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来到上海,我的第一件事是走在福州路上观看。这一直是条文化街,我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很多个年头。我在异地常常想念着上海,惦念得最深的便是福州路,所以到上海总要在这里走走,看我曾呆过的楼屋与里弄,有的依然,有的已不可辨。而勾起我阵阵的往事思绪,却是苦中有乐、悲中有喜的一团烟云。想着,想着,就走得很慢,我如今已是一个老人,迈步维艰,每一个脚步沉重地敲打在路上,仿佛感到有些震动,这是一条我年轻时每天不知要走多少遍的路,我现在正在寻找过去的脚印。
我在少年时因贫穷所迫当了几年学徒,那日子是不必细说的,终年伺候老板而没有分文收入。不过我幸而没有被穷困与势利所压倒,年轻人总是有一颗来自幻想的向往之心,它生长着一种生命力的挣扎,要想活得像个人的样子,非不停地挣扎不可,挣扎是一种解脱困境的催化剂。在生活的隙缝中间,我在十六岁那年有幸走进了上海的文化出版界。
我考进了生活书店。使我眩目不止的是看见了不少著名的学者与作家:茅盾、张仲实、郑振铎、沈志远、陶行知、胡愈之、钱俊瑞、金仲华……他们是各种各样的编辑和刊物主持人,我贪婪地读他们写的和编的书。在这个环境里,我心甘情愿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工作,可是我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我的共事者的平等待人和蔼可的态度,使我立即感受到从一个被人歧视的学徒生涯中陡然进入到一个光亮的世界里的狂喜。我于是暗暗地祝愿自己,把我的一生都交付给这一种事业中去罢,尽管我文化水平很低,我可以学习,我可以从胜任的事情做起,我找到了我的人生立足点。
1937年7月,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从苏州监狱释放了,那正是抗日战争的前夜。我听到了韬奋到书店里来的讲话,他要每一个与会者都说几句话,然后他再说,他说得很风趣,有一种使人喜欢和敬爱他的魅力。不久他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出版了,我们就沿街到处设摊叫卖。战时的刊物多起来了,有《世界知识》等刊物的联合旬刊,有巴金主编的《烽火》、沈起予主编的《光明》战时特刊等,还有钱俊瑞主编的《黑白丛书战时丛刊》的社会科学图书。短短的时间内,文化界沸腾起来了。救亡团体的集会、歌咏活动、慰劳前线伤兵、救济难民等工作,在大上海每个角落都积极地展开。许多的救亡工作者不顾疲劳,不顾马路上时刻飞来的流弹的袭击,也不顾大世界被扔下了炸弹,在战火的洗礼中换取着一种火一样的新的人生。因为韬奋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书店的同事就无一不是救国会的会员,我们的职守尽管是本位工作,但是只要一有时间,就不断地参加那些救亡活动,连乘坐电车回家时,也要向乘客们慷慨陈辞一番。我从那个如同生活在牢笼里的学徒生涯,猛一下卷进了这条火龙中,我觉得像是在做梦,我希望这样的梦境一直持续下去。 “八·一三”事变后,大上海沦陷了。
沦陷那一天,我还记得,天空阴云密布,城市在凄风苦雨中染上了一阵灰暗的迷雾。我们几个年轻人,站在屋顶上悲壮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抗战的路正长,我们无须悲伤,战火正在广袤的大地上燃烧;至于上海这块土地,有着不熄的地火在运行……
十里洋场成了“孤岛”。孤岛的救亡活动成了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内容的一段史绩,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活动,报纸、出版、文艺刊物、戏剧活动……在孤岛上放着炫目的异彩。上海有一个特殊环境即“租界”的存在,日本虽占领了上海,但对“租界”内的事务却不能插手。生活书店是一家最红火的以抗日宣传为宗旨的书店,公开的继续开办下去肯定会招致不测,但是可以改头换面,乘福州路上的神州国光社收歇之时,承租下来开设了远东图书公司,照样出售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的出版物。大部分书店人员都随着韬奋等去了内地,上海保留一部分编辑和办事人员挂着“谦记申庄”的牌号,在中汇大楼的几间写字楼里工作。
孤岛初期出现了一本刊物名《集纳》,由胡愈之、胡仲持主编,是生活书店出资办的。刊物登载的全是译文,采摘自外文报刊,内容则全是宣传抗日的。日本人发现了这本刊物,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租界当局从登记证上找到了办刊物的人并找去谈话。谈话中警告刊物不要刊登宣传抗日的文章。刊物的办事人说,所刊登的译文全是从上海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的文章翻译过来的。既然工部局同意这两种报刊出版,我们翻译过来为什么就犯了法?工部局的人听后语塞,只好让《集纳》继续出版。日本人鉴于英国人办的报刊不敢碰,改找中文版的开刀,结果仍无所获。
用外文报刊的译文作为抗日宣传的武器的,继起的有《译报》和《译报周刊》,里面常刊登一些皖南新四军的动态,当年在孤岛上都风行一时。文艺界有巴人、金性尧、唐等主办的《鲁迅风》杂志,专刊杂文、小品和散文。有巴人等编辑的《民族公论》。钱君开办了万叶书店,出版了一种文学刊物《文艺新潮》,由锡金主编。几位戏剧界的人办了一个戏剧理论刊物《剧场艺术》。孤岛上还有不少零星的刊物。几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等,仍活跃在福州路上。
这时,由胡愈之等创办的“复社”出现了,它的第一件事便是一个巨大工程,出版了《
鲁迅全集》,这是在当时读书界最轰动的一件事。接着推出了斯诺的《
西行漫记》。复社存在时间不长,因胡愈之的离开上海,也就结束了它的出版活动。
日本人一直在狞视孤岛的文化活动,它总是无事找事地压制抗日。那时曾有一本英文版的书———《日本的间谍》来自海外,作者意大利人范士伯,他曾在日本的谍报机构做过翻译,多年来目睹着骇人听闻的日本间谍活动及其残酷恐怖的内幕。他因事为日本军方拘捕数年,被释放后回国写了这本书。在孤岛上的翻译家罗稷南先生看到此书后,认为是暴露日寇内幕的一本良好读物。他向上海生活书店编辑部建议由他来翻译出版此书,编辑部接受了。译者用的笔名为“尊闻”。此书出版后在孤岛上不胫而走,几天内销售了一千册。可是这件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虽不能直接到租界内去查究,却可以通知租界的工部局彻查此案。租界的捕房查明结果,知道此书的批售来源是远东图书公司,于是上门将经理黄晓萍抓走。黄在狱中只供认是代售,是有人将书送上门来,而不知出版者为谁。他因拒不交代实情在狱中受尽严酷的拷打。书店经过多方门路托人向捕房说情,用一笔巨款将黄晓萍赎出,不久他因病重而逝世。
孤岛文化界的同仁们为工作而受难以至牺牲的自不止这一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蠡先生就遭日寇拘捕,因不屈而被杀害。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是被日特拘捕后受刑和折磨最惨重的一位。
我离开孤岛时较早,工作调动去了内地。以后各地的生活书店均遭国民党封闭,我于1941年春又回到了上海,那已是孤岛的末期。
这次回来,我看到孤岛文化灿烂依旧。看到的刊物,作者可能并非一律是名家,但是其透明度和持论的尖锐,较之内地高出一筹,因为这里并无审查制度。《上海周报》、《求知文丛》、《学习》这几本思想内容较突出的刊物,使我这个刚来自内地的人惊喜不止。孤岛的四周固然布满着豺狼,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自不能失去警觉,但是租界的特殊位置,却给了孤岛的文化阵地多多少少施展的机遇。困难自然是说不尽的,一种书刊被扑杀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又派生了另一些新的来;某些固定名称的刊物,不时地更换着每期不同书名的丛刊,以避开捕房的追踪。我的感觉是虽然紧张一点,但是在隙缝中抢得的一点“自由”,却比国民党地区那种天罗地网式的统治宽松得多。
使我最感满意的是每月有一期的《求知文丛》,看看像书,其实是刊物,每期的要目都告知着时局的中心,内地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和一切反人权的逆行,常常可以在这本丛刊中窥知底细,这是我这个刚从内地来的人感受最为深切的。
我爱好文学,关注的是孤岛上的文学信息。我发现有一种《奔流》丛刊,不久知道是适夷在主编。他把这套丛书每期冠以一个字的书名:《决》、《阔》、《渊》……打开看,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的新作,这里可以读到锡金的诗,唐的杂文,适夷的散文等。我十分欣赏这种富于独创性的活泼新颖的编书方法,而每期以一个字作书名,那每一个字都显示着奔流不息的状态。大约出版了五期左右,到底也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于是编者立即改换手法,出版了最后一期,那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鲁迅未发表过的杂文,题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内容是批评废名的。当年鲁迅写完后觉得不满意,丢在字纸篓里,许广平发现了就捡起来存着。适夷去看望许广平时,许说起这一篇,适夷就要来发表。鲁迅这篇文章的笔名署的是“直入”,适夷就将直入二字作为书名。事情很有趣,然而可惜的是不久后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开进租界,孤岛消失了,那套丛刊就此停止。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后,上海出现了一个苏商主办的《时代》杂志,由上海塔斯社的罗果夫主编,内容主要刊登德苏战争的战况报导与分析,另辟有《高尔基研究》的专栏,编辑人为陈冰夷。我很喜欢看,并为此写过几首诗和几篇高尔基研究的文章登在杂志上。这杂志实际主持人为姜椿芳,他还主编了一个文学杂志《苏联文学》,可从上面看到西蒙诺夫、柯尔涅楚克等人的新作。这两个杂志又是一种特殊情况,它们可以在孤岛上痛斥日本的盟友德国法西斯,日本人因碍于苏日仍有外交关系而只好干瞪眼,但日特则经常在杂志社所在地上海斜桥弄那里出没监视。太平洋战争后,孤岛上所有的正义性的报刊都被封或自动停刊,惟有《时代》与《苏联文学》照常出版,这是孤岛消失后存留的唯一的一点光亮。
孤岛时期还有几家颇有声誉的出版社,一家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去了内地,出版社由吴朗西主持着,出版了不少新书,我记得《文学丛刊》陆续有新作出版。巴金的旧作新著都在开明书店出版。有一家光明书局出版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四卷本;龙门书局出版了密西尔的《飘》,都是值得一提的事。还有一家出版文艺书为主的珠林书店,出书较少,但很扎实,我只记得巴人的《文学读本》是他们印的,当年在孤岛上是很受人注意的一本文学理论书。
我现在要说的一家没有公开地址的东方出版社,专印马列主义的革命读物,主持人是丁于先生,是我的朋友,至今仍居住在上海。在孤岛的环境里,他敢于印那些读物而不顾危险,是很使人敬佩的事。他的出版物,几乎同孤岛共存亡,到太平洋战争起,租界被日寇占领了,他的全部存书都成了危险品,经处理后他只身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他是位很有创造性的出版家,我还记得他把洛甫(张闻天)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印成六十四开的小本子,印得很精美。前面所说的《奔流》丛刊,也是他主持下出版的,每一期都印得很精美。孤岛上最受欢迎的几本儿童文学读物,如苏苏(钟望阳)的《小癞痢》、《车车(即汉奸)的儿子》等也在他那里出版。我觉得这是孤岛出版界的一朵奇花,似乎说起的人很少。
孤岛时期的生活书店,印的书大部分运往内地。那时候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是秘密在上海印刷的。抗战中广州沦陷后,编辑部迁至香港,不久茅盾去了新疆,编辑部就由适夷主持。因为香港的印刷费太贵,每期稿子托轮船局的关系带到上海,印完后分别寄香港和托运至温州分寄内地诸地发行。《文艺阵地》在孤岛上之不宜公开卖,是顾虑被发现在上海印刷而引起麻烦,乃另行印一种《文阵丛刊》,每期取其中某一篇作品的题目为书名。这工作延续了好几年,一直到茅盾自新疆回重庆,才移至重庆出版。
当时上海读书出版社,还经营着一件巨大的工程,即准备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出版。译者郭大力、王亚南都远在内地,他们把译了的稿件,用航空信纸誊写,辗转带往上海,边译边带,经好几年才完成。这样的书非在上海排版不可,上海印刷的字体清晰而精美,为香港和内地所不及。《资本论》的出版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但是它的排版和校对工作,却是在孤岛时期进行的。
孤岛的后期,在福州路上出现了一家“美国书店”,专售来自香港的进步书刊。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内的进步文化人在内地渐渐地不能立足,先后去香港创办各种报刊,内容都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如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随笔》、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萨空了主办的《华商报》等。这类书刊,大都可在“美国书店”买到。何人创办,并不清楚,它挂着外商牌子,可少受租界当局的麻烦。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军队开入租界,接收和封闭了有抗日色彩的书店、出版社、报社,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了苏商办的《时代》杂志了。
一群进步的文化人失去了一切活动阵地,大多蛰居不出,也有一部分人北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或内地的。那敌伪时期的年代,物价一日数变,人们很难生活下去。而文化人除了会使用一支笔以外,大抵都别无所能,日子越来越穷。无计可施中,有的人设法做点小生意以糊口,我记得在古拔路一带,似乎是租用了一间汽车房,由郑振铎、耿济之合开着一个旧书店,出售的书,都是他们藏书中认为不再需要的,有外文书、普通的书,也有一部分线装书。因为开设的地方过于偏僻,周围居民读书人并不多,开办后经常门可罗雀,乏人问津。不久以后也就收歇了。有一位学者李平心,几乎全靠经济收入较好的朋友的接济度日,因此他依然能潜心写作。他居住在茄勒路的一个寺庙里,他与方丈是旧交,地方较为清静。他的《中国近代史初编》和《人民文豪鲁迅》两部著作,就是在寺庙中写成的。在文学翻译家中,蛰居时埋头于译作的有傅雷,他在这时期中翻译了好几种巴尔扎克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亚尔培萨伐龙》等。董秋斯翻译了加德维尔的《烟草路》、斯坦培克的《相持》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还有蒋天佐译的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罗稷南则译出了梅林的《马克思传》等。这些译著,在日本投降后都相继出版了。
那时期中可看的杂志除《时代》和《苏联文学》外,福州路中央书店出版了一种文艺性的杂志《万象》,由柯灵主编。登载着一些可读的小说和记叙性的外国历史小品,杂志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接着就有好几种模仿《万象》样式的杂志出来,观其内容大抵都在《万象》以下。不久后又出现一本名为《杂志》的杂志,其风格文情隽永,可以看出一些作者手笔之老到。以后知道主办人为袁殊,至近年始知袁殊其人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命他打入敌伪文化圈子中去的。《杂志》还刊登了不少可读的小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就首次发表在这刊物上。
孤岛消失后,福州路上顿见萧索。有的书店虽然也开着,但出售的图书经过清理后已少有特色,宛如一个个被盗匪洗劫后的人没精打采地蹲在那里一般。不久,福州路上开设了一家名“太平书局”的,主持者为落水文人陶亢德,这书店门面不小,构筑的样式有点日本色调,一望即可知是敌伪办的。这书店的出版物以文学读物为主,表面上看来还并不十分可憎,大约正是一种文化怀柔政策的表现。打头的出版物,不消说是周作人的书,他的《立春以前》、《苦口甘口》就在那里出版。此外便有陶晶孙、柳雨生、纪果庵等人的散文,予且、谭惟翰等人的小说。这书局规模固不小,但上门的读者不多,任凭你周作人如何的“苦口”,也卖不了什么好价钱。
倒是再往东一点的开明书店,仍在出售着吴祖光的《正气歌》,因为是历史剧,与现实无涉,不在清理之列。与之遥遥相对的是西边迈尔西爱路的兰心戏院,正在将此剧改名为《文天祥》不断演出。这台戏以“共天地不朽,与日月争光”的正气,连续上演了达半年以上。人们默默地去看,默默地以此自律并相互间勖勉。演员张伐的精湛演技与无畏的形象,在此时此地最是打动人心,我的朋友都说至少有看了三遍的,我是实足看了五遍的。
话剧的声响依然传送不辍,费穆改编秦瘦鸥的《秋海棠》在卡尔登演出,几乎场场爆满。黄佐临仍穿着短到齐膝盖的棉袍在专心一志地导演什么戏。曹禺的《蜕变》和契诃夫的喜剧《求婚》不时地在演出……
孤岛是消失了,但是上海的人文气息并没有消失。
此后的上海,便是日本投降后的一场另一个面貌的文化风景了,其热闹状况,已非孤岛前后期可比拟。其主力是来自内地的大批文化思想界名流和大出版社,出版物之多,瞬息间即目不暇接,这不再是本文所要叙述的了。我所记的孤岛前后数年的事情,只以我所接触到的为限,且全凭记忆,因此远非是完整的,囿于见闻而挂一漏万之处是必然的,加以这中间我因到内地离去孤岛三年,接触到的不过是首尾的那一点时间,那离去的几年中必有不少可记之事,这是我感到最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