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这个人一直生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既无意于结社入派，也不创办民刊发表诗见，连网上也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诗歌对他而言，也许仅仅是内心的一种精神养料而已吧？或者说，是构成他日常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热爱文学的初衷。遗憾的是在上世纪末开始加速的经济浪潮中，诗歌的纯洁性逐渐受到玷污，作品的附加值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为诗人们所津津乐道。在很多场合，讨论私家车的品牌和聚宴的菜单，显然已比研究一首诗的声韵和结构更为重要。当然，也有不少人经受考验坚持了下来。
纯正和朴素是描述张文斌诗歌的关键词。从内容和题材上来看，给人的印象也是这样。出现在他笔下的主要是跟个人生活相关的一些片段和情思。家庭、工作、妻子女儿、出行、赠答、家乡风物、旅途见闻。所感所思，付之于笔。这让我想起金圣叹代撰的《
水浒传》序里那个有关写作的经典说法。不妨想像，假如他采用的是古体诗的形式，是否更像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风雅、淡泊，读书吟咏，自得其乐。包括在风格技巧上，也很难说是受哪位诗人或哪个流派的的影响。指出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年我们看了太多的所谓好诗，但碰上涉猎广泛、资历较深的读者，一眼就能看清其师承与渊薮。一个瞧不出招式来源的作者是否有点可怕？如果你问金庸笔下的令狐冲，相信他也一定会作出肯定的回答。
张文斌是浙江文成人，大学毕业以前的经历，跟一般年轻人差不多。有意思的是，当初在学校里，他读的可是医学而非中文。正是缘于对诗歌的喜爱，加上文字上展露的功力，使他阴差阳错被推荐进政府部门当了一名公务员。出乎一般人——甚至包括作者本人——意料的是，繁忙、严肃中略带几分沉闷的长年的机关生涯，非但没有削弱他的情思，反而赋于他的诗更厚实的内涵和笔力。这是相当奇怪的一个现象，而且很难用通常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像《造访柿林古村》、《省府路八号》，还有《一封家书》、《西园桃树》和《家有爱女》，历史与现实在他身上，似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交织，在纠缠，领导秘书的繁忙事务和内心的书生情怀，固执地将他的身体拉向两个方向。所幸的是，他多年来积累的文化学养，已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驯服。
许多诗里有一种尖锐、不完整的东西，需要细心阅读才有可能发现。有点像中医的针炙疗法，面对眼前的吟咏对象，不慌不忙，慢条斯理，找准穴位后将情感的针尖猛地扎进去。我不清楚作者当初写作它们时的触机，至少就这些的题材而言，对任何人的才华和技巧，都将是莫大的考验。也许在思想深度以及言说方法上，它们都不乏可议之处。而且诗意的充沛也明显有些欠缺。问题是，当我们对此类题材大多表示不屑时，张文斌却把它们纳入了诗情的视野。
他总是低头寻找，我指的是他诗歌里的形象。仿佛一只蚂蚁在跋涉中期待与属于它的食物相遇，又像穿山甲不停地啄凿语言的巨壁，渴望早日窥见石头背面文字的真谛。既锲而不舍、心慕手追，也从未因成功的姗姗来迟而有丝毫焦虑和暴躁。这是那些对艺术永怀敬畏之心的人才可能具有的姿态。它同时也说明了，一个真正热爱诗歌的人，势必是一个谦卑的、执著的人。看他在公务行程、或工作间隙里写下的这些诗句，这些情感和思想的记录，你可以感觉到文学想象力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尽管某些先锋口味较重的读者，对此可能会感觉有点不过瘾，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认同它的气息，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尖锐，有点感伤，有点忧国忧民，有点书卷气。在平凡的生活中固执地探索事物背面的意义。不知处身世俗红尘中心的张文斌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确实是做到了。
总的说来，当前诗坛之所以还让人值得期待，成名诗人对自身的更高要求、以及新作迭出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还在于有大量资质良佳、潜力无限的无名写作者的存在和参与。张文斌的意义及可敬之处或许正在这里，他并非一般公众概念上的诗人，私下里也从未打算想要通过诗歌扬名天下。虽然写诗对他的重要性，不亚于生活本身，为了纸上的这些分行文字，多年来宁愿放弃人生的其它享乐。但相比成为麻雀合唱团里耀眼的明星歌手，他似乎更愿意像蟋蟀一样，在一缕星光、一块瓦片下发出自己孤独的声音。没有停顿，没有假唱，也没有亢奋、沮丧和因寒噤声。当年苏轼对他的学生晁补之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声音。是的，在创作中，没有比认准自己的道路坚持走下去更重要的了，我们也许会惊讶于运动场上当赛手飞奔时，有人在一边不徐不疾行走，但到头来最先到达终点的有可能正是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