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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很悲痛，在这里哀悼当代哲学家萌萌教授。萌萌教授是中国现象学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核心成员，从1994年学会成立后，萌萌教授就成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组织了两次年会，最后一次是在去年12月，在她住院前一个星期，她以重病之躯仍亲自组织和安排会务。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竟是与萌萌教授的最后一次共事。
       作为我国当代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萌萌教授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视野，对感觉、情绪、语言，意义等重大哲学问题作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萌萌教授英年早逝，是中国现象学界的重大损失，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同仁，并作为萌萌教授的朋友，以我个人和我全家的名义，表达对萌萌教授最深切的哀思。安息吧，萌萌姐。
       萌萌的学术道路　蒙　代
       就学术经历而言，萌萌出身于欧洲文学史专业，硕士论文(1982年)做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娥菲丽雅线团”、哈姆雷特“为什么在复仇的时间上一再延宕”等经典问题作为切入口，仔细分析了《哈姆雷特》的双重结构，以此揭示哈姆雷特性格悲剧命运的意义。当时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权威方平教授(答辩主持人)评价为，对《哈姆雷特》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尽管如此，萌萌往后的学术道路上并没有驻足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上，她听任自己来自天性的对语言或文字的敏感和来自良知的对经历背后生成性的存在问题的敏感而选择了一条远为艰难的道路——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其中倾向于欧陆的语言哲学。所以，萌萌一出道就以独特的语言感觉和思想锋芒为学术界所关注，以至其诗意与理性的紧张让北京的朋友们不得不喊出“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的口号(赵越胜语)。
       1980年代，在中国后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思想者解放的节日，尤其是他们寻求理想与现实结合、中国道路与西方现代思想结合的最真诚的反省、思考与探索的自由而充分的展现与碰撞。在青年学人的各类云集中，萌萌可以说是其中最深入的探访者和研究者之一。正如当时一位北京的朋友所说：“萌萌的‘山头’是最大的。”(徐友渔语)除了积极协助、呼应北京朋友组织“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活动，自己还同武汉的朋友组织了《边缘丛书》的写作与出版。刘小枫曾于1994年在香港对当时正在做中国两大学者集团(“走向未来”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所表现的“思潮”研究的旅荷学者说，“除了台面的思潮外，别忘了还有背后的思潮，例如当时中原的武汉重镇就有萌萌他们那一帮人，可不能忽视。没有这些背后的思想深度的揭示，你的思潮研究就会流于平面化，甚至流于意识形态化。”(大意如此)
       1990年代，中国进入了沉下来思考的积累时期。萌萌1992年上岛，1994年和她的朋友远离武汉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迄今一十三年了。1993年、1994年萌萌参与了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是最早的成员，也是坚持到最后的惟一女性成员，并担任了两届学会年会的组织工作。
       从1980年代、19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六年，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萌萌的学术研究大体经过了两次转变：
       一次，欧洲戏剧史上历代经典作家的专题研究及其引申的个人命运的哲学思考，转向存在哲学的身体性情绪和语言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其中仍保持她喜爱的个案研究，但视角与背景显示的意义层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对法国女哲学家神学家薇依、对德国哲学家思想史家洛维特、对德国籍犹太思想家语言哲学家本雅明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代表作是《情绪与语式》、《为着‘曾经’的承诺》等)；
       另一次，又转回到个人与民族命运结合的中国现代思想的特质与形式的思考中来。为此，她主编了《启示与理性》之“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三辑，并在大量的读书笔记、研究生教案、研究性扎记、随笔以及商讨性的信函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思想论域：
       一 　“人是无意指的指号”：它本来是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中的问题，她却从中引申出人在语言中的能听形式，即触发语式的隐喻结构，让语式呈现出表象意义与自显意义的复调意向张力，为了进一步引申到人与世界、与民族、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更具体地考究“指称与非指称”二重关系是怎样区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图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两难状况。
       二　“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它不同于形式的英美语言哲学，在欧陆德法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着重揭示语言物性的两个方面，即语言的存在界面和说语言人的身体界面，以及两者的互补性。这既是语言哲学与存在神学的难题，也是个人最独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网络时代对语言的毁坏，它才超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担当着汉语言自身的救治。——这是萌萌思想的立足点。
       三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在技术理性和物质欲望占主导的今天技术时代，思想者可能死于无思想的各种自设陷阱，萌萌的经历与见闻几乎给她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性范例。原来她只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研究它，后来发觉它隐含着“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种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谓“现代性冲突、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所以，她的命题决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学。
       四　“幸存者之幸与不幸”：“幸存者”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的自称，作为“幸与不幸”的未完成责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却给萌萌以极大的触动。她联系到自身的经历，几乎中国现代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信仰各个层面的危机她都切身地决非常人可比地遭遇着，为此，她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来、表达出来。
       萌萌在病中曾说：“根据我对中国学术界的了解，特别是对其中作为引导者和被引导者及其反叛者的现存状况的了解，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具有潜在的‘诊断性’。”
       直到临终前半个月，她都在向亲人和朋友表达，自己回海南后首先要腾出时间将这四个方面的笔记整理出来：“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然而，命运却将她无比丰富的经历、记忆与思想留在残缺中了，像“维纳斯断臂之谜”。
       但这丝毫无损于萌萌作为中国当代有创见的独树一帜的女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的形象，只要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积累与建构的研究，萌萌的思想及其思想家的地位便立即突显出来，并是无可替代的。
       200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