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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个时期，不大注意前世的东西。在二十岁前，那还是“文革”的后期，我对脚下的土地曾发生过什么，知之甚少。后来偶然读到了鲁迅的书，才知道文章还有另一类的写法，那文字的背后，隐隐地拖着长长的影子，似乎几千年来的苦楚，都集中于此了。而在同代人或父辈的作品中，永远看不到词语后悠长的时光，以及远逝者的灵魂。我那时便感到了鲁迅的神奇，最初的印象，不是斗士、勇者，倒仿佛看到鬼气和血腥。那森然的气息，几乎将我窒息了。
这感受一直持续了多年，伴着我度过了无聊的青春年月。直到三十一岁赴京，成为鲁迅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还那么强烈地挥之不去。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以文字的方式，向我们暗示了那么丰富的历史。在和他碰撞的瞬间，我懂得了回溯过去的快意。
鲁迅是中国的异类，昨天是，今天是，明天大概也会是。自二十年代起，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过。我记得在编《被亵渎的鲁迅》时，翻看前人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他一直在世俗的话语之外，但又是世俗语境绕不开的存在。那些自命是鲁迅弟子的人，与其均有距离。鲁迅的寂寞，是必然的。
他似乎从未年轻过。读他最早写下的文字，虽不乏冲荡之气，但暮岁般的苍冷，尽入笔端，给人以悠远浑厚的感觉。这一切缘于他早期的记忆，家境的破败，世间的冷眼，甚至儒道释渗人民风中的苦涩，已把他少年仅有的快慰驱走了。我读到他中年时写下的随感，曾经感动于他的惨烈、沉郁。那仿佛从地狱里喷出的岩浆，恐怖里夹带着无边的热浪。在明暗交替之际，在高低起伏之间，身边的冷意似乎在慢慢消失。你可以在那儿读到一点章太炎，读到一点尼采，但仿佛又都不是，那是只有他自己才会有的声音。和那些仅会憧憬，只能呻吟的五四文人比，鲁迅的气象，是驳杂的。
没有谁像他那样在自虐中苦苦地书写着，好像蘸着自己的鲜血。他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对家庭，对社会，自有一种绝望的看法。但他又不甘于沦人“前定”的苦境，而在灰暗的大泽里踽踽而行。但他的苦行又非顾影自伶者的弱态；那里流动的声音是那么强大，常常让人惊魂动魄。你读一读《孤独者》、《野草》，当会惊异于它们的阔大。张承志与刘恒，都从中学到了什么。鲁迅的文字，直到今天还滋养着那些不甘沦丧的人们。
记得林贤治对我说；“鲁迅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们跟他不上。”是的，当我们无法与其并行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而这背影，把百年间的历史罩住了，把我们的命运罩住了。我们命定在他的影子下生活。当向鲁迅说几句笑话的王朔直面生活时，与其共存的，不还是大大小小的阿Q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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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怪事，研究鲁迅的学者越多，越说不清鲁迅是谁。围绕他的论战常常是政治式的。但在纯粹学理的静观者中，争执之烈，亦非外人可以想到。如果谁要了解近八十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是个标本。各个时期的文化流行色，都涂在了那里。
鲁迅不是一个不可以说“不”的人，但也许是最经得起说“不”的人。他的隐秘似乎是揭示了人的有限性。而在颠覆正人君子的神圣、庄严的仪表时，他也颠覆了自己。他的一本论文集取名《坟》，用意正是埋葬自己，把与己身相关的人间什物，通通葬于深处，使之不复存于人间。我每读其抉心自食的文字，便暗暗地想，在拷打着黑暗里的生命时，他其实也在拷打着自己罢？谩骂鲁迅的君子们，其实很有点不着痛痒，倒是鲁迅煮自己的肉时，常常触动他的隐痛。他知道自己的痼疾在哪里，于是拼命地劳作，以翻译、创作、出版，来刺痛自己的灵魂，并唤起和自己有同样苦难的人，一同前行。《呐喊》、《彷徨》，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的，不如讲是自己心灵的自白。那其中昭示的，正是不甘于做奴隶的苦心。而这些，不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主题吻合了，也与人本的困惑吻合了。
他的带有痛感的文字，连带地牵动着他的周边环境，以及那环境映现的文化史。他有相当的时间在读古书、抄佛经、探赜野史。但他最初的文学活动是翻译而非创作。他和周作人在东京苦苦译书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们还在睡着。许寿裳后来赞叹他是介绍域外弱小国家文学的先驱，不是夸大之辞，那些别国的反抗奴役的文字，正是中国急需的参照。这种努力，一直到他临终前，从未断过。 我一直认为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可惜世人一直将这颠倒了，以为先生把创作摆在了首位。鲁迅一生有六百多万字的书稿，其中一半是译作。而翻译作品，一直是其版税的主要来源。这些译作十分丰富，有小说、戏剧、美学著作、医药书籍，等等。这些一直纠缠着中国的现代史，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里还闪着它的影子。而他自己的一些思想来源，也出自于此，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品，也是在译完了书后，受到启发而创作的。但是，你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食洋不化的东西，文章很有魏晋的气脉和明清小品的余
韵。他的杂文从经史子集中脱化而出，又多了现代人的智慧。五四之后，仅周作人带有此类风采，在别一类的作家那里，是看不到这样的气象的。鲁迅文字的背后，容下了太多的东西。我只是在阅读《
红楼梦》时，方有过类似的快感。不知道当代的作家们，注意到了没有。语言的贫困，正是思想的贫困。那些轻薄地蔑视鲁迅的人，我以为他们并无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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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说，假若鲁迅不把精力投到翻译中，全神贯注于文学写作，也许成就会更大些吧?这意思是，翻译的事别人能弄，而创作非人人都行。但其实鲁迅不屑于“永恒”、“宏大叙事”之类的东西，他从未把自己看成超人。甘于小，甘于做从无到有的琐事，那正是他的本意。因此，除了翻译之外，他写的大多是些短文，或载于刊物，或见之报端，绝无高雅文士藏之名山的巨著。在生灵涂炭、文化凋零的暗夜里，寻什么缥缈的永恒呢?执著于脚下的泥土，以溅血的文字喊出奴隶的声音，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的文章中出现过许多颇有隐喻的词汇：“铁屋子”、“死火”、“地狱”、“无物之阵”、“孤坟”。而他的译作，几乎没有朗照的东西，除了阴冷与苦诉的东西外，便是反抗的独白了。鲁迅不希望自己的世界，都是些旧有的东西，他把目光，放到了对域外文化的引介上。但他不喜欢那些自娱自乐的作品，而是把许多悲惨的、战叫的艺术，转译给国民，用以吸引那些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他欣赏的安德烈夫、迦尔询、珂勒惠支、比亚兹莱，都有点灰色的、偏执的东西，人物的苍冷，画面的阴郁，都给人以压迫感。但那里却丝毫没有颓废、隐逸之风，倒是多了一种在绝望中挣扎的调子。这些，对于国人而言，是多么迫切的存在。鲁迅从域外的艺术中，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对应。
但是他并不迁就国人的阅读习惯，在他的大量的译介里，夹带着许多生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国民党宣传部认为他的译作乃赤色宣传，将其列为禁书。而文人雅士们又厌恶他的译笔，以为将东方人的阅读感破坏了。梁实秋就讥其是“硬译”，生涩、古奥，不可理喻。那挖苦，是很尖刻的。以鲁迅的智慧，不会不懂得“硬译”的冒险，但硬要逆俗为之，是有心中的苦衷的。他的翻译，经历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在日本所译的小说，受章太炎影响，文字佶屈聱牙。在北京时期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苦闷的象征》、《小约翰》等，已有了变化，和他的散文风格接近了。但到上海后所译诸书，笔调为之一变，宁“信”不“顺”，变得生硬起来。译作明显不及其创作那么畅销。晚年的鲁迅从事翻译时，对原句往往生硬移植，句法、语序保持原貌，尽力排斥了自我经验的暗示。这尊重了原文，摈弃了曲译。他知道这与国人阅读习惯多有不合，但所以这样，乃为了输进异样的内容，和新的表达式。鲁迅觉得，国人心理结构，缺乏现代理性的投影，思想表达不精密。这大概是语言出了问题。“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头脑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实际上，中国的语言，从先秦到两汉，就有变化。唐宋之间，亦有演进，这是佛经翻译的影响罢。鲁迅一再用“硬译”从事外来文明传播，希望的是创造出别一类的文体，可是他的同代人，很少有谁看到了此点。
在文学翻译上，是以我化外呢，还是以外化我，严复、钱钟书均有过论述，不过强调的是准确、通畅，所谓“化境”正是。但鲁迅看重的是后者，用洋人的句法，再造旧有的语文，这很有一点唐·吉诃德相。但因为很难，便显得悲壮。语言这个东西，惰性很大，世风、人情可变，而 改变它则是难矣哉的事情。能向母语挑战的，现代以来，不是很多。这“硬译”，不过是鲁迅抗争旧俗的—种，需知，他还赞同废除汉字，去走拉丁化、拼音书写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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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眼里，古文是永远地死掉了。那些被八股熏僵了的文体，已难再现人的鲜活的感觉，打破它，正是一种进化的必然。胡适倡导白话文，他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虽然他们在人生观上，有着本质的差异。鲁迅感到，创造一种属于自我的、且又被大众接受的个性化语言，对他们那一代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不会独立言说的知识群落，正是没落的一族。我们从晚清许多迂腐文人的陈词滥调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词语这个东西，当被千百万次重复的时候，它的本意常常被磨蚀了。中国的汉字，最初不过是口语的记录，后来经过文人的润色，在书写的时候，一直存在着官方书面语与民间口语的差异。这种差异，直到今天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渐渐地拉大了。一种人是在先验的语序中演绎自我，另一种人呢，则在苦苦地寻找自我的智慧表达式。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语言中找到自我。我们看一些曾显赫一时的作家、批评家的文字，除了充当时尚化和流行色的传声筒外，词语中的自我是模糊的。
鲁迅一踏上文坛，就创造了一种属于自我的语言，那里闪着声、光、电，亦带着阔大的暖流，从人们眼前缓缓而过。《狂人日记》里的自叙分明像一幅木刻，在黑白之间，涌动着生命之流。他使用的都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口语，但组合方式，却是反逻辑的、超常规的。你在他的陌生化的叙述里，可以嗅出人本的气息，而这，已在世俗的叙述里被淹没了。鲁迅的语言颠覆了日常的幻影，他还原了一个原本的存在。读一读那些悲凉的字句，才感到以往的日常语言，与人本的东西已十分遥远了。《狂人日记》的最后写道：“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看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莱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的许多作品，都带有这类逆反的、多层隐喻的特征，但这一切并非故作惊人状，一切都是从灵魂中流出来的。中国的古代文人们，从未以这类的语序，昭示过存在的背谬，这一切，大抵只能在白话文中存在吧?
今年的六月，我第一次去了绍兴，站在兰亭的旁边，心里想：如果不是走出古镇，到异域去寻找过别类的人们，鲁迅也许仅仅是传统的一介文人。他至多不过写写徐渭式的小品，李慈铭式的日记，或成为旧文章的高手。但他并不眷恋这些，他知道古老的词赋、小品已走到了尽头；坐在祖先留下的破车上，自然完成不了长长的路程。绍兴诞生了多少文化名人呀：王羲之、陆游、徐渭、张岱……可鲁迅并不喜欢那里。自1919年全家北上后，他再未返回过故里。除了在记忆里苦苦咀嚼着过去外，他似乎不愿过多地驻足于绍兴，无家的漂泊，让人感到他仍在路上。那语言的调子，不像陈寅恪、王国维那样沉到过去，而是流向未知的明日。一种自昏睡中清醒后的激情，在他那儿蠕活了。
我们的文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太在意别人的眼色了。鲁迅是个自由的书写者，他并不考虑别人说什么。只觉得周围的环境太寒冷了，他将一股股热风，吹给了人们。我在读他的作品时，常常感到一种庄重与冲动，不像阅读苦雨斋主人的小品那么安宁，似乎要沉静下去，被古雅的情趣所吞没。鲁迅的文字暗示了我们“被现代”的血泪史，那其中肃杀、悲怆的调式，是只有在血与火中苦苦寻路的人，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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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诉说的时候，文词常常隐曲，题旨并不明了。今天的青年，与其有着距离，是自然的。倡明“后现代”和“新新人类”的人，自然不懂得鲁迅何以使用那么多的曲笔，仿佛故意捣乱着什么。南方的一位学者，说“走不近的鲁迅”，我想也有语言的因素吧?
胡适认为鲁迅的语言受到了日文的影响，内中有着别人少有的陌生感。其实何止是日文呢，我觉得德文、绍兴方言、文言文，都流在他的血脉里，使你不知道他是脱化于袁氏兄弟呢，还是章太炎。总之，他创造了一种迷宫，让成千上万的读者陷入阅读的快感。即便在最明快的表达中，仍可以体味出多向度的深情远致来。忽略了鲁迅文本的审视，我以为走进他的世界，是困难的。
忘记他在哪篇文章说的了，意思是：没有一定阅历的人，大概看不懂他的文字。鲁迅在这里坦露了他欲说而不能都说的苦楚，像一座冰山，他的语言的躯体，大多还隐在海底，露出的，仅仅是一部分。为什么隐曲晦涩、闪烁其辞呢?鲁迅说，怕把自己的鬼气和黑暗，传染给读者，使其陷入同自己一样的绝境中。他常常感到语言的无力，那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正是其心态的写真。所以，他在行文的时候，省略和隐去了许多词语，将最苦的东西留在了心里，而以峻急和亮色的句子，温暖着别人。这些，在细细的揣摩中，是可以感到的。
在他最绝望和悲愤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把话说尽，文网的压迫、环境的险恶，使他只能吞吞吐吐地述说。“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多么悲壮的文字啊，但你仍觉得先生把重要的话语掩去了。在一个不能自由言说的时代，语言是不能明快的。鲁迅的文本里，渗透的正是一部奴隶挣扎的历史。
当新潮的作家在奚落鲁迅的文本时，那其实正是漠视了不甘于做奴隶者的心。在世上还存在着“主奴”关系的时候，言说者自然不会冲淡、平易与潇洒，尤其是为奴隶写作的人们。鲁迅曾嘲笑过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沉醉，以为把文人笔下的苦楚漏掉了。在常人看似轻闲、“小摆设”的作品里，鲁迅看到的是另外一种韵味。《小品文的危机》就说：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教》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鋩。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鲁迅看到了语言外的存在，他把看似简单的存在，复原到原本的形态里了。但是中国的读书人，常被遮在语言的幻相中，以为历史便是那样。而鲁夫子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却揭示了存在的隐秘。我们这些苟活的人们，是从未打开这一面窗口的。
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呈现了无法言说而又不得不言说的冲突，那正是不甘于被奴役的苦涩的心。我还记得“文革”后朗读着他的杂文时的冲动，他把被压抑中的受难者的心绪点染出来了，但那宣泄之中，又给人带来丝丝的茫然。他其实不是一个被人描绘过的那种圣者，倒仿佛一个黑暗中的播火者，把我们昏暗世界的一隅照亮了。但那亮色之外，依然是广大的暗夜，他似乎也随时被黑暗吞没着。你看不清他的面孔，他给你的亮度是那么有限，而正是这有限的闪光，使我们懂得了另一种真实。在常态的大众叙述中，是没有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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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八十年代罢。非议鲁迅的文字忽地多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候的文坛，林语堂、梁实秋正在走俏，连陈寅格、吴宓的声誉，也被抬到吓人的高度。谩骂鲁迅、疏远鲁迅，都非怪异的现象，鲁迅之为鲁迅，正是在与攻汗、诬蔑者的对立中完成的。但中国的鲁迅迷们，有时好像并不了解此点，动辄站出来，去保卫鲁迅。其实，鲁迅不存在去捍卫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切就太脆弱了。假若在价值评判上去纠缠历史，我们与先生的距离，确是遥远的。
我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及过鲁迅魅力的原因，但后来想想，大多言不及意，似乎是皮毛之谈。我们这些世俗之人，常常用既成的知识系统，去把握超越世俗、破坏世俗的鲁迅。这使我们陷入尴尬，理解先生，一切前定的语态，都是浅薄的。面对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去解构、颠覆世界的人，怎么能用传统的目光去打量呢?
鲁迅在世人的眼里，一直是个斗土。至少过去中学语文书中选取的文章，给人这一印象。我在“文革”的期间，看大批判的文章，内中引用的，大多就是鲁迅的语录。匕首与投枪，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时光进入九十年代，崇尚中庸、平和的人渐多，鲁迅自然便成了疏离的对象。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越是掉书袋的人，文中越时常出现鲁迅的名字。无论是“为学术而学术”者，还是高喊“告别革命”的人，在走进学术的深层结构中时，精神的深处，便投有鲁迅的影子。仿佛是个宿命，鲁迅在中国的学术界，其影响并不亚于他在文坛的声望。我们在他的同代文人中，很少看到这一现象。政客、诗人、学者都愿关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之谜。我以为研究斗士的学识，在今天仍是个课题。
现在模仿鲁迅的人，大多止于一点，不及其余。以杂文为例，当下优秀的杂感家，锋芒或许不亚于先生，但文字背后的学识，殊难见到。即限有，也偶一闪光，成大气象者很少。鲁迅的文字，最通俗和最激烈的，都有无形的学理作文撑，只不过他跳将出来，或化为己句，不露痕迹罢了。细读他的《热风》、《准风月谈》这类时评的文章，觉得亦有书卷之气，那不老的宝刀，滔滔的学识，在平易的言辞间翻滚摇曳，形成特有的风格。当下写时评的青年，多半疏于学理，成为口号和谩骂的书写者。做斗士，不是摇旗呐喊者即可为之，需知，丧失了学理的战叫，不过市井的斗架而已。
鲁迅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走出的人，身上自然有历史的余绪。我读先生的书，深觉其多文人的旧癖，此亦文章好读的原因吧。比如他深谙古文，其诗赋很有造诣，那本《中国小说史略》便可窥其一斑。他对国画、汉砖、书法均有研究，其情趣不亚于迷恋古董的人。我们不妨去读读他为《北平笺谱》、《游仙窟》写下的序言，嗜好之深，连知堂、郑振铎亦望之却步。旧时文人好的趣味，他多少有些，传统的精魂，被其摄取到了。但又不被陋习所囿，常常超然象外、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其情感的达成方式，思想的走向，多为古人所无，有除旧布新的气象。茅盾、巴金、老舍，均未做到此点，这可见他的特别。
鲁迅对旧学和新学的兴趣，多数不是说教的东西，而是诗化的存在。《汉文学史纲要》谈古老的文学，每有发现，均带诗人的情思，气象是阔大的。引进苏俄的版画，亦多此类特点，联共(布)的哲理少了，但生命的冲荡之气却在此回旋，让人久久不忘。鲁迅自己看重的，是这种诗化的存在，它与哲思交融着，在其文字间形成特有的力量。
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很是主张汉字改革，主张使用钢笔书写，但自己却在宣纸上竖着写作，其旧文人的书写习惯，很深很深。文章的气韵，有时也在书写的章法之中。鲁迅的小楷，秀气柔软，绵里藏针，那其间流动的，恰是骚赋以来的诗文韵致。我们在李贽、俞理初、章太炎诸人的遗著中，可读到这些的。
但鲁迅的特别性又在于，这些古老的纸墨气息，不过是其情感的载体，他的兴奋点，却在异域里。《呐喊》、《彷徨》、《热风》等书，就很有尼采、安德烈夫、迦尔询的影子，它们和古中国的诗魂搅动着，形成了别一类的文体。这样的文体，只在周作人等少数文人中偶能见到，而在其他作家那里，看到的只是单薄的存在。思想是文体之根，我不知道迷恋鲁迅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将东西方人的叙述方式，成功地融在一起，形成新的话语，我以为是先生的一个贡献。
记得是李泽厚所说，中国只有两部书可以百读不厌，一是《
红楼梦》，一是《
鲁迅全集》。这道出了中国读书人的心里话。鲁迅的文字尽管面带血气，但浓浓的书香味，是内化于其间的。旧时的文人，因在故纸堆里陷得太深，不过匠气而已。而现在的“新新人类”们，才气和感觉，或许都有进化，惟独缺少纸墨间的精魂。五四之后，几千年的传统轰然断裂，其中消失的，便有古诗文的韵律。于是学者便是学者，斗士只是斗士，集二者于一身的人，很少看到了。我每读当下一些走红作家的作品，常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细想一下，便是学识与智慧的叙事语态吧?当代作家中，惟汪曾祺、阿城等人，注意了此点，可惜旧习过深，新锐不够，伤佛停在老路上。鲁迅的文字是动感的，它不拘泥于一点，仿佛从古老的荒野流来的巨浪，历千年风雨，且惊涛拍岸，让人为之心动。智者的文字就是这样，在凝视它的一刻，会感受到哲思的力量。
我对鲁迅的点点认识，大多是从生活与书本间的相互参照而来的。旧书中好的东西，与生活中原本的东西，他都抓住了，并且在自己那儿形成一个合力。而现在的文人，仅在一点上有所作为，缺少的，便是综合的潜能。我相信新世纪的作家，应出现这类复合型的人物，那样的文化，是有力度的。二十世纪的中国，造就了许多“单向度的人”，我自己便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总在狭窄的时空中把握实在，确属于“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单向度的人”，是现代社会必然的产物，但它异化了人的本质，把本属于我们的棱角，统统磨光了。鲁迅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勇猛、强悍，还在于他的博杂与大气。中国文化，需有杂家的目光，方可钩稽，单一的思维，只是管窥而已。鲁迅的文字，处处显示了它的丰富：古文、洋文、美术、文物……他的文字，像古雅书斋里吹来的风，又沐浴在夏天的日光之中，炽烈里透着沉郁、苍冷。我们在新文化的作家那里，怎么能看到这些呢?在当下走红的文人中，也难找到类似的感觉的，
有一次，赵园女士对我说，研究文学的人，不妨关注一下文字背后的历史。那其中，可找出许多话题的。我后来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细细的品味中发现，五四之后，能以自己的文字唤起读者丰厚想象的，惟鲁迅而已。而我们却很少在这个视角去审视他。中国人似乎没有谁把表达看成什么问题，但我们今天的人，恰恰在表达上出现了障碍。对照一下鲁迅，我有时想，我们这些自命清醒的人，其实离人本的东西是很远的。
2000.6.24于天坛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