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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记忆中，李肇星是一位面对豪强骨头硬的外交官。他曾作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此后就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而面对世界风云，再后就到了1998年3月，当他在白宫向克林顿总统递交了江泽民主席任命他为驻美大使的国书，并检阅美军仪仗队之时，脑海里涌动的是：“知我者，历史的峡谷。我信然，时空的大度。”(诗集《重托之下》)果然，不辱使命，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从波澜起伏之中终于现出了两国人民所企盼的希望之光。2000年1月29日，华盛顿市的市长威廉斯特先生，为他使美期间所做的卓越贡献特别颁布文告：宣布当天为“李肇星日”。
       相比之下，他的诗文才俊显然较少被关注。然而，当一名诗人却是他从童年萌生的追求。读读这精美而厚重的诗集吧，谁都会感觉出，它是作者内心深处至诚至爱的自然流泻，更是一个博大胸怀高远志向的寄托。作为外交官的诗人，是在用诗去把握世界——以心灵去呼唤心灵，以真情去感染真情。行行文字，都是诗人肩负重托远走天涯的足迹；篇篇诗作，尤如向世界敞开祖国心扉的窗棂，不惜“讲得太急，太细……太响，太多……我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温暖的失音》)，来让整个世界了解他挚爱的祖国。如果把李肇星维护祖国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外交行为视为排击不义的剑气，这些流出笔端的文字则是抒写崇高情怀的箫音。
       李肇星出生在山东胶南的一个贫苦农家。在艰难的岁月里，贫寒的农村并没有阻断李肇星遥远无垠的想像和向往，他从小就喜欢爬到村头的大树上去读书，读累了就看天空中鸟儿划过的痕迹。中学时代趴在家乡的麦地里写出的文章就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刊出。33年后他叙写当时的情景“我钻进学校附近的麦子地里写了《越活越年轻的爷爷》。我是因为不好意思，才偷偷躲出去写的。结果，弄得浑身是土，稿纸上也肯定有土味。但在庄稼地里写爷爷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属于山东那片土地。狠了狠心，稿子进了绿色邮筒。当时我可真羡慕那篇短稿，不管发表与否，它是可以去一趟设在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那间编辑部了。”时隔30多年之后，他仍能记住编辑部的号码，那该是怎样的刻骨铭心？故乡的地域文化滋养影响了他为人为文的走向。后来考入北京大学，由第一志愿中文系而戏剧性地跨进西语系。
       细品李肇星新版诗集，觉得套用诗论上现成的美学术语，显得窄仄了许多。清人赵翼曾有诗曰“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正像冯骥才在为李肇星的诗前序中写到的“才华有如春草，充满着一种从大地里迸发出来的渴望”。又说，“最好的序应是读后感”。我在阅读时也隐隐觉得，用现成的理论去解读李肇星的诗，无疑是一种不着边际的虚妄。面对一片诗的汪洋，兴叹之余，只能匆匆拾捡起那些为之感动和引起深思的点点滴滴。
       密不可分的生活之源
        古往今来，因情感写诗的诗人多，因生活及其触发的思辨写诗的诗人少。前者总觉得现实生活没有诗意，于是逃离自身的生活境遇，到古代古人古典中去找资源、找灵感，结果满纸的名人名言名典，惟独不见作者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这种诗或诗人往往“短命”，或者在曲高和寡的堂皇之下孤芳自赏。后者则常常被广众传唱，作者被视为大师。
       诗是高度浓缩的结晶体，本应以生活为根，诗人保留对自己时代和自身周围生活的敏感，是创作最基本的内在的要求。李肇星的诗无一不是来自他亲经亲历的现实生活。据说，他能轻松地观看用古典英语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却从不打着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旗子，去搞那些背离国人口味、故作高深的徒劳，他的诗大都晓畅、质朴，朴素得像日记，像民歌，带有土味，正是这些带着作者的体温、呼吸和热血沸腾的生活，这些原汁原味的细节，使读者同诗人一样获得现场感，得以感受真实、理智和与之相呼应的美。立足在坚实的土地上，“生长着的不会衰老，玉米还是玉米”(《又见老玉米》)。《故乡愿》、《夜梦瓦屋河边草》、《梦见爷爷》等篇均在此列。
       面对国会山上的乌云，国会山前的杂草，这样艰涩的政治题材，诗人竟联想起儿时偷吃姥姥的樱桃的顽皮情景，家乡的樱桃营养丰富，滋味鲜美，就因为“吃足了姥姥的樱桃——不怕那山的乌云，不怕这山的杂草！”好一个底气十足，举重若轻！由此可见诗人驾驭题材的功力，赋予了诗应有的灵动、活鲜。
       《奶娘》更是作者源头活水的自然喷涌，也是催人泪下的重作，面对奶娘如今仍干瘦、冰凉的手，聆听自顾不暇的老娘亲再一次的关爱，谁能不被震荡，绕梁的余音便是儿女之辈该如何面对老娘亲的思索。真是应了里尔克的一句名言：“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它；还是抱怨你自己吧，怨你还不够作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也没有贫瘠的地方。”
       应该说，李肇星属于善于发现、善于创造的一类，加上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使他那些贴近生活的诗具有了深刻性和厚重度。他用自身的人格之美去发掘进而展示原材料的灵性魂魄之美，用心血和生命去凝结诗章艺术之花，使之闪耀出理性的光芒，成为牵引人们在未知的长夜里迈动探索步履的灯烛。葡萄牙波尔图的软木，就是那些“不事脂粉”、“不修边幅”、“默默不语的片片、屑屑”。可谓木材里的弱者，为人司空见惯。而诗人从它的出口量联想到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传世名句，给读者一种世间万事万物皆可有为的自信。当踏上欧洲之角，面对流传了几个世纪的名人名言“陆止于此”之时，他毫不矫饰地指出：那是“目光的局限”。山外有山是真知，达到颠峰是偏见，使人们的思维一下子从地域和视野的局限中摆脱出来，拓展了许多许多。立意高远、着眼未来始终是诗人的追求；立意高远、着眼未来的诗人同时是哲人。如果说，生活是诗之源；那么，在知识面前自感渺小而学而不倦，在世界面前自知个人微不足道，紧紧地与祖国联在一起，大约就是李肇星不断向人生最高境界冲刺的力量之源。
       浓得化不开的家国之思
       李肇星是外交使节，这是在现实中的分工，但似乎也可把他称作诗人，因为他胸中的历史诗情是那样深沉而又美丽。外交官的命运历来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160多年，160年后的今天，美国，还有日、英、法、德等等，多少个国家的总统行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抚今思昔，怎能不使中国的外交官感慨万千？李肇星在《瞬间》里写到：“一百六十年的泪泉，你有多深多浓！我骄傲地任热泪从双眸奔涌”。这样的诗是心里话，令人信服、振奋。
       外交官的特殊经历，使本来就与祖国息息相通的李肇星更添一段思乡念国之情，凝成诗集里无处不在的浓笔重彩，是万行诗卷的点睛之笔。在他眼里，英姿勃发的年轻共和国本身就是一首诗。置身天涯海角时，更觉祖国清丽纯情、光彩照人。写香港回归，题目只一个字：“根”。只要了解回归中的麻烦和殖民者百年教化留下的印痕，就能体会出“根”的分量。《圣地亚哥寄信》使我怎么也无法忘怀，并不只因为它是我在千里长途中翻开读到的第一首，也不只因为从诗人《送娘远行》一文里得知，诗写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而作者并不知道，“最苦的是，已不能说再见”。是因为诗人的步履太匆匆，走得太遥远，走到了外国首都离祖国首都最远的一个，他也没忘了“给娘——伟大祖国最可爱的一部分，自己心头最敏感的一部分”写封信：“离家久了/想给娘写封信/腹稿早已成篇/要寄走/却很难，很难。/不怪天各一方，不怪万水千山/——信上的字字句句/包括标点/都会在子夜梦中/被原封退还……”
       
       很短，我的泪珠都超过了它的字数，那是它品位的砝码。诗在中国是最古老的艺术，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情感史，本来就是最娇艳的民族精神之花，包括着民族的文化、心理、气质、风骨。这一首在怀亲诗里应属绝唱。千万里之外的游子心中的家与国、母亲与祖国是无法分开的，心切情真，久结深埋，无以排遣，在这里无可遏止地迸发而泻，落笔之处一曲三波，犹言难尽，余音不绝，是中国诗歌传统中历久弥新的乡愁；飞白之处却是超越时空、超越自我、永远不能割舍下的爱国主题。作者与读者交相共鸣的家国情结最终在诗章里得以永恒。这样的上乘之作出自李肇星之手并非偶然，因为他早已认同：“岁月的血脉是我的生命线，祖国的神经是我的生物钟。”(《生物钟》)
       记忆与反思的哲辩之光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在艺术里最高的层次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牛田洋》就是一首拒绝遗忘叫人思考的诗，它记下的是一个悲剧。作者在诗的后记中说：在“文革”时代的1969年7月28日，几百名在广东汕头郊外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同台风海啸拼搏，数百名战友牺牲。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诗人惊呼：“你不是普通的水，你不是普通的浪。你是侵吞生命的粗暴，你是骇天动地的疯狂。”“虔诚的，是我们年轻的一群。”“邪恶的是你十年的荒唐，把愚昧视作荣光，把虚伪奉为辉煌。”
       正视历史，正视主宰历史的人类自身，是一种宝贵的自审意识，作者做到了，而且是在“文革”后仍有人不能从愚昧中醒来的背景下做到的。数百名学生和战士死而不能复生，“活下来的是奢侈的偶然”。一句话，足以使从那个年代活下来的我们痛定思痛。于是，牛田洋具有了新的定位：它将成为我们民族历史进程中“意志和理智的课堂”。爱和恨，荒唐和理智在这里遭遇，撞击出以理醒人的哲辩光芒，来支持以情动人的诗用一种新的审美视觉，激发读者去探求人类生存的状态，思考生与死的命题，极大地增加了涵覆量。而诗人仅用纯朴的语句表达出了深刻的内涵。深入浅出恰是才华所在。如艾青说过的话：“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李肇星在对外交往的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钉钉铆铆，不卑不亢，可平日里就灵活幽默得多了。面对强权，有时也不妨幽默一下。《公鸡报告肥皂剧》就是他对美国《考克斯报告》寓言式的嘲讽诗：涨红了脸的公鸡，霸道地向常识宣战：我有羽毛，你不能再有，否则就是偷了我的；我产下超蛋，就不允许别人再有。这是哪家的理论？诗人不动声色，顺手拿起常识之镜，照化了肥皂剧自得迷雾。幽默往往是智慧和正义感的体现。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外交官是忠于自己的祖国的，诗人是忠于自己的心灵的，心灵与心灵交流的最好工具是诗。在一个沸沸扬扬的世纪里，有一位外交官选择了诗，在世界众生的心灵之间架构起一座座理智而友好的桥梁，使严正理性的外交多了些飞扬的神采，使缠绵激越的诗歌增加了些内在的分量。冯骥才称他为“双倍的诗人”。
       确然。
        (桑新华：作家齐鲁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泰安市教育局局长。本文是桑新华为《肇星诗百首》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