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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昌耀的一生是和诗歌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他离不开诗歌，冥冥中的一切，爱与命运的词汇在他的笔下起着纽带的作用。昌耀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诗人后期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很多诗作以不分行来表达，有很强的知性张力，形成宏大的诗歌个性。无疑，昌耀的作品正以丰富的内涵和日臻独特的艺术性和风格，被为数渐多的读者所接受所肯定。
       ——兰坡
       如果说海子之死是一个“神话”，那么昌耀之死则是一个“象征”——他的“灿然西去”与其说标志着那一代诗人受难史的结束，还不如说是把一部受难史推向了壮烈的高峰。昌耀的诗，代表了中国诗歌中雄迈、孤愤、硬涩、异质、边缘化和非主流的部分，他的“旷野呼告”曾长时间无人喝彩，在同辈诗人中也几乎是曲高和寡，但他诗歌的魔力、苦呤与对咏的庄重风格赢得了青年一代的心，他赤子与圣徒的形象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记忆，他已经拥有了将来，或者说用“将来时”拯救出了“过去时”——这是他用全部体验和启示开辟出的持久影响力的未来。
       他活了64岁，正值诗艺的成熟期。读过他的近作，也未见诗才衰退的丝毫迹象，他仍是充沛的，且越来越走向内施，这是一个奇迹，也给了“诗是青年人事业”的说法有力的反驳。他未能享尽天年，但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我们得以领略全部悲壮的使命感/是巨灵的召唤。”（《巨灵》）去做到：“这道路很长很长，这日子很短很短/值得把精神全部投入。”（《一天》）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样，他只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诗人潜在的痛觉转化为历史的悲凉，他的写作仍是以一种英雄方式对平庸的排拒。联系到他的一生，集纳了时间的、地域的、民族命运的、特别是个人身世的全部磨难，但精神的圣火始终不灭，心灵一直保持着可能的热度，以迎接那只涅的凤凰的莅临。所以——也时常——他的诗人形象比他的诗作更容易打动我们，赢得我们的心。而只有当诗人的形象上升为纯精神化身的象征和隐喻，他才不被时间遗忘，并光荣进入民族记忆。
       青海高原，大河之原，边城西宁……他的流放地兼精神栖所。由于昌耀，青海在我的眼中变得美丽和神圣，诗人在一个地方足够耐心地生活了几十年，直到那片土地成为他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直到他赋予这片土地以生命。——是诗人诞生了地域而是地域诞生了诗人。青海高原已融入他的生命和作品，构成了一个圣经式的背景：巨型的高台，大荒中的祭献，两条大河交错成一个十字架，荆冠下的诗人真正配得上“呕心沥血”四个字……现在，一辆死神的高车载走了我们热爱的诗人，他清瘦、憔悴，受尽了病痛的折磨，肉体成了一具多余的枯槁，他用残剩的最后一点力气选择了去主动（提前）赴死……“痛苦是深及骨髓的事实，让心脏失血，让体表盈汗，让我的四体、五官在呓语中缓慢地消失。”（《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
       关于死亡，诗人并不比常人拥有特殊的“豁免权”。昌耀的诗仿佛是金属铸成、石头垒就的坚固城堡，里面成长着全部的筋骨，回荡着天地之大气，其节奏的铿锵屡屡使人震撼。但他有一只多么脆弱的肺，它被长期的烘烤和郁闷毁坏了（——郁闷曾毁了卡夫卡、契诃夫、鲁迅等人的肺），早在1992年，他就感受到了这种烘烤的酷刑，这是一个死亡预言：“烘烤啊 ，烘烤呵，永怀的内热如同地火。/毛发成把脱落，烘烤如同飞蝗争食，/加速吞噬诗人贫瘠的脂肪层/他觉着自己只剩下一张皮。”（《烘烤》）昌耀先生的肺是罕见激情和无限坚韧性的一个居所，是烈风中涨得太满的帆，是“受难的贝壳浸透了苔丝”。它呼吸过高原的阳光粒子、午间热风、荆棘之水、尘埃与飞雪、天籁与悲怆，现在呼吸进了死亡：一个安眠的家乡。
       这只肺在青海高原吸进了第一口清新的异域之气。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他才二十出头，与高原相遇使他忘却了个人厄运中的种种不幸，他一开始就不是那种猎奇的匆匆过客，他是一个精神筑居者，大自然的晤谈者。那时的诗作，质朴、亲切，充满了惊喜、欣悦和新鲜的发现，由于情不自禁地歌唱而获得歌谣式的清新风格。他歌唱美的泥土、美的阳光，颂赞自然的伟大和生活的不朽——
       从四面八方，我们麋集在一起：
       为了这夜色中的聚餐。
       篝火，燃烧着。
       我们壮实的肌体散发着奶的膻香。
       一个青年姗姗来迟，他掮来一只野牛的巨头，
       双手把乌黑的弯角架在火上烤炙。
       油烟腾起，照亮他腕上一具精巧的象牙手镯。
       我们，
       幸福地笑了。
       只有帐篷旁边那个守着猎狗的牧女羞涩回首
       吮吸一朵野玫瑰的芳香……
       ——《猎户》
       整个1980年代，早期诗歌中掮来野牛巨头的青年逐渐演变和确立为“强男人”的形象。激昂的抒情主人公衍生为：认识自己路的独行者、旁乡僻壤爱的奴仆、天野之极的游牧民、朝向东方顶礼的驭夫、整盔束甲的武士、背弓和腰缠蟒蛇的射手、热病燃烧膏脂的关西大汉、土伯特女人的瘦丈夫、拓荒千里的父亲、月下弹剑的古狂人……等等。其雄迈的风格可能与当时的西部开发热有关，时常包含着隐秘的政治抒情、报国用世之心，仿佛到了人类英雄诞生的时刻，诗歌里曙光耀眼，一种雄风铺盖而来，席卷而去。“强男人”的形象幻化为一百头雄牛而抵达了一个壮美、绚烂的极致：“一百头雄牛噌噌的步武。/一个时代上升的摩擦。”“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投影大地。/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垂布天宇。/午夜，一百种雄性荷尔蒙穆穆地渗透了泥土，/血洒一样悲壮。”
       诗人显然是喝了“血酒”的，所以他狂放、热烈、呼啸，——这些诗都用力很猛，他从事的乃是灵魂的重体力活。如果说中国存在着一种被忽略的“荒野文学”的话，昌耀这时期的长诗《慈航》、《山旅》、《划呀，划呀，父亲们》、《青藏高原的形体》、《听候召唤：赶路》等的确提供了这一文学的典范之作。
       1990年代中后期，昌耀经历了一次大裂变、大彻悟和大诞生，有他一大批不分行的诗作为证。他解决了诗歌分行不分行的问题，成为“大诗歌观”的主张者和实践者。他说：“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醛”（《昌耀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不分行的诗作呈现出颓圮的建筑风格，美的“黄金分割”和生命体验的“对称性破缺”，命运中的牛头马面和魑魅魍魉开始对话，其内倾性和内省性触及了心灵“孤独的内陆”上的焦虑、悲苦和挣扎，仿佛是夜半的独白、谵语和梦呓：一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的狂草。其诗风的的怪异、狰狞和阴郁令人想起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但场景要将西方都市置换为中国边城。昌耀意识到痛苦是整体性的，不只属于个人，诗歌理应成为“噩的结构为情感带来的惊愕的宝石。”他笔下出现了乞食者、街头流浪汉、民工、马戏班演员、黄袍僧人、幽默大师、店堂伙计、卡车司机、病人、盲者、土伯特艺术家……他对人群抱着大悲悯和大体谅。他“从一个暧昧的社会主义分子成为半个国际主义的信徒”，“精神的栖所乃是出于人性普遍认同的良知……”（均见《昌耀的诗》后记）
       我知道昌耀先生在不少人面前肯定过我的诗，我一直视作是他对晚辈的奖掖和关爱。但同在大西北，却始终未能晤面，这是我毕生的遗憾。1996年他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写过一篇短评——《心灵率直真的笔记》，文章写在稿纸的背面，铅笔字，淡而内敛的笔迹，就像他的生活和为人、从不愿意轻易去打扰别人……他的木讷和羞怯被人称为“神光内敛”，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昌耀先生在青海的生活会时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悲苦笼罩他的牺牲之美，他显然是那种缺少人间纯情关爱的人，以至于一位南方女诗人的几句真诚，但并非很得要领和赞誉之辞被他十年内屡屡引用、念念不忘。这是诗人孩子气的感激心态，但不知为什么却有点令人心酸。当我的朋友、甘肃诗人叶舟语气沉重地在电话中告知昌耀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却出奇地克制和平静，因为我知道病痛已把他折磨得太久，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而在此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将昌耀作为西部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给了几分钟的镜头，我们的诗人显然受到了摄像机的惊扰，在青海省作协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忙乱着，说些听不太清楚的话，我在电视画面上突然看到桌上一大堆书稿旁放着一只肮脏的醋瓶，就是西北穷困农家常见的那种——那时，我流泪了。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2000年3月23日。死亡之日正是诗人诞生之时。也许我们不该以过分的悲痛而要以沉静的心情为昌耀先生送行。当他的尘世生涯结束，他的生命已融入他的诗篇，融入我们的爱。“尘埃落定，大静呈祥。”（《螺髻》）他注定是在死亡中复活的诗人，因为他灵魂的“慈航”已踏上朝向永恒的长旅。让我们牢记并高声念出他的诗句——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