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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诗画
       2007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策划了“中国首届现代诗画大展”。
       说起大展的起源，就不得不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我的朋友、画家彭天朗，早在去年，他策划了一个叫“独立文献展”的画展，内容包括手稿、图片等等，主要是放在各大学巡回展出。承蒙不弃，把我拉做策展人之一，但去年的那个画展做得匆匆忙忙，不够完美。
       去年冬天，我去住在北京宋庄的诗人潘漠子、安石榴二人的院子里玩，期间宋庄画家鹿林说要策划个画展，可以在宋庄展出，潘漠子说利用这个画展顺便做个70后诗人诗展，我说我来组织一个诗画展一起展出。后来，这个画展虽然不了了之，但我的心却没能放下来，到后来我想干脆做大点，搞个全国性的大展。此后我把这个想法和诗人白鸦说了，他表示支持。12月28号，广州的诗人、画家张怀存女士为她的公司搞个酒会，请我去玩，我把我的意思跟她说了，她也表示支持，就这样诗画大展正式启动。春节以后，我回到合肥，承蒙合肥书法家李力先生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杨重光先生的帮助，也承蒙《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先生支持，画展的事正式启动。首站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幕，此后将陆续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地展开。
       说起诗与画的关系，似乎它们二者从来就没有分过家。中国画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念总的来说是绘画的理念，诗只是作为其意境或思维方式，作为画的装饰。或许为了弥补语言描述现实的虚拟和不准确性，人类在传达和描述这个世界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直接截取现实图景的努力，这就是绘画。早在文字产生以前，世界各地就有了很多早期人类留下的岩画，而很多民族的象形文字，其实就是一幅小画。正由于文字和绘画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工具和语汇具有密不可分的共性，所以早期的文字类书籍里都有不少插图，这些插图有力地拓展了文字的空间，文字与绘画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变更文字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往往就是一种新的艺术样式的起源：比如漫画、小人书、插图、书法等。
       具体到诗歌来说，这种文字与绘画之间关系的改变，也必然将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感觉。我所说的诗歌，指的是基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诗”。或者说是基于现代性概念下的现代诗与现代画。在西方诗歌界，也曾出现过诗配画的形式。比如普希金就曾亲手为自已的诗集做过插图，而马拉美也曾请别人为自已的诗集配过画，但这些画都是作为诗歌的一种装饰。很少有人自觉地把现代诗与现代画从精神上统一起来，让诗与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或许有技术上的障碍，因为很多写诗的人不会画画，而会画画的人多半又不会写诗。
       在艺术界，有很多写诗的人，也有很多画画的人，但既能写诗又能画画的人却很少。他们有的是你为我的诗插个图，我为你的画配点文字，但这些亦诗亦画的作品通常只停留在“诗配画”或“画配诗”的层面上，诗与画貌合神离，难以契合。在既能写又能画的人中，有人也曾为自已的诗配上过画，或为别人的诗做过插图。可是，如果绘画和诗歌不能有力地互相渗透，那么这种亦诗亦画的艺术形式就无发形成独立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品格，更不存在一种艺术创作上的自觉和觉醒。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才反复强调“诗画”的概念，即诗画一体。只有有了这种自觉，才能有意识地创作出“诗画”作品。
       大约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艺术潮流的引入和被艺术家广泛摹写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诗歌与绘画才有了基于西方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现代性”。其时，以先锋姿态著称的《诗歌报》月刊，曾出现过不少现代感较强的诗画作品，风格已初现现代“诗画”的倪端，但那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人写诗，由另一个人配画，几乎没有由一个人完成的亦诗亦画的作品，比较散乱。更没有一个人自觉主动地创作“诗画”作品。随着《诗歌报》的停刊，这一形式的作品就绝迹了。
       2000年以后，随着少数人的坚持，现代诗画作为一个栏目，又陆续出现在了《诗刊》《绿风》《星星》诗刊上，并且形成了诗歌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后来，也陆续出现了亦诗亦画的现代诗画的作者。随着现代诗画创作的深入，理清其头绪，确立其品格，唤醒并推动这种创作形式的艺术自觉，已成为一种必要。这正是我组织此次大展的目的所在。坚持亦诗亦画，诗画一体，并自觉地把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创作方式的，就我所知，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上似乎也没有，更别说作为诗画展进行展出，这是中国诗歌界所独有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此次现代诗画大展不仅意义十分深远，且也必将成为诗歌界的一场盛事。
       2007年3月16日于北京香山
       我听见大地上那的声音
       
       九月上旬前后的一天，我在植物园里茫无目的地散着步，在走到曹雪芹纪念馆西边一个茶楼靠南方的那个用木头和秸秆搭建的门楼下时，我无意中仰头看了看，却看见了一只壁虎，于是我找了一根枝条，逗弄着壁虎玩，看着它惊慌地躲闪着，直到钻进草缝里找不到为止。
       九月这一天的时光以及我和壁虎在一起的那个场景，是无人关注的。而门楼上的小壁虎，如果不是我无意中看到它，它在那里的生活也将是无人关注的，也是与人无关的。就像今天下午，我坐在楼顶上看书，后来发现伸在我面前的柿子树的叶片上，有一只小蜘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蜘蛛应该叫虎蛛，不会结网，但会跳，行动敏捷。我用手逗弄了它一会儿，它逃走了。
       壁虎和蜘蛛本来生活在它们的那个层面上，就像生活在与人类无关的另一个世界。可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的某些行动强行闯入并破坏了它们置身的那个场景所形成的小世界。这是一个我们无知无觉的小世界。
       在大地的各个角落，甚至我们的眼下，都充斥着无穷多的小世界，它们平行、或交叉地存在着：一只小老鼠在某个荒芜阴暗的地方发着声音、一只小甲壳虫在旷野的某株小草上发出的声音、或者是石头那看不见却在缓慢崩塌的声音。它们散布并充斥在某些地方，可我们多半听不见，也感觉不到。那个细微而宏大的世界竟然像是一个荒凉的、被遗失的世界，一个漂流无踪的另一片大陆。
       当风混杂了无穷多的声响吹拂着我们时，我们并不能在另一个世界里醒来，我们依然像活在孤岛上那么孤单。
       2006年9月20日写于北京香山
       缺少了魏克的行走
       我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一个叫小魏村的地方。贫穷的乡村，由于缺少人群的阻挡和现代文明的阻隔而显得有些漫无边际。在那起伏的丘陵间，田野上的田埂纵横交织，混乱地纠结在一起，使人想到叶脉和其它一些令人张慌失措的无序的事物。当你面对那些田埂，你就会感到命运里一些无力改变的东西，你觉得你会陷在里面，或者，你将像置身于一种漩涡那样被它消耗。
       乡村里的人，就是那样在被田埂消耗着，由于道路在田埂上扭曲无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形中就被弄得十分遥远，而你必须那么匆匆忙忙地赶路、匆匆忙忙地赶，才尽可能缩短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时间。在田野上，你很少能碰到不是在匆忙赶路的人。置身于这样的一种处境，“行走”于是构成了我在田野中奔腾不息的形象，也是我存在的一种状态。
       多年以来，我已养成了大步流星地穿过道路和人群的习惯，仿佛是在被什么东西抽打着一样。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是焦急的、烦燥的，而很少有悠闲漫步的状态。总是这样：行走，行走，行走……似乎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沦陷、失去控制。当我这么行走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地擦过我脸庞时的凉意，感到自己好像正从空气中挤出一条道路。我想，随着我行走时间的增长，行走已变成了我感觉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
       
       我在芜湖学画的时候，常和一位画友兼文友在半夜时钻进神山阴森浓密的松树林里唱歌。我们唱歌的声音很大，几近于嚎叫。神山上有一座火葬场，四周有不少坟墓，有的已坍塌了，甚至可以看到棺材里的衣服。但我们什么也不怕，只是在树林里胡乱穿梭、歌唱。那时的我们贫穷、漂泊不定，因为一无所有而无所畏惧。多年以后，我的那位朋友过得依然不好，生活无着，无依无靠，且穷困潦倒。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在合肥的街头彻夜行走，直到天亮。
       多年来，我的“行走”是匆忙的，蕴含着一些痛苦的。像是地面上滚动的圆球，在寻找自己安居的凹地。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在合肥，1999年调往广州，在一个杂志社专门画漫画。杂志社的地址在文德路上，文德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文化街，那里有不少榕树，在炎热的广州，以它的荫影构成了文德路特有的安宁凉爽的气息。我对广州美好的记忆是从那里开始的。紧挨文德路的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中午吃完饭以后，我和同事有时会到那儿逛上一圈。文德路的生活第一次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让我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我一度以为自己将在文德路上生活很久，自己将栖息并归属于自己的凹地。
       但是，生活的变化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不久，杂志社就搬迁到新的大楼里去了，再不久，我也辞职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生活场景陆续在我的面前倒塌，而我，仿佛也倒塌在其中。文德路，一下子离我那么遥远，虽然我就生活在广州，但却感到自己再也回不到它里面去了。我在与它同一城市的地方怀想着它，像是怀念我远在数千里外的故乡。
       文德路上有个博雅艺术公司，我习惯于去那儿买漫画纸和别的美术用品。那是 2001年10月2日，时令已值秋季，但广州依然很热。很久没来的我穿过人群又一次来到了文德路，我又看到它了！在榕树的渲染下，看起来依然那么荫凉、那么熟悉，但离我却那么遥远。是啊，我站在文德路上，却感到自己再也走不进它里面去了，我的心一下子感到了悲伤，像是失散了一位亲人。我知道，它已不再是我的文德路了，它已改变了，在我心灵的纬度上坍塌了。
       曾经的生活场景已经飘零，我和同事们曾在其中行走的身影已经离散。没有往日生活场景照耀的文德路，恍如一个废墟令我内心苍凉。巨大的失落感迫使我站在人群中，在信封的背面写下了最初的两句诗行：
        缺少了魏克的行走
       文德路 一下子变得如此荒凉
       一个月以后，我仍不能忘怀那种人生如梦似的虚幻感，于是将整首诗写了出来。
       2001年，我写了两首关于“行走”的诗，一首是《一场隐秘的行走》，一首是《缺少了魏克的行走》。我不是要有意重复这一主题，只是事后才发现了这种巧合。也许这是因为现实世界过于巨大，一个人只有在行走中才能锲入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我们行走、行走，用双腿击打，听它的回声，也感受它散发出的持久的阴郁和沉寂。
       《缺少了魏克的行走》不是我最好的诗，可它是“我的诗”，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有我生活的痕迹、记忆和存在的感觉。
       一个人的心灵总是在为寻找栖居之所而飞腾着，但现实的波涛和生命的潜流一直在冲击着我们：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居所，有的，只是短暂的寄身。我与其说是在为我的文德路悲伤，还不如说，我在为我可能永远也无法停止的“行走”的命运悲伤。
       2002年4月7日傍晚经过暨南大学写于明湖楼前的一个小岛上
       无意义的生活
       人有很多力量，可是却被我们自身无意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给消耗掉了。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可我们却把它消耗在细细品味美食、修身养性、研究茶道、或谈禅论佛上。我们还有大量时间，可我们却把它耗费在乘车上班、行走、闲聊、或看电视上。我们就算被这些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我们依然有力量，但我们却把它耗费在忧愁、愤恨、发呆或犹豫上。因此，我们虽然看起来强大，可却变得像一个低等动物，只用了最少的行动和呼吸在维持着我们的个体生命。大部分时间，我们处于人生的冬眠状态中。
       我们被无意义的生活消磨得太久了，我们在其中昏睡得太久了。我们昏睡，是因为我们怯懦：痛苦的时候我们喝酒麻醉自己，以免被痛苦灼伤；如果一个人安静下来，就会有太多的往事涌上心头，太多的愧疚和阴暗的记忆让自己不安，还有生死、恐惧、时间等宏大的力量给人带来的无形压力。于是，我们就闲聊或看电视，逃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压迫。因为，清醒是更痛苦的：每个人的生命后面都有一只狮子，每个人因此都有了一种摆脱不掉的痛苦。大部分人选择的是逃避：钻进自己的洞穴和壳里。也许是小心翼翼的窥探，也许是冬眠。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有什么不对，相反，他们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很聪明。当我们真的有勇气站起来奔跑，让自己真正呈现于天地之间，接受狮子的追逐，我们就会在奔跑中让生命变得简约而有力。
       但不幸的是，由于恐惧和来自人们本性中的贪欲和暴力，我们一直沉浸在屋宇的制作以及遮蔽与自我蒙蔽的技艺的研习之中。我们在这些行为中进行着迟缓昏沉的生活，被大量无意的生活消磨着，被其粘着和负累，而无法进入生命的纯粹。
       2005年7月5日 凌晨于香山北营
       人们活得日见稀疏
       我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只生活在少数几种僵硬的姿势里了，比如走路、趴在桌子上画画、上网、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那时的我茂盛得如同风中哗哗作响的树，我坐在田野上、跑在雪地里、爬树、光着屁股在水库里洗澡、背课文、为发表一篇文章激动得睡不着觉、甚至还和别人争吵打架。总之我记得自己曾经也还充满了热量和汁液，也还有张扬和欢喜。可如今，我的姿势和行为却变得如此单调，很少改变，像庭院和路边的树木，被剪掉了很多枝桠，变的很稀疏。我的表情是稀疏的，凋零得只剩下那么几张：沉默、礼节性地笑、或者是一种无悲无欢的木然；我的兴趣更单调了：我喜欢喝酒、吃辣椒、看电视或写点东西什么的，像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粪球的屎壳郎；甚至我的思想，也日益局限于自己关注的生活和话题了。虽说几乎人人都是固执的，但年轻时的固执来源于我们对事物的无知和认识上的狭隘，劝慰与棒喝还可以改变他。可一但上了岁数，一个人的固执就几乎只和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有关，外界已经难以介入了。
       人们拼搏、奋斗、热衷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欢乐，他们做了官、赚了钱、过上了好日子、成了名流、有了地位和话语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了很多东西，甚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后，他们就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开阔了，但其实却活得比较狭隘。
       多年以来，我也只是活在很少的一些行为和趣味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行为会更单调，兴趣也会更少。很难说我最后不会像蜗牛一样，缩在一个壳子里。
       很多人觉得老年人是由于年老体衰、欲望退减而变得迟缓和安静的，所以他们才更多地和椅子联系在了一起。但谁敢说他们不动，不是由于想用椅子支撑并聚拢自己日见稀疏的肉体呢？不是由于这个世界上那场越来越大的大风使他们不自觉地就在椅子上做出了抵御和逃避的姿态呢？
       2006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