪说，皆成妙笔”。多少年后，民间还流传着故事，有一副对联挖苦与父亲小妄偷情，据传就出自金圣叹之手：
母爱儿娇，五十岁犹在体中；
子承父业，三寸地岂容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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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历史，容易造成天下是读书人的错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的感觉良好，反过来也感染用不着读书的人。譬如，武人只要会打仗就行，保家卫国乃军人天职，偏偏中国的军人大都不擅此道，民国初年的徐树挣便是例子，他是段祺瑞的第一心腹，政坛上曾经呼风唤雨。黑暗的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文人少有的一个自由时代，军人混战，忙着发通电抢地盘，没时间来收拾文人，即使逮着一两个来出气，像林白水和邵飘萍的被杀，像李大创的上绞刑架，由于杀人者很快完蛋，不仅吓唬不了文人，反而更激怒了文人，更促进了文人的捣蛋。
徐树铮战场上没什么业绩，却旁门左道地喜欢桐城派古文，他一本正经撰写过《徐氏评点古文辞类纂》，并由红极一时的林纾作序。在序中，林纾把徐狠狠地夸了几句，说如今天下大乱，徐整日忙于军务，竟然还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马屁拍得不算轻，林纾性梗直，轻易不肯夸人，他是桐城的领军人物，能得到他的评价，桐城之学也算修得正果。不过这种话千万不可当真，文人难免闹着玩的心理，恰如好嫉妒的妇人，只有女人才是她的天敌，对于徐树铮这样的武人，林纾显然运用了不同标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林纾翻译《茶花女》大出风头，此时已经失意，此一时，彼一时，一旦进入民国，恰如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人所言：
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林纾之说。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
饭碗都让人夺去了，这口鸟气如何咽得下去。京师大学堂一度是桐城派的天下，这一派的著名人物吴汝纶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胳膊总是往内拐，有权自然要用，在他的把持下，桐城的私货都塞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可是不过几年工夫，大清朝终于到尽头，吴也死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规矩随之改变，桐城的威风不再，很快成了落水狗，成了“桐城妖孽”，林纾在《与姚水慨书》中，大发牢骚，结尾处写道：非斤斤于此辈争短长；正以骨鲠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卧皆弗爽也。
林纤视章氏之徒的学问，只是“震眩流俗之耳目”，自信“可计日而见其败”。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林纤的引人注目，不是用桐城笔法翻译外国小说，而是由他引发的一场白话文言的论战。这是个老掉牙的议题，实际上，开始时只是地道的门户之见，因为章太炎本人并不赞成白话文，他的大弟子黄侃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文学运动，章太炎和黄侃推崇魏晋文章；提倡音韵训诂之学。和桐城派古文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林纾看不顺眼，又不甘心自己的失势，于是病急乱投医，便和武人徐树铮搞到一路去了，本来是个闹剧，军阀要文人装点门面，文人靠军阀造些声势，但是他这么做，给在北大已站住脚跟的章氏之徒抓住了反击机会。
众所周知，章氏之徒为了白话古文，自己就闹得不可开交。林纤看不上章太炎，章太炎看不上林纾，双方懒得交手，没什么戏可看。对于刚闹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林纾并不放在眼里，他写了一篇小说《荆生》，凭空塑造了一个“伟丈夫”，突然破壁而出，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几员骁将，狠狠地收拾了一通。这本是文人的小把戏，是精神胜利法，然而章氏之徒中提倡白话文的几位，故意做出很着急的样子，说师兄黄侃反对白话文，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林纤却是要玩真格的，想借助枪杆子，镇压白话文运动。“伟丈夫”是谁不言而喻，此时正是徐树铮最得意之际，炙手可热，林纤显然希望他大开杀戒，“该出手时就出手”，一举消灭文坛上的乱党。
文人相争，难免言重，依照林纾的顽固脾气，他未必不这么想，可是想永远当不了真，章氏之徒未必是真的怕，审时度势，稍有些脑子的人，就知道徐树铮即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能耐。自从有了租界，文人不仅有了胡说八道的机会，还有了信口骂人的自由，民国建立，制度上的共和，使文人在言论上更开放。文人敢在报纸上骂军阀，并不是因为胆大，而是因为允许。这一次，书呆子兮兮的林纾真看走眼，徐树铮在军阀纷争中，很快失意，失意的军人比文人还不如，徐后来被拘留，未经审判就给毙了，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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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想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是开了一个坏头，因为文人相争，君子动口不动手，借助外力和强权来帮助，为自己壮胆助威，就算是胜，也胜之不武。文人应该是刀子口；菩萨心，不应该动辄产生杀机。徐树铮的下场，反过来给林纾的对手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从此，文学史上提到林纾，常把他当作一个笑柄。
其实文人相争，不一定非要决出胜负。相争是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文人有话不能说不敢说，这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鲁迅先生喜欢辩论是非，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生骂人无数，也被无数人责骂。被人责骂或者调侃，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最极端和最有趣的是叶灵凤，这位学绘画的小伙子自从进创造社，文章没什么长进，胡闹的功夫与师兄弟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写了篇小说《穷愁的自传》，男主角魏日青是革命者，他的日常生活竟是这样：
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束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这段描述让鲁迅耿耿于怀，创造社同人的骂，通常都是这种腔调，口不择言，张嘴就来。为什么不能花十二枚铜元去买一刀好草纸；用铅印的《呐喊》作为代用品，虽然羞辱了鲁迅，难道就不怕委屈了屁眼，引得痔疮复发?对这种轻薄的闹着玩，只能生气，绝对不能当真，鲁迅是文弱的江南书生，不是晓勇好战的北方好汉萧军，一生气，便要约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出来打架。识时务者为俊杰，鲁迅知道与文人作战只能用笔，若上法庭打官司，只和章士钊去打，他是教育总长，是官场上的人，打起官司来有法可依，和无聊文人绝不对簿公堂。陈源曾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对日本盐谷温教授《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整大本的剽窃”，男盗女娼乃人间最大耻事，鲁迅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明白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辨别。此外，打笔仗有时候就如妇人街头吵架，谁伶牙俐齿谁更占便宜，谁精通骂人艺术谁占上风，是鲁迅对手的人还真不多，陈源其实被骂得很够呛。
孙中山逝世数年后，在新都南京举行奉安大典，小报上登出一副对联，是章太炎的挽词：
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最初看到这副对联，在补白大王郑逸梅的一本书上，郑喜欢文坛掌故，记录的一些文字很有趣，错误也多。后来又在钱基博老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见到，这一回是真相信，因为钱家的人做学问，讲究有来历，道听途说不会录用。然而后来经专家考证，证实这副对联确是假的，是无聊文人的假托。对于这种名誉权的侵犯，章太炎显然也对打官司没兴趣，不愿意和无聊文人上法庭，他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纸声明，希望此后“大小报纸欲登录鄙人挽联诗句者，必须以墨迹摄影，使真伪可辨”。这声明有些模棱两可，他列举了三副假的挽联，分别为挽宋子文之母，挽谭延，挽杨铨，恰恰没提到这副影响最大的挽孙中山联。既然挽联是假，故意不提，便很耐人寻味。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众所周知，章太炎对孙中山向来有看法，而章氏子弟对自称国父学生的蒋介石也不恭敬，小报文人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成见。
作为章氏门人，鲁迅首先就不会为章太炎辩诬，虽然和蒋委员长是同乡，但他对国民党没什么好印象。周作人和他哥哥如出一辙，对南京政府始终不热情。奉安大典是往刚得天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脸上贴金，当时一定有很多人知道章太炎的挽联是假的，但是明知是假，也懒得站出来说话，因为一副假的对联，有时候非常真实地代表了民间的一种情绪。闹着玩的文人，常会干一些歪打正着的勾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然言论自由，拿国父孙中山开几句玩笑，也没什么大不了，况且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当然针对着活人而去，嘲笑的只是国民党的新权贵。
百花齐放难免造成泥沙俱下的结果，言论自由让文人有更多骂人的机会，同时又有更多挨骂的荣幸。对付文人的闹着玩，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当真。当然文人也不都是闹着玩，文人在闹着玩之外，还有许多事可以做。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皆有幽默感，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辞中，曾对文人的处境进行了调侃：
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一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
说话要看对象，鲁迅显然不是当着军人的面，才说这番讨好武力的话。研究鲁迅的人，习惯于讲他如何利用文学作为武器进行战斗，却有意和无意地忽视了他对这武器的轻视。文学可以是匕首投枪，毕竟不是真的匕首投枪，类似的观点在鲁迅文章中并非罕见，文人能叫能喊，有时就会忘乎所以，自以为登高一呼，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由于历史是文人的笔写出来的，文化人作用被夸大也就在情理之中，譬如总说五四学生运动如何了得，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最后是否达到，中国代表最后在巴黎究竟签没签字，并没有多少人去细心琢磨，反正游行也游过了，赵家楼也烧了，学生运动必须充分肯定才对，其他的就可以不闻不问，忽略不计。
辛亥革命推翻大清朝，是因为武昌起义，真枪真刀。袁世凯称帝失败，是因为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讨伐。文人感觉再良好也没什么用，“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武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鲁迅似乎是文人中最早明白这道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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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评价《倪焕之》，称之为扛鼎之作，这话被后来人当作赞美之辞反复引用，成为大学课堂上的流行话语。其实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扛鼎”是什么意思，作为好朋友，茅盾的这番话当然是捧场，同时也是一个让步句，说明写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不妨想一想扛着鼎有多累，因此犹如说戴着镣铐跳舞，褒贬两层意思都有了。作家之间的互相吹捧，读者一定要细心辨别，因为文人的朋党意识一向很厉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拉帮结派不太好，但是文人都是些有性情的宝贝，有时候还真难免。
很多事情总是想不明白，以沈从文的文风，他似乎不应该特别喜欢徐志摩。徐的文笔花哨，浓得化不开，那股矫情的绅士味道，和乡土气息十足的沈从文，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路货色，然而他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徐飞机失事，只有沈从文风尘仆仆赶去现场。人和人之间的交情很难解释，朱东润先生的《
张居正大传》出版，《文艺复兴》上曾发表了祖父的一篇书评，据父亲告诉我，这书评是朱先生自己写的，不过是发表时用了祖父的名字。这种事，如果被对手知道，或许会攻击一番，在当时人来说，又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志同道合，借个名有什么关系，鲁迅兄弟有段时间写稿子经常你我不分。
父亲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说胡风曾有稿子投到祖父主编的一个杂志，是三十年代是四十年代，弄不清楚，反正祖父不太喜欢那篇稿子，执意不肯发。一起的朋友就劝，说胡风脾气大，最好不要招惹，于是就有些弄僵，都是书呆子，都倔强，都不能得罪，终于有人想出两全之策，杂志出一期增刊，专发胡风的这篇文章，结果双方皆有面子。新文学时期，这样的例子大约很多，有时候，一些小纠纷化解了，有时候却变得很激烈，引发一场论战。文人之间总有些磕头碰脑，譬如京派海派，一不小心便打起笔仗，既然开战，免不了意气用事。其实究竟谁是地道的京派和海派，还真说不清楚，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对现代文学史上文人的吵架颇有兴趣，祖父知道以后，专门写信给我，说别在这种邪门歪道上下功夫，说这些事情很无聊，不值得关注。
徐志摩曾力捧过陈源，说他的英语，比英国人还好，这本是句玩笑话。陈源是英国留学生，回国后成为现代评论派的主笔，和语丝同人吵得一塌糊涂。凡是喜欢看鲁迅文章的人，都熟悉这件事，但是我觉得骂陈源最损的是刘半农，他逮住陈的英语程度大做文章，说其水平的确比萧伯纳还好，可惜愚昧的英国人孤陋寡闻，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一位奇人，而且查遍英文字典，竟然见不到陈源的大名。刘半农有一篇文章骂倒王敬轩的功力，以斗嘴而言，陈源根本不是对手，《语丝》上发表文字的这一帮人，个个都是高手，即使是以儒雅著称的周作人，写起吵架文章来，也丝毫不含糊。
才女凌叔华读大学时，曾给周作人写了封很热情的信，说她已打定主意要做一名作家，要为自己中英日三种文字找一位导师，而在她所知道的老师中，除了周作人，别人似乎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女弟子进步成为情人，成为后妻，是常有的事情，不能说周作人也有这种非分之想，但是他以对方颇有才华为由，一口答应了下来。接着便是信的来来往往，在周的关照下，凌的一篇小说由《晨报》副刊发表了，以后文名渐渐为世上所知，再以后，凌和陈源成为了夫妻。《语丝》和《现代评论》为女师大风波大打笔墨官司，吵到最后，话越说越难听，凌叔华于是写信给周作人，希望不要把她给拉扯在里面，周作人的回信有些暖昧，更有些酸溜溜：
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周作人说的“这些”是什么，细心的读者无疑会动脑筋去乱想。按说《语丝》和《现代评论》都是京派，都是京派也会吵。看文人吵架有时候不失为一种享受，因为只有在吵架的时候，人才最有智慧，同时也最幼稚可笑。创造社一帮人从日本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惹是生非，当时国内能直接看外文的人不多，创造社以浪漫派著称，自己的译稿浪漫得离谱，让人不忍卒读，但是他们回国最初的引人注目，是在翻译上指责张三李四，到处挑别人的错。为此茅盾和胡适都很愤怒，茅盾以笔名“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创造社同人起码应该稍为谦虚一点，不能自说自话地就认为他们“可与世界不朽作品比肩”，而胡适也写了篇《骂人》质疑，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在文人相争方面，早年的创造社孩子气十足，很轻易地出手了，谁有名就和谁过不去，目的很简单，是想闹点事，想有点新闻效应，他们的矛头直指当时在上海风头正健的文学研究会，直指在北京的以大学为基地的胡适集团。先惹是生非的是创造社，主动求和的也是他们，与茅盾大打笔战的一个月后，郭沫若和郁达夫借口《女神》出版一周年，主动找上门去，邀请文学研究会同人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这样的活动有一个堂皇的理由；是为了“消除新文学团体间的隔阂，增强彼此间的团结”，结果茅盾和郑振铎等如约到会，地点是一品香旅社，说些什么不清楚，反正一团和气，前嫌尽释，大家摄影留念。差不多同一时期，郭沫若又在美丽川宴请胡适和徐志摩，气氛更为融洽，“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
性情中的文人闹着玩，回想起来颇有趣。写《啼笑因缘》的张恨水，曾得到过茅盾一次随意的夸奖，大约是说文字不错，他因此十分感激，不止一次文章中提到此事。或许名列旧派小说的缘故，张恨水总是戴着顶通俗言情的破帽子，这一派的小说，虽然获得了读者，却坚决不被新文学阵营看好，不仅不看好，动不动还要遭一顿臭骂。写旧派小说的人吵架方面永远是外行，新文学阵营有一致对外的传统，不像旧派文人，天生了一派散沙，不求进取自甘没落，老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张恨水对茅盾的感激充满自卑心理，文人有时候就这么贱，被骂惯了，突然给个好脸，反而终生感激。新文学天生了一种霸气，差不多每个社团都有位能吵架的理论家，譬如文学研究会的茅盾，譬如创造社的成仿吾，譬如太阳社的阿英，譬如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在文人相争中，他们仿佛是足球队的守门员，顽强地镇守着自家球队的大门。
在新旧两派的交手中，新派文人大都占着上风，新文学阵营人多势众，一出手就是个群殴场面。新永远代表未来，代表出路，谁拦着便是找不自在，因此势单力薄的旧派人物惹不起，只能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现代文学上最精彩的一页不是新旧之争，而是新派之间自己的争斗，文人闹着玩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跟自己吵，不同团体之间相互唇枪舌战，你死我活，同一团体的成员动不动也翻脸，从此成为路人，像田汉，本来应该成为创造社最得力的一员大将，因为另一员大将成仿吾的一篇批评文章，从此不和创造社来往。前期的创造社，后期的太阳社，再后期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都是善于战斗的文学团体，而其中最容易闹内江的是创造社一帮人，早期创造社的几员大将，相互之间都曾经恶毒攻击过。
鲁迅把创造社称为“新才子派”，这一派人物刚出现，其行径多少有些流氓气，把出版社的译书找出来挑错，骂得狗血喷头，故意弄出很大动静，使舆论哗然，结果出版社老板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因为翻译图书总有利可图，索性出创造社成员的译书，不仅出书，附带着连个人的作品集一起出，这样一来，嘴也就被堵住了。从表面上看，创造社大获全胜，然而正如鲁迅分析的那样：
“新上海”终究是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眨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努力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予，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把创造社成员倾向革命的原因，说成是因为玩不过“老上海”，未免刻薄了一些，但是真不能说鲁迅这话不对。一九二二年，郁达夫回国，与郭沫若同住在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门市部，一天，两人得知《创造》第一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只卖了一千五百部，觉得“国内的文艺界就和沙漠一样”，不由“哀感”起来，结果“连吃了三家酒店”，大醉而归。这是创业时期的艰苦，情调颇浪漫，渐渐情形好转，终于有了影响，特别是获得青年读者的青睐，成为书商的目标，成为报刊上的红人，但是，一旦这些书呆子真试图和资本主义较量，和老上海玩，想多获得一些利润，便输得一塌糊涂，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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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日本领事抗议《新生》周刊上一篇名为《闲话皇帝》的文章，刊物因此被查禁，作者杜重远被判处徒刑。对于文人来说，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件，在此之前，有左联五烈士的遇难，在此之后，有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被刺，然而这些牺牲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字。北洋军阀时期，文人中确有写文章被杀头的，譬如林白水和邵飘萍，这种杀戮对文人也没有太大的威慑。国民党政权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经建立，它的稳定却是逐步形成，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闲话皇帝》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第一次以法律为准绳对付文人；文章再也不仅仅是被查禁，而是弄不好真的要吃官司。官方审查机构的作用逐渐凸现出来，文人的言论开始受到限制。限制言论自由是国民党想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蒋介石很羡慕希特勒，手下也确实有些法西斯分子，可惜他的文化官僚大都吃干饭，这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出过什么成效。
鲁迅出文集的时候，总是要把那些被审查机关删节的文字补上，而且一定加上说明，让读者明白文化官员们的无聊。在一开始，这些删节显得很可笑，只是在字眼上做文章，有些字不让用，有些影射必须改正。据说当初要求设立图书出版审查制度，也是一些文化人和准文化人自己提出来的，出版社老板考虑到书出版后再查禁，损失太大，不如防患于未然，有些作家是中性的，可是却成了左翼文学附带的受害者，对图书进行查禁时，陈望道的《美术概论》，顾凤城的《中外文学家辞典》，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李代桃僵，全都遭遇不白之冤，与其没有标准瞎折腾，不如人为地让政府组织一个班子，制订出一个审查标准。 结果便是一场闹剧，三十年代的查禁书 目名单，颇具游戏色彩，鲁迅、茅盾、巴金、郭 沫若都有幸入围。不清楚审查委员是些什么 人，反正都是亦官亦文人的活宝，吃力不讨 好，两边挨人骂。是否经过审查，一度成为不 能省略的重要形式，仿佛现在市场上卖猪肉 检验蓝色印章，图书也必须印有“中宣会图书 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样才能上市。事实上， 这种文化围剿收效甚微，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鲁迅的《二心集》被禁，换个书名，改成《拾 零集》照样放在书店里卖。审查委员每天要 看许多字数，显然很吃苦，也很卖命，兢兢业 业，用鲁迅的话说，他们也有对头，自己在找 漏洞，别人在找他们的漏洞，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审查委员会的标准冠冕堂皇，“如非对党 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 其余的“均一秉大公，无丝毫偏袒”。话是这 么说，实际操作并不简单。文字要兴大狱，虽 然遭殃的是文人，没有文人的帮忙也玩不起 来。文人遇上的杀手，往往首先是文化官僚， 位于主奴之间的审查委员，既然还有别人在 找他们的漏洞，因此最聪明的办法，便是从严 发落，有理无理，一概打进冷宫再说。蒋委员 长剿共，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审查 委员们在这方面有过之无不及，在一开始，只 是和苏俄有关要查要删，和共党有关的文字 为“反动”，发展到后来，没什么标准可言，连 鲁迅与自称不左不右的“第三种人”吵架，也 被认为不宜。
《闲话皇帝》让作者坐牢，也让审稿的人 跟着倒霉，有七位审查官被革职。这个事件 标志着林纾当年反对新文化运动时盼望的 “伟丈夫”终于出现，文人的自由时代结束了，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外交事件，实质却体现 了法律的威严，是约束言论自由的合法化。 在此之前，对文字的审查更多流于形式，现在 却意味着动真格。此后，审查制度由于抗战 爆发一度略有松动，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 严，国民党政府做梦都想控制意识形态，因为文人都以站在政府一边为耻。在做思想工作方面，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在行得多，这就难怪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去了台湾，会进一步加紧查禁的力度，而我们所知道的新文学作品，在很长的时间里差不多全都成了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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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承认，自己不止一次“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这是文人闹着玩的一幅漫画。“诅咒黑暗旧世界”这样激烈的词汇，在文人的笔下经常出现，作为时代的捣乱分子，说话越冲的文人越引人注目。苏雪林对郁达夫有过这么一段批评：
他写自身受经济的压迫，尤其可笑，一面口口声声的叫穷，一面又记自己到某酒搂喝酒、某饭馆吃饭、某家打麻雀牌、某妓窠过夜、看电影、听戏，出门一步必坐汽车(上海普通人以人力车代步，汽车惟极富人始乘)，常常陪妓女到燕子窠抽鸦片。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记收入几百元的稿费，菜书局请他去当编辑；一面怨恨社会压迫天才；一面刻划自己种种堕落颓废，下流荒淫的生活；一面却愤世嫉邪，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高尚纯洁的人。
苏雪林是现代文坛上有名的女棍子，什 么人都敢骂，鲁迅，沈从文，逮谁说谁。她对 郁达夫的批评略嫌尖刻，但是也的确捅到要 害。像创造社成员，差不多人人都成了“革 命”作家，他们鼓励读者提刀杀贼，赴汤蹈火， 为人类争光明，自己却好像“脸青似鬼，骨瘦 如柴的烟客”，躺在那里抽着鸦片，大喊“革 命”，大喊“冲呀，杀呀”。鲁迅曾说过，他愿意 和郁达夫结交，因为郁是创造社中最没有“创 造嘴脸”的人，可见，在鲁迅眼里，空喊革命，郁达夫还不算最不像话。在创造社，最大的棍子是成仿吾，他的文学成就最差，除了能记得他在不停地批判别人之外，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作为个案，解剖郭沫若要有趣得多，因为在现代文学中，要说文人闹着玩，他的段位最高，游戏的精神也最足。
作为文坛的标志性人物，郭沫若和鲁迅没见过面，他曾非常伤心地表示了这种遗憾，在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里，的确是一个意外，因为中国文人之间有着太多的饭局，只要一个城市里待着，即使冤家对头，同一张桌子上碰面，这种概率也是难免。度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起吃顿饭是中国人最好的和解办法。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相互都说过对方很难听的话，一个尖刻，一个恶毒，在内心深处，对对方无好感显然没有疑问。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一改昔日作风，对鲁迅的评价不断升级，有时拔高得都有些离谱，以至熟悉其中内幕的人，不能不为郭的吹捧感到肉麻。
文人相轻本属难免之事，譬如美国文坛上的海明威和福克纳，这两位大师就从未谋面，他们之间也互有微辞，但是都是冲文章而去，因为文人的好坏，最后还是要靠作品来说话。鲁迅和郭沫若似乎都不屑于评论对方的作品，在鲁迅眼里，郭是才子加流氓，按照传统读书人的观点，才子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民间故事中识几个字能弄些淫词艳曲的轻薄文人。郭沫若却视鲁迅为封建余孽，他的观点颇有意思，因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动，封建社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因此鲁迅罪大恶极，是双重的反动，“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时间过得飞快，十年前，《新青年》上大骂桐城余孽，十年后，当年的斗士自己也成了激进人士眼里的反动分子。文章乃小道，中国文人动不动就从大处着眼，林纾视新派人物为“覆孔孟铲伦常”，所以盼望伟丈夫徐树铮出来镇压，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对鲁迅的围剿，重要理由他是个反动老作家，“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所以《呐喊》之类的小说，只配撕了去揩屁股。
再也找不到比郭沫若更会玩的文人，他能够理直气壮地扮演刁民，大喊“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不仅骂鲁迅，而且敢痛斥蒋总司令。左联时期，郭躲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发表了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专著，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这本书参考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用“四两拨干金的巧劲，把王国维的创获挪为已有”，结果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不管怎么说，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终于成为一家之言，他的聪明也是一般文人所不能比拟。有趣的是，在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他竟然游离于这个运动的最边缘。一九三三年，蔡元培与鲁迅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茅盾的《子夜》出版，郭沫若却令人沮丧地因为“一时寻欢，由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并过渡给了妻子安娜，郭不得不写信向行医的日本友人求援。
鲁迅死后，郭沫若完全改了口径，他说鲁迅比孔子还伟大，理由是孔子没有“国际间的功勋”，盛赞鲁迅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是中国近代文艺“真实意义的开山”，“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
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
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会对这种吹捧很生气，用郭的原话就是“鲁迅是会蹙额的”。天知道郭沫若说了多少好话，只要是个日子，一定不放弃这种表扬。他属于那种勇于信口开河的人，想到什么说什么。纪念鲁迅成了中国文人一项隆重的政治活动，遇上忌日，必有一番热闹。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已经回国的郭沫若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够恭维得尽致。
四十年代是郭沫若大放异彩的年代，“流氓加才子”没人提了，大革命失败后很长时间脱离共产党也被大家淡忘，他的五十寿辰成为文坛上的大事。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头版上发表文章，称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而郭沫若则是主将，鲁是开路先锋，郭是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的向导。如此高度评价，奠定郭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鲁迅曾对瞿秋白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郭觉得这话很适合表达“我和恩来同志的关系”。瞿秋白是中共党内的失意人士，这个比较并不恰当，郭沫若显然很会和中共领导人打交道，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他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个旧怀表，立刻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毛珍惜这份友谊，据说生前一直都带着它。
由于战时生活单调，郭沫若的戏剧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娱乐，有一次，他主动争取扮演《棠棣之花》中的死尸，一动不动地在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郭的会玩充分体现在他善于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善于和各式各样明星似的人物来往，他很擅长于扮演名流的角色。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郭沫若突然气势汹汹地写了一篇檄文《斥反动文艺》，痛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用辞之激烈，与当年谩骂鲁迅相比，更加气势汹汹。两天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大骂胡适，并预言“胜利必属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在同一天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公开号召知识分子要甘心做“牛尾巴”，率领大家痛饮“牛尾酒”。有人把沈从文的自杀，说成是被郭痛骂的结果，这结论过于简单，然而说造成了巨大恐惧，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时候，文人之间的闹着玩已经很不好玩。一年以后，解放军如郭所预料的那样进入北平，在回答《新民报》记者的提问时，沈从文结结巴巴地说：
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我对郭先生工作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我的心很钦佩。这是典型的口服心不服，口是心非，要说挨骂，沈从文并不是第一回，但是这次他真的害伯了。四九年的春天，许多文人来到北平，准备为新政府工作，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沈从文的好友，他们去拜访沈从文，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全无老友相逢的激动。
7
文人之间闹着玩，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文人不争就不是文人，但是一定要辨别是非，区分正邪，争出胜负，希望“伟丈夫”出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可能是坏事。有理不在声高，有话好好说，文人玩政治，玩到临了，被玩弄的恰恰是自己，魔瓶的木塞往往由文人亲手打开。三十年代的苏联大清洗，审判一批苏军统帅，作家协会迅速做出反应，征集签名拥护死刑，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当时有很多人努力做思想工作，包括作协领导和他的夫人，按照一般理解，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即使不掉脑袋，起码也要判个十年八年，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却安然活到了斯大林去世，于是有人因此认为，斯大林对文人的态度，要比对军人更慎重。
爱伦堡在谈到这一奇迹时，曾说帕斯捷尔纳克的幸存，与百依百顺的作家科利佐夫被处决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换句话说，游戏规则一旦打乱，当权者怎么做都行，怎么做都对。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过分抬高自己不是好事。一九五七年，我的父亲和一些朋友响应组织号召，打算办同人刊物，曾向文坛前辈巴金征求意见，巴金示意不要弄，父亲觉得他胆子太小，已经落伍，不听劝，结果不明不白就成了右派。父亲和方之为此抱头痛哭，而心中最大的委屈，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文人闹着玩最大悲剧莫过于此，只知道是错了，错在哪里，不知道，这里面竟然没有逻辑。
一九七六年五月“反击右倾翻案”，邓小平再次下台，同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极左势力走到尽头，郭沫若分别填写《水调歌头》，以示热烈祝贺。我对古典诗词没有研究，听一位熟悉他为人的前辈说，以郭的旧学修养，还可以写得稍好一些。这是一句很精彩的玩笑话，充分体现了老派文人的机智。我忘不了那位前辈的不屑表情，在这个直截了当的表情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台词。
王小波曾说过，知识分子能做两件事，是创造或者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文人相争，闹着玩玩，本来是为了更有利于精神财富出现，结果却走向它的反面。
200D年5月16日 河西碧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