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上海］豪门的衰败
作者：树芬
《收获》 1999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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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大清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又使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好几处“国中之国”———租界。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在几处租界中规模发展得最快和最大的是上海这一块,于是出现了“十里夷场”(后改称为“十里洋场”)。直至今日,凡听到或看到“十里洋场”这名称,便会知道这是在讲旧日上海,而不会是在说天津、汉口、宁波、芜湖或其他地方。
在挨够了打之后,大清国朝廷开始意识到没有现代工业的苦楚,于是开始有了“洋务运动”。
无论什么“运动”都是要人来操办的,于是冒出了一批办洋务的人,领头人物有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葆祯、陈宝箴、盛宣怀等,同时也相继出现了官僚资本、买办阶级和雏型的民族资本。
随着官僚、买办和民族资本的积聚和结合,中国新一代的豪门遂应运而生。这些新型豪门以大江为界相对集中地发展起来。北方的相对集中地区在天津,南方则在上海,两地相比,以豪门的户数和发展的速度、规模而论,上海更居于天津之上。
到1949年为止的前七、八十年中,上海新兴豪门的出现和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在前鸣锣开道的是由官僚地主转化而成的官僚资本,其代表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孙家鼐、张謇(其人的“基地”虽在家乡江苏南通,但当时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等。接着出现的是一些买办阶层和地产巨商,如虞洽卿、薛宝润、叶澄衷、周扶九等,当那些新兴豪门中的“大哥”、“二兄”渐次衰落成为明日黄花时,代之而起的是在挣扎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中的巨富,如荣宗敬、荣德生家族和刘鸿生家族等,他们虽不及官僚和买办资本那样有坚强的政治靠山,但由于办起了规模庞大的实业和聚敛起大量财富,因此也被目为上海滩上的新兴豪门。
在那七、八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上海曾出现过这一代、那一代的众多豪门,那么究竟哪一家可算是上海近代至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豪门呢?
倘若将这个问题向一些了解上海近代发展历史的人士征询,大概多数人都会回答:是盛家———即盛宣怀家族。
盛宣怀,字杏荪,生于1844年,原籍江苏武进,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由幕府而入仕途,官至邮传部尚书,被清廷赐封太子少保,因此人称“盛宫保”。他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将之一,先后主持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芦汉铁路、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等,范围广及到交通、电讯、金融、重工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无可否认,盛宣怀主持创办的这些事业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在同时他和他的家族也是兴办这些事业中最大的得益者,从中聚敛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家属会同律师团清点遗产,各种物业、股权、金银、存款共合白银三千万两。大量珠宝、古玩等物等尚不计在内。当时上海一石(156市斤)白米的市价是二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全月的收入还不足此数。上海近郊的一亩良田也只卖十五至二十两银子。
拥有如此巨额财产,又有煊赫的政治背景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盛氏家族实不愧是公认的“上海豪门第一家”。
关于盛宣怀的兴起和他在我国近代工商业中的作用已有过不少评介文章,上海图书馆中保存着大批《盛宣怀档案》,据悉经整理后将会出版,有关盛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据闻也有人在搜集资料专门研究。我不是近代史研究者,在本篇中记叙的只是与盛家有关的几桩琐事,其中每桩都和某一处建筑相关,至于是否能稍起一些“观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那就有待读者们评说了。
盛 公 祠
1945年秋,我从中西女中第一附小毕业,升入东吴大学附中念初一。校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华路(今南汇路)口,在我家东面约莫四里处。早晨上学由家中的车送去,下午放学则步行回家,由于和同学们边走边玩边聊,从爱文义路走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口上已常是黄昏时分了。这时迎面那幢巍峨而陈旧的建筑衬映在暮色之中,上面有一群群归鸦“哇、哇”地鸣叫着飞过,使眼前这幅景色越发显得苍茫凄凉。
那幢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建筑是一座祠堂,高耸的屋顶是圆拱形的,挺像伊斯兰教的寺院。屋顶上铺盖着绿色琉璃筒瓦,墙面上镶嵌着乳黄色马赛克瓷砖。从这样的建筑格局上能推断出建造的年份不会很远,至多也在四、五十年前,但眼下却已荒败得十分厉害,墙面的瓷砖斑驳剥落,屋顶的琉璃瓦有不少断裂脱下,筒瓦间的罅缝中长出一撮撮两尺来高的蒿草,在习习的晚风中晃动,望去就像一颗巨人脑袋上长出的稀疏头发……这座屹立在苍茫暮色中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已届风烛残年的老人披着件褴褛不堪的锦袍……整幢建筑上最完整的是刻在门额上的那三个楷书大字:盛公祠。每字约有一平方公尺大小,老远便能看到。
这是一座祠堂,而这个“盛公”又是谁呢?我问了父。他回答道:“就是盛杏荪嘛,他们家在静安寺那一带也有很多地皮,据说其中有一块的风水特别好,所以就把祠堂造在那里。”盛杏荪这名字从我童年起便常从祖父母、父母和一些长辈友的谈论中听到过,知道这是前清时的一个大官,财产多得自家和别人都数不清楚。他的家族和我这家族算是世交,又曲里拐弯地沾着点。据说两家人从前来往颇为密切,但后来却逐渐疏远,几乎已完全断绝了交往。
但既做过大官又发了大财,还在“风水宝地”上盖起如此巍峨堂皇的祠堂,又何以听任那座祠堂如此颓衰荒败呢?
是他这家族已后继无人了吗?显然不是。“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这些称呼我常从家人和友的闲谈中听到,这几个都是盛杏荪的儿子。此外,在我才毕业的那所小学和眼下所念书的中学里有好几个同学便是盛杏荪的孙子和外孙……
我没再向父问下去,怕会受到“小孩子多管闲事”的斥责,而且这座祠堂本和我毫不相干,只是出于好奇顺口问一声罢了。
在以后的三年里,我每次放学回家还从那里经过,眼看着那座祠堂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荒败下去,并且速度似乎比其他建筑迅速得多。
再后,我换了学校,不再走那条路,只是偶或从那里经过,看到梵皇渡路的那一段上盖起三层的楼房,这样便把那座祠堂遮没了。
又过去两年,到了1950年。
我收到两年前移居香港的母来信,嘱我去探望她的一位表姐,她和丈夫眼下寄居在那座盛公祠里。
这是我头一回进入那座祠堂的范围,原来的大门和围墙已被拆除,那座清真寺院式建筑前面是一片挺大的旷场,面积约莫有两三亩,铺满花岗岩石板,在石板罅缝中钻出的青草有齐踝般高。祠堂的门洞开着,走近时能看到两扇大门中的一扇已卸下倚在一旁的墙边。由于屋里光线暗沉,无法看清内里情形,到登上台阶走进门里时,才能看清这间偌大的厅中用板壁分隔成十多个小间,面对面排列着,中间是一道三尺来宽的走廊,相对着的板门前放着一只只煤球炉和一堆堆煤球及生火用的报纸、劈柴等。走廊上有三四个老妇人在闲聊,也有人在炉上煮东西。这样的格局颇像一处简陋的集体宿舍,只是那些板壁都只有六七尺高,所有人家都居住在祠堂大厅的屋顶下面,仰脸望去,屋顶就像寺院中的大雄宝殿那样,足有六七丈高,粗大的屋梁已被烟火熏成了乌黑。
我找到表姨母住的那间板房,她正在一只“五更鸡”上为丈夫煎药,房里充溢着一股辛涩刺鼻的药材气味。
我那位表姨丈姓吕,原籍山东,他父吕海寰在晚清时当过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军机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表姨丈当年居住在北京时人称“吕八公子”,时常一下带上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姬妾坐着敞篷马车招摇过市。北洋政府时期,他还凭藉着家族余荫干过一任山东省警察厅长和一任青岛市长,眼下则带着续弦的妻子住在这座盛公祠里。
住进这里来也是有缘由的,吕家的某位姑奶奶嫁给了盛家的某位“爷们”,两家便成了姻———这是表姨母告诉我的。她还讲给我听,住在这座大厅里的十多户人家都是盛家的近系戚。她挨着板门数过去,这家的上辈在前清当过巡抚,那家的祖上是侍郎,那家的老子是北洋政府的总长,另一家则是督办,最不济的也是清末的司道大员,总之这些人家过去都是非富即贵……其中也有两家是盛家的直系子侄。
“那么这地方不成了盛家属的收容所啦!”这是我听她讲述后闪过的一个念头,但并没有说出口来。
表姨丈患的是晚期肺结核,不久后便去世了。表姨母搬到苏州去租了间房子住下,以后在那里去世。
我弄不清那座盛公祠是在哪一年上拆掉的,只知道五十年代末期走过那里时已看不到那座清真寺式的建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所中学校舍和前面的一片操场。现在则连校舍也没有了,开辟成马路使北京西路和西面的愚园路相接,如此便能从外滩一路直通到中山公园。有时我从那里经过,不由得会想起那座早已消失的祠堂和在里面住过的那些人家。倘若这些人家中尚有人健在,也许能向今天的读者更多地叙述一些当年那些“豪门巨族”的兴衰沉浮……
盛 公 馆
我祖父的第三个女儿凤蕙妙龄时承父母之命嫁入一家姓荣的人家。她的公爹荣宗敬原在家乡无锡开设面粉厂,后来到上海发展实业,和胞弟荣德生一道办起好几家纱厂,成为国内纺织业的巨擘。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三姑丈举家避去香港,又辗转去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上海。
回到上海,姑母来探视双和兄长时便告诉我们:由于前些年离开上海的大伯小叔们都回来了,好几房人再一道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那幢老宅里实在过于挤迫,所以大家都在寻觅房子打算搬出去。他们一家眼下租了两套公寓暂住下来,也正在到处寻觅新居。
姑母夫家那座老宅我去过,面积不小,有好几十间房,但据说她公爹立过规矩:他在世时儿子们不准分家另立门户。因此,几家的子媳和孙辈都和老辈人同住在一幢屋里。她公爹几年前已在香港病故,现在兄弟各房分居已属必然趋势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晚餐桌上听到父告诉祖母:“三妹妹要买的房子已经看定了,就是霞飞路上盛老五那幢。”“盛家老五在霞飞路上的哪幢房子?”祖母问道。
“就是他老子死后分家当分到的那幢嘛。”父回答。
祖母想了想说:“哦,那么就是原来那幢盛公馆了。那年盛杏荪讨媳妇,就在那幢房子里办的酒。我跟你爹爹去贺喜的。那幢房子和花园都不小,可到现在应该蛮旧了。”父说:“盛杏荪造这幢房子时候花了不少钱,用的材料大多是用轮船从外国运来的,像这样的房子住上一两百年也不会坏的。”祖母又问道:“这幢房子也算是传下来的祖宅,盛家老五怎么就肯卖掉呢?”“不卖又能怎么样呢!”父淡淡笑了笑说,“这些年,他分到的那些家当都用光了,还欠下一身债,名下的产业只剩了这幢住宅,要是不卖,总不能‘靠在白米囤上饿煞’吧!”祖母默然片刻,带点感慨地说:“老话说:富不过三代。想不到这么一家大富大贵的人家,连三代也没到,只有两代就……”她摇了摇头,顿住了没再往下说。
虽然姑母每趟回娘家来都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家购买和修缮这幢新居的进程,但直到1947年春天时方才听到她来通报新居已经装修落成。
乔迁新居那天,照例要宴请朋,我也跟随家里人去了。那天来到的客人很多,其中还有好些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权贵显要。姑母显得很兴奋,浑身珠光宝气地穿梭在来宾之间。我则由表哥Bobby引着在屋里屋外到处游逛。
这座房子确实不小,是我见过的友家中最大的一幢,屋内焕然一新的装潢富丽堂皇,并且极是仔细周到,即使各个不被人注意的旮旯也并未疏漏。这便证实姑母说的她是重金聘用了国内最有名的装潢专家精心设计的。但从整体到细节却无处不喷吐出炫耀富贵的逼人气息……
祖母那天没和我们一起去赴宴,当晚回家进她房里请安时,她问父:“三囡今天怎么样?很开心吗?”“很开心。”父回答:“领着一批批客人屋里屋外到处参观,一边看还一边讲,从下午一直忙到开晚饭,问她说一点都不觉得累。”祖母微笑着说:“那自然,过去的盛公馆现在成了他们家的荣公馆了。要晓得盛家从前可算是上海滩上第一家大人家哟!”但这座由“盛公馆”演变而来的“荣公馆”也并未持续多久,约莫一年后,姑丈举家迁往香港,几年后又移居美国。姑母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在纽约去世,四十年中从未回过上海。
他们离开后,这幢房子托付给一家姓陈的戚照看,空关了几年后由政府接管,作为上海市高教局的办公场所。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那里被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租用作为馆址。前些日子,我经过淮海中路,见日本领馆已经迁走,这幢房子改作别用,由于门前没挂招牌,因此不知属何种机构。
留 园
留园坐落于苏州阊门外,邻近戒幢律寺与寒山寺,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与沧浪亭、狮子林及拙政园并称为苏州四大名园。清光绪年间,由盛宣怀购下作为私家园林,并特地修筑起一条可行车马的石块马路由阊门口直通那里,以便他的家人和属出城去游园。这便是眼下苏州阊门外最繁华地段的那条石路。
解放后留园被收归国有,六十年代初由国务院颁令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6年,我在上海邑庙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某个星期日,学校工会组织教工赴苏州一日游。回来后父在晚餐桌上问我:“今天你们去苏州玩了留园没有?”我回答去了。他又问:“那有没有看到一个坐在大门口的老头儿?”由于这提示,我想起在那里确是看到过一位老者,相貌挺清瘦,穿件半旧的蓝绸长衫,坐在一张旧椅里,身旁是那只游客进门时扔竹筹用的木箱。看这模样像是这座园林的司阍,但父何以会问到此人呢!我便说:“是有这么个人,他是谁啊?”“谁!就是盛老四嘛!”父答道。我惊讶地问:“就是常听讲到的那个盛老四?”“当然。除掉他,上海还有哪个盛老四!”父说罢摇了摇头,叹息了声说下去,“唉!想当年他真是何等风光,想不到如今……”这“盛老四”,以及“盛老五”、“盛老七”还有“盛老三”这些称呼,是我从童年时便听熟了的,虽然1949年之后极少再听到,但一两年前在一本革命斗争回忆录中看到过一篇回忆“二·七”罢工风潮的文章,其中就有他的名字———盛恩颐,当时他已世袭他父的职位当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商合办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包括湖北的汉阳炼钢厂、大冶铁矿和江西的萍乡煤矿)的总经理。在这篇文章中他是个反面角色,是镇压工潮、杀害工运领袖的指使者。但文章中并未提及他的现况。我在读那篇文章时曾作过推测:此人也许在解放前便已死了,或是在大陆解放前夕到台湾或者香港去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还留在中国大陆上,并且坐在留园门前的椅里……
虽然颇觉意外,但我并未对父的话提出质疑,因为我知道在二、三十年前,父和盛老四之间的交往是挺密切的,以后虽逐渐疏远,但在他俩之间还有着不少共同认识的人———旧朝代留下的一些遗老遗少。所以,他所得到的关于盛老四下落的信息应当是翔实可信的。
“他是在那里看门吗?”我问父。“拿不拿工钱不知道,只晓得就住在那里的门房间里,有个弄不清是第几房的老姨太在服侍他。听说也常有人去看他,都是些从前要好的朋友。”“那他的那些子女呢?都到哪里去了?”我问道。因为过去曾听家里人讲过,这盛老四在自家兄弟中是妻妾和子女最多的,正室和几房姨太太生的孩子加起来有二十多个。在我念过书的小学和中学里也有过好几个“毓”字辈的盛家孙辈,其中有几个听说便是这盛老四的儿子,年龄比我大些或和我相近,到现在也都该踏入社会了。
“那就弄不清楚了……”父顿了片刻又说,“像那种人家,煊赫的时候自然十分风光,可一旦坍崩下来就树倒猢狲散了。这些年来,像这样的情形还见得少吗!”父之所言不谬,用“树倒猢狲散”来比喻那些富贵人家衰败后的情形确是再贴切不过,一棵大树朽衰倒下后若还有几只“猢狲”留着不走,那多半也只是为了争夺桠枝上残剩的那些“果实”,往往弄得兄弟阋墙,对簿公堂,最后是几败俱伤,却养肥了那干起劲地帮着打官司的律师。当那些残剩的“果实”分尽时,“猢狲”和律师便作鸟兽散了。这类情况虽不能说已形成规律,但发生率却是极高,非但在报章上屡见披露,在我家的友中间也时有发生。
若不是我的家族子息单薄,到头来那棵不算大的树上只有父和我这两只一大一小的“猢狲”,这样的情形怕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我那趟苏州之游约莫两年之后,那天仍旧在晚餐桌上,父突然说道:“今天你汪家表叔从苏州出来,说盛老四前几天死了。” ① “齐卢战争”是发生于1925年的江苏督军齐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军阀内战。
“是什么病?”我随口问道。
“脑溢血。没来得及送医院,就死在留园那间门房间里的。前天在殡仪馆大殓,你汪家表叔也去了,说一共到了十多个吊客,都是住在苏州的一些眷。”父划了两口饭,停箸默然了片晌,颇为感慨地说道,“记得那一年……是民国十四年,‘齐卢战争’①已经结束,沪宁铁路恢复通车,盛家的老四、老五两兄弟在上海请了一批朋友到苏州白相。我也去了。他们包下北局的新苏台旅馆招待客人。那天,大家出城到留园去吃蟹赏菊,连同本地的戚朋友,一共上百辆马车排成条长龙,领头的马车到留园门口时,末尾的马车还没有出阊门。沿路从观前街到景德路到石路排在两边看热闹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想不到到他死的时候……”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我想起了虔信佛教的祖母生前常说的一番话:“凡百人等都千祈不能把福享尽,享尽了福,在命中剩下的便是苦和灾了。”———这番话她是说来告诫子孙的。
我也想起了中国的俗谚:“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那个常说而又抽象的“天道循环”确实存在的。
三井花园
我走进瑞金二路上那家瑞金宾馆。大门口那位穿制服的司阍挺有礼貌地微笑着向我招呼———虽然他并不认识我。
现在任何衣履整齐的人都可以进入那道大门了,可以进去住宿,吃饭,喝酒或咖啡……即使不作任何消费,在里面那片日本风格的花园里游逛上一圈,再回出来时门前的司阍也会微笑着对你说声“再见”。
在二十几年或三十年前,这样的情形是不容想象的。五十年代初,我在打浦桥的上海法政学院里念书,每天上学和回家都要从那里走过。那时候两扇黑色大铁门常年紧闭着,难得有时开启便总有个穿便衣的大汉走出来扬手拦住南来北往的行人和车辆,让门里的黑色轿车开出来转弯驶去。汽车开走后,铁门又随即关上。
由此推测,住在里面的必定是个重要人物。
某日放学走过那里时,一辆黑色轿车正停在大门前等候里面开门。我看到汽车后厢里坐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脸庞微胖,头发剪得很短。这时,同行的那位同学叫唤起来,声气挺激动:“舒同!是舒同!”舒同便是那位书法家,以后我佩带了三年的那枚校徽上的字便是他写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动员大会上给师生们做过报告。我再想看清一下时,铁门已经开启,轿车开进去了。我对同学的眼力有些怀疑,他却斩钉截铁地说那天听报告时自己的座位离主席台挺近,因此决不会误认的。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我便不再从那里走过了,以后的许多年里,偶或从那里经过,总看到铁门紧闭着,也不知里面是住什么人或是做哪个机关。
这便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报上报道说签署公报的地点在瑞金国宾馆中。这时才知道那幢房子已用作为宾馆———而且是国宾馆了。
倘若一幢房子也会有灵性的话,那么它一定会感到这是自身从建成到日后坍圮或拆除这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足以将过去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遮掩过去了。
它所经历的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是在1939—1945年之间,便是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时期。
1942年3月间,我祖父突地被设立在虹口的“大日本海军武官府”派人上门来抓走了,抓人时没宣布原因,家里人也不敢问,父托人打听了好几天才传回信息,祖父的罪名是“为富不仁”。我家的人当然明白,这“不仁”便是没有为“大东亚圣战”“助饷”。此时再想起要“捐献”当然也为时不晚,但总不能贸然找上门去问到底要多少数目,还得按照绑架赎票的常规,设法找到个和绑匪相熟的人去进行谈判,商定赎款数目,最后达成交易,交款放票。这样,父便想到了盛老三,跟祖母和一些友商量后,都认为他是做这个“中人”的最合适人选。
于是,父便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上盛老三的“公馆”去求他了。
盛老三的大名叫盛文颐,是盛杏荪的侄子,他凭藉着伯父的关系,在国民政府里当过握有实权的税务官员,同时由于盛杏荪生前同日本皇族和华族的密切关系,也很得日本军政界高层的青睐。
抗战爆发前,上海和江浙一带的鸦片销售渠道一直都是由黄、张、杜“三大亨”垄断着的。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去了内地,张啸林因要投敌当汉奸被军统派人刺杀,黄金荣杜门不出。原来的鸦片货源虽已归日本军方控制,但他们却不便于自出面售卖鸦片,还须另找中国人担任代理,这便找到了盛老三,让他成立起一家“宏济善堂”,专门负责沦陷区内的鸦片销售。为了对他拉拢和奖励,日本军方还作主把原来属于三井株式会社物业的三井花园赠送给他作为私人别墅。
于是盛老三转瞬间成了上海滩上的“鸦片大王”,销售鸦片所得的扣佣自然极其可观。不久,他又兼任了日伪政权垄断食盐买卖的“裕华盐业公司”的总经理。他一手掌握鸦片销售,一手把持食盐买卖,更进一步成为上海的“黑白大王”。他虽未在汪伪政权中担任官职,但由于深得日本军方的信赖,当时所具有的实际权势是决不在一名“部长”级汉奸之下的。
那天下午,父出去了三、四个钟头才回来,脸色比出门时显得宽释了些。他告诉祖母:自己到盛老三那座别墅中时,他正在宴请几个日本高级军官,门里停满了日本军用汽车和带斗摩托车,门前还有日本兵站岗,幸得盛家那个门房认得父,这才能进门。在小客厅里独坐了一个多钟头,盛老三才抽暇过来见他。听了父的讲述,他满口答应帮忙,还说虽然和海军方面不熟,但定能转弯子托到可靠的人的,约定两天后再到他家去听回音。
十多天后,祖父被放回来了。是盛老三派汽车把他送回家的。据祖父说,关在那里时并不太害怕,他明白像这类公开的绑票只是为了要钱而不至于要命的,再说他被绑票也不是头一回了,五年前他就曾被一伙来自奉贤的土匪绑走过,是父托了张啸林当“中人”赎出来的。事后知道那伙绑匪和张啸林关系甚深,绑票极可能是受他指使的。但上海滩上有谁敢得罪张啸林!因此我家只能“敲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这回我家付给“大日本海军武官府”的赎金是一百条“大黄鱼”。按惯例还得给“中人”送一成的“辛苦费”,但一则盛老三对这区区一百两金子不会在乎,再则我曾祖父在李鸿章幕中时曾当过盛杏荪的上司而祖父以后又当过他的下属,因此两家算是“世交”,送钱酬谢显得太“见外”,因此祖父从家里藏品中选了一幅董其昌的手卷和一只哥窑花瓶教父送去。盛老三客气一番之后也就哂纳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盛老三便化装成穷人逃往江苏农村中以逃避惩处,后来由于携带的大量珠宝露了眼而被军统追踪捕获,以附逆和资敌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五十年代中期病死狱中。
抗战胜利后,金神父路上由三井花园变为盛文颐别墅的那幢豪宅被军统接收,一度曾用作为三青团上海团部。解放后则由人民政府接管。
“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谚已无从考证首创于什么年代,但至少在我年纪很小时便已听到了。以后听多了,便觉得其中似乎酸溜溜地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是一些不富的人出于妒忌而对富人发出的诅咒之词。但当我再长大些时,所见所闻的大量实例使我感到过去那想法并不对头。暴发致富而又迅速衰败虽不至成为一条规律,但却实实在在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第一代创业敛财,第二代肆意挥霍,到第三代即使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也只是靠着祖宗留下的一点“残羹剩饭”在苟延残喘了……上海滩上那些豪门家族的子孙中能恢复“祖业”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
前些日子,《上海滩》杂志上登载过一篇记述盛氏家族百年沧桑的文章,文中引述了盛宣怀的一个孙子对作者的叙述:“十年间我们不断地搬家,住过愚园路、长乐路、巨鹿路、万航渡路,车子越乘越大,房子越住越小,最后只剩一间,而且是灶披间,却要住我们一房八个人,母和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晚上就睡在一张桌子上……”把这样的居住环境和盛氏家族仅在上海一地便曾拥有过三座豪华宅第和上千幢出租的石库门弄堂房子的情形相比一下,这个豪门家族的衰败真可用“一泻千里”这个词语来形容了。
其实在上海未过两代便全面衰落的豪门和富户又岂止盛氏一家。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瑾是李鸿章的女婿,本人也是晚清一个颇有名气的官员,官至右副都御史,并且宦囊丰厚,在上海和家乡都广置物业,在当时也算得是家豪门。张爱玲的父曾是上海有名的裘马公子,所娶继室是民初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但最后夫妇俩都贫病潦倒死在上海江苏路上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曾是“民国四大公子”①之一的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寒云)在上海居住过多年,由于他挥金似土又颇有才名,因此在十里洋场上所占风光曾一时无贰,但仅只十几年工夫便落得个床头金尽,幸得他有一手好书法,这才靠鬻字能得糊口直至病死。
历数起来,在这片十里洋场上,经两代而败落的豪门还该有许多家,至于经三代而衰败的豪门则更是不可胜数,如此事例可说是俯拾皆是,其中包括了我不少友的家族,也包括了我自己这家族。
“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谚的应验率何以会如此之高,曾有不少人(包括当事者在内)探究过个中原因,所列举的原因很多,如骄奢淫逸,挥霍炫富,争产内讧,战祸动乱,社会变革等等。
诚然,所举的这些内因和外因都是存在的,但这些都还只是现象而非实质,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如一位刊物女编辑所说过的那样:还是由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和遗留下的文化中的糟粕所造成的。
我赞同那种说法,但又感到在这前提下所涵盖着的内容是极其复杂的,这也许是个值得社会学家和近代史学者们深入探研的课题,并且相信对这课题的探索和研究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也是有其作用和意义的。
① 当时被称为“中国四大公子”的另三人是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纲和卢永祥之子卢筱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