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时刻］徐江诗选（９首）
作者：徐 江
《诗歌月刊》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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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事诗·前天
那是早上
有那么一会儿
我在火车座位上睡着了
那时大地移动和车上的音乐
都是那么地诱我入睡
我闭着眼
在半梦半醒的幽暗里
看自己的脸
渐渐绽开
笑成了一朵花
杂事诗·自贺
像我一样
喋喋不休的人
太多了
这是有时
在网前端坐
所想到的
像我一样
自鸣得意的人
也太多
这是近二十年
我在或明或暗
或有或无的人脸
所见到的
我曾经看不懂
里尔克晚年说的
“我每天都在
困境之中”
38岁的我
现在勉强可以说自己
每天在懂一些
但是
观我人类之长河
每天沾沾自喜
和生活之熊
扑打
像我这样
所幸
不是太多
可也不太少
杂事诗·病后阳光
每一次病过
都感觉是死过了一回
这么说在我的人生旅途
已有无数的我
在来路纷纷倒下
那么每天
我是在轻装前进呢
还是负载了太多的灵魂
抢自花火集
邻居大办丧事
和尚唱了一夜
头一次这么近
领受佛乐熏陶
杂事诗·鞋的民主
写稿前竟先疲惫了
赖在沙发上
看老京剧音配像
头牌和龙套们
黑面白底的厚底靴
屏幕上过来过去
无论帝王将相
还是佣人盗匪
都概莫能外
忽然就想笑了
这么些年
就没个高人
先于我发现么
——这帮该死的竟在
历朝历代万岁爷的眼皮底下
偷偷民主
杂事诗·为无神布道
昨天还跟人
讨论素食
与戒烟的价值
今天在外面
就闻到街车
散发的尾气
想想十五亿人
环保谈何容易
想起马非
诗会上的典故
——三天夜酒
就毁了半年的静养
善哉
我主
杂事诗·在天津大学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
在中国最早的大学
最新的一幢展所
看来自佛罗伦萨的收藏
在摄氏1525度的室温下
就着柔和的射灯
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闻
各色女生发际散出的
雷同的合资洗发水味儿
在摩肩接踵
保安与拍照者此起彼伏的瞬间
看着那个大时代
那么多的无名画家
不约而同画出的
一只只漂亮的乳房
我心收紧了
继而在这个专制的春天
有些柔弱的怡然
杂事诗·谨此献予1976年7月28日
无以言
仍想言
雷霆呵
雷霆
人为啊
人寂
从六月
到七月
但人生之事实是
你得反过来数
有话要说——
韩少君：我知道，你们四位各有自己独到的诗学观念，诗歌朝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我想请问四位，你们怎样认识一个诗人的“知识分子品质”？如何看待诗歌的“民间性”？
臧棣：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诗和“民间性”的关系，在中国的文学语境里，已经滋生出非常复杂的含义。从新诗的历史上看，新诗起源于知识分子传统，从五四到闻一多的“读诗会”、再到朱光潜的“读诗会”。差不多有20年时间，知识分子诗人对新诗的敏感、对新诗的责任感，一直是引导新诗风向的决定性的力量。虽然也有一些依托杂志和出版社生存的诗人，如郭沫若，但都不足以抗衡新诗的知识分子传统。193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很大的变化，艾青的出现是一个标志。随后，西南联大诗群虽身受学院的熏陶，但骨子里则颠覆了以前的新诗的知识分子传统，他们最重要的努力是想建立一个新的传统。在我看来，它可以被称为新诗的诗人传统。作为一个诗人，我的努力的目标也是要参与建构一个当代诗的诗人传统。我曾被一些人目为或误解为“知识分子诗人”。但说实话，我很瞧不起一些诗人标榜的“知识分子品质”。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对诗人身份的在美学和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双重歧视。这就好像说，诗人必须依赖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的某种“知识分子气质”才能立足，或获得一个高级的文化身份。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可却被诸如欧阳江河这些三流货色当成了诗歌的牙慧。“民间性”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说到底，我们这代诗人都有这么一个背景。但如果像一些诗人把它当成一种真理话语或自我标榜的标签，那它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光环。我觉得，对一个当代诗人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重建我们自己的诗人传统。
徐江：如果我们忽略8年前的那场“盘峰论争”，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与那个荒谬透顶的“知识分子写作”分开，回到这个词的源头，我知道许多诗人可能很愿意说出、也更希望听到一个同行这样的表达“写诗人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且慢！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从狭义的、业内的历史来看，“盘峰论争”确实发生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至少在诗歌界已经成了贬义词，怎么撇都撇不清了。而从广义的、社会学和语言学相交织的词源流变这一过程上看，“知识分子”作为人类近现代文明发展中曾起过巨大作用的一个“种姓”，也已经消失。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从卢梭、狄德罗到本雅明、加繆，甚至到东方的芥川龙之介、鲁迅这样一个充满了对时代怀疑、抗辩精神的群体，今天的知识分子只是一群蠢蠢欲动的影子，他们不是被第一体制的机构收容，就是被第二体制（市场）所招降，剩下的则托庇于第三体制（学院）或者学院趣味。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美国也没有，欧洲也没有。有的只是形形色色或精或傻的“说怪话的人”。这样一群人又谈何品质？所以与其谈诗人的“知识分子品质”，还不如谈“诗人品质”，而“诗人品质”里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把天赋、发现与知识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分开。诗人当然可以博学，但不可以成为“知识”和规则的奴隶。包括诗歌在内，所有的艺术从本质上讲，都是反知识和反规则的。但“反”是要在通晓的前提下。盲目而反的人，不是艺术上的先锋，是混蛋。
至于诗歌的“民间性”，我以前已谈过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查我的《什么是先锋，什么又是民间》。
孙文波：你提的这些问题，过去几年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已经说的太多。因为，从实质上讲，不管是在写作中强调“知识分子品质”，还是在写作中强调诗歌的“民间性”，都有着当代中国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以及由这一大背景生发出来的具体语境作为谈论它们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样的前提条件，我们很难对它们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定义，谈论也会变得不得要领。所以在这里，我要反问的是：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人会强调“知识分子品质”与写作的关系，又为什么诗歌的“民间性”被一些诗人看作诗歌合法性与“政治正确”的依据？而且还由于对它们的认识不同导致了诗人之间的论争？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比单纯地谈论什么是“知识分子品质”，什么是诗歌的“民间性”更有趣的东西。因为我一直认为，任何发生在当代中国的话题，不管是在更大的社会层面，还是单纯地局限在诗歌领域，都必定牵涉在更多的问题之中，如果不把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理清，要想真正地搞清楚什么，几乎不可能，或者说能够获得的也只是概念化的说辞。
杨黎：知识并且和分子联系在一起，它就非常好的说明了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品质”。说明了它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同样的道理，民间并且性，也就是证明了诗歌世界里依然活着许多要出来的精虫，它把自己的工具搅动得夜不能眠。这么多年过去了，品质还是那样的深刻和高远，性还是长满了青春痘。而诗歌这个妓女 她白天挽着品质的胳膊，出入各种酒会和公共场所；晚上抓着性不放手，要了一次又一次。
《严阵诗选》在京出版
备受关注《严阵诗选》近期在北京出版。
严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第一代诗人，在数十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他以才华横溢的诗作，风靡遐迩，堪称成就卓著。
从《江南曲》、《琴泉》到《竹矛》、《花海》，严阵的诗清新，明丽。他婉约豪放兼有的艺术风格，在读者中引起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回响。他后期的诗集《谁能与我同醉》，更是在原有的艺术造就的基础上，深化了心灵探索的历程，强化了透析人生的力度，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和开拓汉语表现能力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严阵除了短诗之外，他还以浓墨重彩在近两万行的长篇叙事诗《山盟》中，重现了中国历史的辉煌画卷。此后他又以广阔的情感视角和现代的语言意象，在一万余行的长篇抒情诗《含苞的太阳》中，歌颂了当代蒸蒸日上的中国。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既有数十部短诗集，又有长达万行的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这样全方位的辉煌成就，在一代诗人中是十分罕见的。
这部《严阵诗选》是迄今为止有关严阵诗歌创作历程资料最全面，编选最完整的一个选本，其中有一些诗集和一些诗，曾经是读者多年想得到却很难得到，甚至只能以手抄本珍存的，这次都重新编入。因此，可以说，这既是一部可供诗歌爱好者阅读，可供文学工作者研究，又可供私人收藏和图书馆储存，从中可以探索到诗人本人的成长过程和中国诗歌发展轨迹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