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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诗人萌萌是老诗人曾卓的长女。曾卓是我的老友，他的女儿自然也成为我的朋友。在她出生的时候，我与她父亲已经认识了八年。我们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相识的，由于对诗歌的共同爱好，相聚在一个名为《诗垦地》的园地里。在众多朋友中间，曾卓与我年龄相近、性格互补，所以关系更为亲近。
       抗战胜利后，曾卓和我先后回到了家乡武汉。在他主编的《大刚报》副刊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青年朋友，通过文艺写作表达了对中国走向新生的强烈愿望。曾卓16岁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他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萌萌的父母是大学的同学，她母亲是一位沉稳典雅的现代女性。与新中国同龄的萌萌，是年轻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父亲的聪慧和母亲的雅致。
       解放前后，我们两家的来往比较密切。记得萌萌满一岁，我和妻子特意商量给这位“洋娃娃”送过生日礼物。曾卓和我都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他钟爱他的女儿萌萌，在我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953年，萌萌三四岁，我调到了北京，此后很多年没有见到她。
       1955年，我和她父亲都卷入所谓“胡风反革命案件”。这桩案件虽不及后来的“反右”与“文革”涉及的人数多，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大错案，延续时间之久超过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由于运动对象与运动动力人数相差悬殊，涉案人承受的政治压强也超过之后的政治运动。被卷入其中的人个个都很冤枉，但冤枉之中还有更冤枉的，萌萌的父亲就是这种情况。
       就我来说，既在胡风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又帮他写过给中央的上书，说我与胡风有关系，那是客观事实；但是曾卓不仅没有向胡风的刊物投过稿，而且与他也没有私交，仅仅一般性地见过他几面。只是同情胡风解放后的处境吧，曾卓却也被打成了“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坐了三年牢，戴了25年的政治帽子。
       父亲的政治遭遇对孩子不会没有影响。在萌萌成年后的书中就记述到：
       ……在我还只能咿呀学语，还刚刚感觉到坚硬而摇晃的地面时，我就听到了父亲问我的“话”和为我朗诵的“诗”了。而在我可以顽皮自得地爬到高高的桌子上捧着比我的头还大的书装模作样地读时，爸爸突然被迫离开家，我开始听我的未曾分离但已永远分隔的记忆……
       曾卓曾经告诉我，他从监狱里出来后，很想念他的女儿(那时他已经有两个女儿)，一天便戴着大口罩，到她们居住的房子附近去寻觅。他看见了女儿们在玩耍，而聪明的萌萌抬头一望，也很快注意到这个奇怪而又使她感觉亲切的“陌生人”。
       父母的分手，对子女总是一种心灵的悲剧。萌萌父母的分手，显然与恶劣的政治环境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有关。
       缺失了父亲的萌萌，在她的记忆里恐怕永远抹不掉父亲的影子。在“文化革命”那样险恶的环境里，年少纯真的她竟毫无城府地向社会主动表明，她是“曾卓的女儿”。凭她的直觉，她不相信父亲有罪：在她的心里，父亲的分量是那样地厚重!
       是“曾卓的女儿”，却不只意味简单的血统传承，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和历史承诺。这个可爱女孩给自己的肩膀放上了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她之后的苦难经历很难说不是这种选择的自然后果。
       在颠倒的历史被颠倒回来之后，萌萌和父亲的关系进入了正常的环境。萌萌在父亲面前永远像一个没有出嫁的乖女儿。他们一起谈文学、谈社会、谈生活，永远有谈不完的话题。他们父女在性格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都是性情中人，都喜欢结交朋友，能够真诚地对待朋友，因此不仅有很多的朋友，而且也被朋友所喜爱。
       平反后二十多年，我和住在武汉的曾卓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写给我的信里，常常提到萌萌，不论是赞美，还是担心，都体现出他深沉的父爱。
       曾卓热爱大海，写过许多关于海的诗篇，被人们称为“老水手”诗人；而萌萌则把与父亲相同的对海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真实的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故土，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上安下了永久的家。
       让我不愿回想的时期来了，曾卓患了重病。
       萌萌在武汉和海南之间不断地奔波着。为了给治病、养病的父亲创造愉快的精神环境，2000年盛夏，她邀请我和我的老伴前往海南，为我们买了机票，叫人送到家里，同时将她的父亲和薛阿姨接到海南她的家中。我们几个老友在萌萌居住的海甸岛上畅快地欢聚、谈心，一边呼吸着清新的海风，一边欣赏奇特的南国植被。看曾卓兴致勃勃、精神矍铄的样子，我想某种医学奇迹很可能出现在他身上。
       记得有一天，曾卓勇敢地跨进大海，涌过来的海浪将他打了个趔趄，我立即听见萌萌的喊声：“爸爸，老海鸥没事的!”这不是老海鸥在安慰小海鸥，而是小海鸥在鼓励老海鸥。我被感动了，“曾卓啊，你真是一个幸福的人!”我这样想。
       两年后，历经顽强的战斗，老友曾卓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很长时间内，我无法习惯没有他的生活。在悲痛之余，我想到他的亲人们，想到他生前钟爱的女儿萌萌。在一篇《让生命成为感激》的文字中，萌萌曾这样与父亲对话：
       “在不幸身患重病后，你曾一次又一次朴素地表达着你的珍惜和感激：你总是觉得你得到的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如果有什么能送给你作为80岁生日的礼物，那就是——‘让生命成为感激’……
       生命应该成为感激。这感激已然包含着对无辜者甚至诅咒者的承担。感激不单纯是个人得失的计算，而是一个历史、一个时代、一种生活的领悟，尤其是表达了、传达了的领悟。你做到了这一点，爸爸。”
       我感觉，她继承了父亲的精神血液，并从另一生命的角度，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她也许可以为父亲未了的文学事业再做些什么，我一直这样想。
       没料到的是，曾卓的病竟“遗传”给女儿，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苦难还在传递吧，曾卓离去四年后，萌萌竟留下了她的亲人，她的朋友，她未写完的诗，她的“公共语言的私人表达”研究，义无返顾地跟着走了。家人小心翼翼地向我传递这个消息时，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个天真活泼的女孩，一个鲜活的生命当真从天地间完全地消失了。几个月来，我总在思索：是曾卓在召唤女儿，还是女儿去追寻父亲呢?我实在无法解答。但我仿佛看见了：在汪洋的大海上，有一只老海鸥在翱翔，在它近旁，又有一只小海鸥在腾飞。那只小海鸥一边飞，一边还清脆地叫着：“爸爸，老海鸥没事的，没事的!”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幅画面啊!
       萌萌，好孩子，你真想变成一只海鸥，永远伴着父亲，守着大海吗?果真如此，你不正是中国版的安徒生童话里那动人的“海的女儿”吗?
       2007年元月
       我最后一次看到的萌萌　王家新
       我真不敢相信死亡这么早就带走了萌萌。她理应像阿赫玛托娃那样坚持到最后，活到满头银发啊。我这么想，是因为她的外貌、体形、气质和风度，她的从容、优雅、勇气和高贵，她那因历尽沧桑而透出的思想的成熟，都使我一再想到那位伟大的俄罗斯女诗人。我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我只是惊异于这种相象。
       我很早就认识萌萌，那是很多年前在武汉期间，在他父亲、诗人曾卓——我们敬爱的老师的家里。我知道曾卓很为他这个女儿骄傲，因为这是最能继承他的精神血液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在父亲面前，萌萌也永远是一个欢快的、自由的精灵，似乎她从来就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而这对那时的我来说，似乎也是个谜。
       我最后一次见到萌萌，是在2003年春节期间的海口。那时曾卓已离开我们一些年了，但他仍和他的萌萌在一起。在萌萌家里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一直摆着诗人的遗照。我们去后，萌萌燃起了蜡烛，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她是那样的安祥、沉静，像是在守着生命的记忆，像是在守着爱的源头。如果我记得不错，在烛火的映照下，她那时的肩上就披着一件阿赫玛托娃式的披肩。
       这就是我最后看到的萌萌。她曾在文革期间下放在我的家乡鄂西北山区郧县一带。她和她的伙伴们称那里为湖北的“西伯利亚”。她在她的文章中曾谈到她一去就遇上了一个伴随着罕见大雪的凛冽的冬天。这样的雪造就了她。这样的寒冷在她的体内久久地燃烧。这样的经历竟使她对命运感恩。
       她就这样带着历史赋予给她的创伤和重量向人们走来。她的自由、尊严、美丽和从容正由此而来。她在海口送给我和胡敏的书，我在飞回北京的路上就看了。它有时是哲学思辨性的，有时是欲说无言式的(她深知表达的困难，因而也胜过了一切雄辩)，但它的每一篇都使我在读时不得不停顿下来。我知道在这样的书中，我需要走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
       因此，她的离去令我倍感悲痛。一个人的离去，带来的是精神的缺席。
       她的离去，和悲剧的力量再次结合在一起。只不过这一次，一个人已完成了她光辉的心灵。
       头脑中一阵绝对的黑暗过去之后，我们始得以一双泪眼看生活——这个萌萌所热爱、所忧叹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