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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位朋友来电，说近日几家报纸同时刊出两条新闻，一条是我的妻子撰文恳求诬陷者们铙恕我，另一条是白先勇先生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严厉地批斥了我。 我一听便笑了。任何谣言都是自我写照，这两条假新闻下意识地吐露了一种人格习惯：自己遇到麻烦便苦苦求饶，朋友遇到麻烦便落井下石。 这使我想起“文革”中一番出现的图像：一场场日新月异的斗争，不在乎事实，只在乎“态度”，而备受称赞的“态度”正与求饶和卖友有关。
       多年的训练和遗传，已使那些人不能想象另一种人格习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求饶，也决不卖友。我用不着作任何核对，在第一秒钟里就可作出判断：白先勇先生不可能凑这个热闹。因为这里包合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有一种不必核对的稳定性，就像险径边的栏杆、惊涛中的浮标，总是可以信赖和依靠。
       二
       想起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被邀参加两项学术活动，与散文无关。一项是白先勇先生读了我的《中国戏剧文化史》一书，推荐我在一个昆曲研讨会上演讲；另一项是现任历史博物馆馆长黄光男先生读了我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邀请我在一次现代美学研讨会上演讲。照理两项邀请加在一起颇有力度，谁料，阻难重重，我被滞留在夺港束手无策，好不容易才赶上台北研讨会的闭幕式，而闭幕式为了等我还拖延了一个多小时。
       造成这样的麻烦其实与白先勇先生毫无关系，他也是从美国赶来的，并不是东道主，但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反复地质询东道主是否在哪些细节上疏漏了，天天设想着如何补救。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由他担任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对我进行采访。这真叫“折煞我也”。他在全球华文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人所共知，已经很少回台湾，因此一举一动都被各报记者密切追踪着，怎能想象他反倒摇身一变而成了“记者”?
       那天晚上他真的来到了我住的宾馆，手上拿看一张纸，认真地准备了几个与昆剧艺术和东方美学精神有关的问题，逐一“采访”。他反复向我道歉，说自己从来没有采访过别人，不知像不像。录音机在悄悄转动，四周坐着一些闻讯起来的真正的记者，第二天，一篇名之为《至情至美》的谈话录被整版地刊载出来。
       我心里明白，他设计这样一个让人吃惊的补偿方式，并不仅仅是为我。当时两岸文化界的交流还没有真正开始，彼此间还存在总大量可笑乃至可怕的误会，两方学者在第三地开会，还不敢互相打招呼，连这次接待我的一位女士也一直担心我走在台北街上会不会遭到伤害，其实当时台湾谁也不认识我，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白先勇先生先人一步，一眼看到了超越于层层积怨之上的沟通方位，那就是中华文化的千古话题。他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最高行为方式来尊重一个来自彼岸而又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文化人，无疑是在申述一种久违的文化态度，造就是君子风范。
       在这之前，我已在大陆多次见到过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观看昆剧《长生殿》；第二次见面是广州上演他的《游园惊梦》，我担任文学顾问。那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文化界、新闻界还有很多人习惯于绷紧了思想等着他说出一些有刺激性的社会评判和历史断语，但很快就失望了。他不想违避社会历史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一旦由他吐露全都变成了沧桑冷暖、人生感叹，因此也很难声色俱厉；而让他双目炯炯的话题，永远是中国文化之美。一个有着著名家族背景和国际文化视野的大作家竟然如此?人们惊讶了，但很快又清醒了，明白了在仇仇相报的循环中，文化的介入意味羞什么。
       我也曾一度疑惑：他如此温文尔雅，难道就没有强烈的是非取舍吗?后来经历了一些事件，才知道他不仅有，而且比我想象的都强烈，只不过他所取舍的是非，是真正的大是大非，关及人类文明的终极标准，绝不琐碎。不仅是他，我所熟识的海内外文化大家几乎都是这样，要从他们嘴里听到对同行的诋毁，真是万难。所谓“文人相轻”，只发生在某些层面，有明确的上限。白先勇先生在谈话中从不涉及文坛纠纷，好像与“文坛”整个无关，偶尔谈到某些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则总是赞不绝口。他没有称赞的，可能就是他不大喜欢的吧?但他毕竟是个多元文化论者，知道对于自己越是隔阂的东西越没有发言权。这就像，他喜欢圣芭芭拉这座小城市，便把自己的大半生交给了它，但他怎么会因此而贬损世间其他城市?这是人生常识，也是文化原则。他常常感叹中国现代文化因否定前人和他人过甚而失落根基，难有建树。这种情况使他产生了一种悲悯情怀，即对中国文化，也对中国文人。悲悯情怀也可简称为“悲情”，最早在他的来信中看到这个词我还弄不明白准确含义，但已可推测与这两个字在大陆的通常理解很不一样，后来在来信中一再出现，慢慢就领悟了。在愚昧和野蛮的旷野中出现一点文明的细流极不容易，把这种文明点点滴滴地留存下来更不容易，可叹人们总不知爱惜，包括不少文化人。他在令港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破坏那么彻底，世界上好像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痛恨，好像必要去之而后快”。但如果全然“去之”，文化人何以安身?中国人何以立命?因此他产生了悲悯。悲悯的结果，不是痛斥，而是引领，引领大家去看旷野里留存的点滴文明，然后小心翼翼地捧持起来。在早巳习惯于拳脚来往的领域，反倒是这种捧持的动作，令人惊心。
       回想八十年代他第一次田大陆，面对浩劫方过、百废待兴的情景，他那重叠着东西方高层坐标的内心不能不感受到全方位的颠荡，但是谁能想到，他寄田台湾发表的文章居然是这样写的：
       这次重回上海，最令我感动的
       一件事就是看到了上海昆剧团演出
       的全本《长生殿》。……三个钟头下 来，我享受了一次真正的美感经验。 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 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 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 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 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 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 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 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的是，经过“文 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 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而“上昆” 成员卓越表演又是证明昆曲这种 精致文化薪传的可能。昆曲一直为 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 得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 实在太粗造了，须得昆曲这种清致 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我初次在《联合文学》上读到这篇题为惊变》的文章时也是“深为感动”，不是因为他替上海说了好话，而是因为他这种一见像样的文化成果便神醉心驰、不计其余的纯粹精神。可以想象这类文章以他的大名列出，在当时会使多少海外华人减少心头的隔阂，重新体验中华文化的永恒内质。 说到这里，我想，我已经触及了更深刻意义上的君子之道。 对于荒芜，他会痛惜，却不会嘲笑。因为痛惜，他会百倍细心地拾捡，若有所得，便心悦诚服地朝拜。因此他高贵而不高傲，随和而不随俗，他心中没有寻常是非，最大的是非是文明的消长；他一生没有太高的私人目标，最高的心愿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他把复兴的期限定在二O一九年，即五四运动之后一百年，有点天真，却非常认真。我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读到这封阐述中华文化复兴年限的来信产生很大震动，田国后便郑重地在岳麓书院转告给湖南读者。天真，本是君子的一大特征，君子重道义而轻谍术，焉能不天真?文化的一脉生机就是凭着一群君子的天真企盼截截延伸的，八百多年前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君子曾在岳麓书院讨论过中华文化的内质，也是书生意气，不乏天真，后来也曾屡遭贬损，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但历史终究首肯了他们的讨论。我想，即便中华文化不能如期复兴，人们也不会嘲笑白先勇先生的憧憬。
       三
        就在读到白先勇先生来信的前两天，我在新加坡遇到了老朋友王润华教授和他的夫人淡莹。从这对慈爱的诗人夫妇背后，闪出一个叫何华的年轻人。这让我兴奋不已，又想起了白先勇先生。
       原来，白先勇先生八十年代首次回大陆时曾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读到了该校一位毕业生的一篇毕业论文《历史之门》，论的是他的小说，学生的名字就叫何华。白先勇先生有点惊讶，想不到阻隔重重的大陆也有年轻人如此准确地理解了他的作品。自己的作品成了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这对像他这样一位作家来说应该是很常见的事，我当时也没太在意，但我显然低估了白先勇先生面对大陆年轻一代身上闪现的文化悟性所产生的激动。何华毕业后到家乡安徽做了一名记者，当然也无法再研究白先生的小说。但是，此后很多年，白先勇先生只要来信、来电和见面，总是一再提起何华，希望我能有所关照。我前些年有很多时间住在安徽，确有不少机会邀请何华来家里坐坐，或到合肥一家叫久久隆的餐馆吃饭。交谈中发觉何华很苦闷，狭小的空间和复杂的人事使这位习惯于仰视历史之门的年轻人不知所措。但是，无论是何华还是我，都没有向白先勇先生说起过这种情况，而白先勇先生则凭着一位作家的敏感远远地发现了问题，他很想为何华扩大一个空间，以便从国际视野上来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只是他作为一个深居简出又不愿麻烦别人的作家，在这方面的能力有限。一年年过去，不知托过了多少人，终于有一天他找到新加坡大学的王润华教授，恳切地说：“我有一件私人的事情想托你……”他亲自执笔推荐何华报考该校的研究生，并指定我为另一个推荐人。
       王润华、淡莹夫妇显然被白先生感动了，他们现在对何华的照顾程度，使我妻子看了之后惊叹不已。淡莹像母亲一样为何华端汤搛菜，而王润华教授还在一旁自语：“白先生说是私人的事情，但他从不拿真正私人的事情麻烦人。别人的事，再小他也认真。”这我相信。记得九O年突然接到白先生的电话，他已在上海，从杭州赶来，立即要去石家庄。我见到他，满脸倦容，原来是为他的一位得了绝症的朋友束手找救命良药。从美国起来，纵横九州大地，如此一位大作家，粘到穷乡僻壤去一一吁动乡间名医的家门，这个情景实在很难让人平静。那时他与我谈起觅药的过程，俨然已是一位中草药专家。顺便他告诉我，那位得病的朋友是他中学的同学，也是余姚人。
       君子之道很大，又很细。我不相信一个漠然于朋友的困境和灾难，甚至随口贬损朋友的人，能在文化上做出什么大事。
       ——正在写这篇文章，又接到白先生的电话，说他刚从美国到台湾，还没有住定，有一位影视界的朋友找他，希望他动员我准允他们把我的散文拍成影视作品。其实这正是白先生多年来不断向我建议的事，为此他还特地寄来一部厚厚的英文版的《欧洲文明》电视专题片脚本。他万分认真地代我询问了他们的拍摄意图，甚至还谈到了我的利益，然后立即打来电话通报。
       他给我介绍的影视制作人就是著名演员刘德凯先生。我立即就信任了，因为九年前他给我介绍的尔雅出版社的隐地先生就是一位在品德上几乎无可挑剔的真君子。君子当然也会上小人的当，但他们的基本网络必然是君子。这是文明的渠道，即便已近干涸，一有水流也还是淙淙峥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