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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十世纪日渐远去，站在二十一世纪门槛回首远望，时光倒流，在开埠百年后的上海这片热土，写下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都老化了。我有时想，上海人一生住过多少房子?搬过多少次家?经过多少折腾?留下多少人生轨迹?这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回答。
       我四岁到上海，时在二十世纪初叶。最初住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在这个“下只角”搬了几次家，都是旧式石库门房子。这种格局沉闷的建筑，连结着我的幼年。无非是小天井。客堂间，二层阁，亭子间，前厢房，后厢房乃至三层阁。每一个小小的空间，就是一户人家，是小市民赖以栖身的所在。那压抑狭小的居处，令人窒息。虽然石库门房子的构筑样式有所区别，但大同小异，久之形成地方色彩浓厚的典型民居。现在这些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随着城市的改造日趋衰微，也有不少像历史陈迹般加以保护，给人提供旧日的上海景观和想象。
       我很怀念有成排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难忘的是弄堂里有声有色的叫卖声。爆炒米花的，卖梨膏糖的，收破烂旧货的，卖“长锭”的，卖臭豆腐干的，挑担卖馄钨饨的，卖白兰花扼子花茉莉花的，南腔北调，此起彼落，给长长的灰色弄堂里，带来热烈的生活气息。印象最深的是冬夜里卖檀香橄榄的。寒冬腊月，夜色深沉，弄堂里远远传来檀香橄榄的叫卖声。这是一天中最后的叫卖声，也是所有叫卖声中的尾声。在北风怒吼的寒夜，卖檀香橄榄的沙哑声音有几分苍凉，直至人走远了，还拖着一缕摇曳的层音，令人无端感到寂寞。这时夜阑更深，长夜更荒寂了。
       几年后，我的父亲与人合伙在南京路近马霍路(今风阳路)经营一家小饭店。这是三十年代初期，小饭店地处上海繁华地区，距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和国际饭店都不过数十步之遥。近邻有一家美美时装店，是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的夫人华妲妮开设的。我们一家住在小饭店的三层楼。窗外视野开阔。窗户对面是占地四百余亩的跑马厅，中间大片草坪，四周围绕着宽阔的环形跑道，在高楼林立的闹市，有如一片绿洲。入夜，越过一望无际的跑马厅，夜上海绚丽夺目的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极目远眺，面对大世界的旋转霓虹灯香烟广告清晰可见。
       平时，绿草如茵的跑马厅倒也安静。清早或黄昏时分，常有三二骑师悠闲地策马小跑，跑跑停停，大概是日常的驯马演练。到了春秋两季大赛马日子，全市如同节日的盛会，人山人海。圆弧形的大看台，层层台阶上人头攒动，时时爆发出疯狂的叫喊和沸腾的欢呼声。我在家里三楼窗台俯嫩，一群奔马扬起如烟似雾的飞尘，急遽的马蹄声疾驰而过。骑师们艳丽的彩衣在日光下闪耀。
       这是上海场面最大的露天销金窟。
       有时，跑马厅跑道上响起苏格兰乐队嘹亮悦耳的乐声。一支队列整齐的苏格兰军乐队，身穿民族色彩很浓的彩格短裙，头戴耸起的军帽，肩头斜搭着苏格兰风笛，一路上悠扬顿挫吹奏着军乐，选题而过。不知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军乐队。每次见到这场面，我总是目迷神驰，很喜欢这种有独特情调的乐队。
       以跑马厅为中心，周边路上有不少相应的设施。成都路上有成排马厩，常见马夫牵着披戴齐全的赛马穿梭而过。路端有两座高约三米的巨大石翁仲，被供在石龛里，时或可见香烛的余烬，这就不能不和赌徒的拜祭财神保佑联系起来。我在附近的小学上课，马霍路上有几家打马铁掌的铁匠店。马儿固定在特制的木架内，弯着马腿，让铁匠换马掌。小学徒拉着风箱，炉火熊熊，火花四溅。铁锤起落有声。放学后，我好奇地兀立在一旁观看。马儿换铁掌想必是很疼的。也许它早已习惯。马儿被绳索绑住，动弹不得，发出嘶嘶的鼻息声。这是给马儿换“新鞋”吧。换上“新鞋”后，又将被牵上跑马场，为主人腾跃飞奔。当它老了，不能跑了，怎么办呢?我不知道。那时我是个小学生，我有很多疑问，说也说不清楚。
       跑马厅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钟楼。对着家里的窗口，大钟的钟面就在眼前。钟声融入我儿时的生活，一直到父亲的小饭店宣告停业为止。从建筑的角度观赏，这座钟楼具有庄重的古典风格，同外滩海关大钟一样显示城市的时间。现在钟楼依旧，内外修缮后改为美术馆，赋予这座钟楼一种高雅的文化气息，这实在是市政建设规划的一个好主意。
       我十二岁大病一场。病后，住在祖父供职的上海鸿宝斋石印局内，办公楼上的厢房间。石印局地处威海卫路(今威海路)成都路以西，沿街宽阔高大的粉墙，嵌着两扇黑漆大门，进门便有一股书卷气。我在隔了一条路，大沽路的振西小学就读。我们寓居的楼房外，路边的大树枝叶在窗前披拂，布满一片绿荫。屋后石印车间虽然相距较远，仍能听到机器的轰响，常常吸引我到车间探视。厂房隔着一层厚重严实的棉帘，是用来隔音的。每次我掀开幕布似的阔大门帘，步入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扑面而来，顿时淹没在喧闹声里。我不知道有多少石印机，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片。这种较原始的老式石印机，每一台都是庞然大物。石印板上满是漆黑的油墨，履带不断转动，工人站在高处的踏脚板上手工操作。车间光线路淡，靠着倾斜的屋顶上许多方块天窗采光。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种古老的印刷方式，生产古代流传的书画。许多年后，某次途经闽北一小城，意外地从当地一位老师手里看到《唐诗三百首画谱》，印制者是上海鸿宝斋书局。我讶然出声，惊异于文化传播的广远，未受岁月和地域的制约，一本石印图书竞流传到偏僻的闽北小山城。
       祖父继承上代衣钵，与文化事业结缘。我跟随他数年，从童年开始对文学的兴趣，此时得以扩大和延伸，盖来自祖父与同业出版界的交往。他有两本古风的小折子，一本是与同行在酒楼谈业务小酌挂账用的。另一本则通向书市，买书可记账结算。这就给我购阅书籍开了方便之门。
       通常在星期六晚上，祖父带我同乘一辆黄包车，直去四马路(福州路)望平街，这个街区是上海著名的文化街，大小书店望不到尽头。其间也有菜馆酒楼。祖父是同宝泰酒楼的常客，进门便有伙计招呼上楼。这家酒店与绍兴咸亨酒店属同一格局，不过它有楼座。楼上与楼下之间，设有一个立柜式的空洞，装有辘轳，堂倌将顾客点的酒莱名称数量，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地向洞口喊下去，不一会就拉着绳子，将酒菜从洞口吊上楼来。这个传送酒菜的洞口，如同一个魔术洞，是我很感兴趣的一种装置，只有那些老式酒楼才能看到。祖父慢慢品尝新开甏的太雕，至少两个多小时。同宝泰面对一品香番菜馆，绍酒店主要卖酒，也代理顾客外买菜肴。我吃饱了一份番菜(西菜也)，就下楼上街逛书市。
       同宝泰毗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家书店规模最大，历史悠久。转身又到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北新书店和世界书局等，都在相距不远同一条街面上，也是我常到之处。有时也到单开间门面的简陋小书店，门内柜台上，大抵是七折八扣的廉价书，以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古籍翻印本居多，也有新文艺作品，杂乱无章地堆置在一起，任人挑选。每次逛书市是不断的发现，我记下一批五四新文学名著和外国翻译名著的书名，由祖父凭折子请人购取，大概半年结一次账，享有同业的优惠价。在石印局住处的绿窗下，我摸索着文学之门、热切地。一知半解地走近传世名作，熟悉文学巨人的名字，通过他们创造的文学世界，想象人类无比丰富无比辽阔无比深邃的生活天地。那些日子，是我小学毕业前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
       抗战前夕，我住入一栋落成不久的新式里弄房子。当年是法国租界所属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位处亨利路(今新乐路)口。房子在小巷深处，弄堂对马路有一家白俄经营的面包店，店名契里科夫，出售自制的罗宋面包。老板娘肥胖如一个大酒桶，很像一只庞大罗宋面包的广告，颇为引你人注目。这条路上的几家店铺都有点洋气。街上行人稀少，浓荫如盖，是很幽静的。如果以我们这条弄堂为中心，前面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近处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都在指顾之间。这个街区，可谓十里洋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霞飞路是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条长街。老上海走遍天涯海角，心里永远有一个霞飞路情结。这条路笔直向西区伸展，有轨电车的轨道，就在这条路面上闪着两条银亮的直线。一串叮叮哨哨的铃声响过，路上更清寂了。霞飞路具有独特情调。首先是马路两旁，人行道的边上，间隔一定等距，矗立着成排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叶青葱繁茂，亭亭华盖在道路上空相互交错，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形成一条富有诗情画意的林荫道。在红尘万丈，市声嚣杂的闹市，这条林荫道以它高雅的格调，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种韵致，一种优雅的美。
       当然，这也是一条市街。酒吧间、咖啡馆、面包房、西餐馆、时装店、古玩店和夜总会等等，洋溢着异国情调。行人也不拥挤，宜于闲适地散步，享受那一片旖旎风光。这些情景，昔年在我家楼窗前举目可见，后来逐年为层层高楼挡住了。
       我在亚尔培路度过整个青年时代，据有一个亭子间。亭子间在上海旧式石库门房子的名气很大，其实既无亭子，房间小而阴暗。它在灶披间楼上，油烟弥漫，夏热冬寒，是二、三十年代革命或向往革命的穷文人安身立命之地。后来经伟人一讲，“亭子间作家”忽然名扬四方，不过这个称号似乎并不光彩。
       我虽然住在亭子间，却不属于前人住过的那个时代的亭子间，但终归还是亭子间。朋友笑称，亭子问是我青年时代的背景，倒也是事实。在这背景里，我追求光明与理想，学习文学创作，编织堇色的梦。我的亭子间角角落落都堆满书刊报纸，只有一张用肥皂箱和旧木板架成的书桌，我就在这块木板上不顾昼夜地练笔。
       抗战烽火四起，也染红了我的亭子间玻璃窗，燃起我的爱国热情。上海孤岛时期，我向王任叔(巴人)、冯宾符等地下党人编辑的《译报》和《译报周刊》投稿。在柯灵主编的报纸文艺副刊《世纪风》、《浅草》和《草原》撰文。和伙伴们一起编辑《野火》文艺杂志。参加林淡秋、钟望阳、王元化等同志领导的文艺通讯运动，由“文通”受命编辑大晚报《文艺周刊》，都和我的亭子间息息相关。亭子间很小，朋友们会晤时，都只能坐在床边和一把仅有的藤椅上。然而简陋的生存空间，并不影响我们以文字对残暴的日伪势力进行隐蔽的抗争，为我青年时代的背景增添特殊的色彩，也是我在上海漫长生活中的重要章节。
       有人称我“老上海”，我无以应对。除了我的工作调到外省的那些年代，我的大半生岁月都在上海度过，上海和我的生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我老了，叶落归根，孤单地守着我的上海老房子。我不知道居住上海的上海人，哪些人有“老上海”的资格，有多少人可称为“老上海”，这是耐人寻思的有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