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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生平流水账时，颇有几处是可以“弹眼落睛”的：其一，1939年生于渥太华的阿特伍德，求学走的是笔直正统的经院路线：多伦多大学的学士，剑桥的硕士，先后两次在哈佛攻读博士，但最终因没时间完成论文而放弃学位——但这段经历显然没有妨碍圈内对其学术成就的肯定，如今，仅授予阿特伍德“荣誉博士”地位并礼聘其任教或“驻校写作”的各国名校就有10多所。
       其二，阿特伍德的创作之途可谓一路高歌，19岁即发表第一首诗作，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便以持久旺盛的创作力不给评论界和读者以任何淡忘她的机会。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都是结结实实的力作，外加散见于各大主流媒体的影视、戏剧及儿童文学作品，足以将阿特伍德在各个文学领域“全面发展”的风貌勾勒得令人心生敬畏。
       其三，多年凭借实力积累起的威望使得阿特伍德在文坛上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而且看起来她也非常乐意担当这振臂一呼的角色，诸如加拿大作协主席、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主席、80年代末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热心生态环保的社会活动家……凡此种种，都是统一于同一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不同侧面。
       这实在是一个生来就适合承载“文坛领袖”——从头衔到内涵——之重量的人物，无怪乎人们一提起阿特伍德就喜欢拿她5英尺3英寸的身高说事——“她是个表里如一的巨人，”此话不可谓不精彩。但阿特伍德本人，却更乐意俯下身，以某种微观而谦卑的姿态解说她的创作观：“若将文学比之于藏在石块下面的动物，则诗所表达的，便是人们观赏完这些动物之后再把石块搁上去的那份儿心态和情调；而小说刻画的，则更像是人与动物之间在特定场合下的矛盾：人用小棍子去捅它们，那些处境危险的可怜虫，或奋力自卫，或束手待毙……任何作家(尤其是诗人)都晓得，作者是完全听凭作品选择的，而他们自己却根本无法选择作品。倘若石块下面根本就没有蝾螈，而作者偏要想象它有，那就会失去任何意义。”
       由此推想，如果评论界硬要把《可以吃的女人》(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的主题归结为“女权”，替《使女的故事》贴上“反乌托邦小说”的标签，或者在《羚羊与秧鸡》(2003)和作家本人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乃至作品发表时恰逢非典在全球肆虐的巧合之间划上简单武断的因果连线，我猜阿特伍德只能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她当然不能否认，因为她的作品确实涉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调动了文学创作的诸般手段，行文间总好像在页边留出一大段空白，供书评人眉批、评说、引经据典；但她也绝对无法承认，因为，在她看来，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还是故事整体的情节铺排，人物命运的终极走向——那个在石块底下生机勃发的小世界，并不是依靠“主题先行”的设计，就能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样的世界到了阿特伍德2000年的代表作《盲刺客》里，其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开掘。在这部由四层故事构成的小说里，每一层都可以独立成章，但又互相嵌套——不是随手搭起来那么简单，而是互为因果，互相牵制。至于主题，历史的政治的人性的，不同的人完全可能看出不同的况味来。仅举一例：我在这个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故事里，读到了无数指向女性(又何尝不能推及整个人类)宿命的暗符——那种女性心底深处如暂时休眠的火山般暗涌的激情，不为世人所容，也往往不被自己所真正理解。书中的两姐妹更像是互为镜像的统一体，只有把她们的心灵曲线拼接起来，才能窥见一张完整的欲望地图。
       2000年度布克奖的评委想必从《盲刺客》里读出了更深邃更广泛的内涵，因为他们把该奖项授予阿特伍德时据说“毫无争议”。而在此之前，阿特伍德早已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英联邦文学奖、哈佛大学百年奖章、《悉尼时报》文学杰出奖、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等尽收囊中，算上这次在布克奖折桂及多次在该奖评选中获得的提名，这位素有“加拿大文学皇后”之称的作家名下似乎独缺一尊诺贝尔奖。作为这列长长的等候队伍(阿特伍德确实己屡次得到诺奖提名)里屈指可数的女性，也许阿特伍德本人并不愿意人们从“女性写作”的角度去考量她的作品。如果有朝一日她真能登上领奖台，或许会更喜欢这样的授奖词：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搬开压在文字与心灵上的顽石，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既广阔无垠又纤毫毕现的世界，一个突破了时空、性别和文体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