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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看云
       某年某月某日，我去了黄山。
       雪下了几天。西海人少，松鼠伏地，七十二峰空灵。清晨愈加寂静，穿步仙桥，独自坐在排云亭口，眺望山脚下的太平县城，灰色毛衣和雾气一样。
       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天空像个巨大的头盔，覆盖山下平原。风不大不小，刚好可以吹落我的帽子，刚好可以让松树摇摆，细雪坠落，发出阵阵涛声，仿佛叹息，在身后。
       亭中有人徘徊，一男一女，对坐无言。一块石头似官靴倒悬，飘于空气之中。峡谷间偶有大片白云涌进，悬崖边铁链冰凉，同心锁重，石板路上的新雪，小心的白。
       忽然就有阳光透来，四野突然惊醒。想起排云楼宾馆的经理张叔叔，那年来的时候曾陪我在此地赏月。我走后，因抗击山洪不幸陨身。呜呼，山川依旧，斯人不在，今夕何夕。
       旧电影
       我喜欢在一片广阔的地方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那种充满了正义和道德感的声音，在广袤的天空下，特别能感动人。具体内容是什么好像并不重要。可以是火腿肠的广告词，也可以是牙膏的说辞，但最好不要是香皂的广告，那个太腻，滑不溜手，感觉不好。
       南斯拉夫有部旧电影，名字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当一群青年夜袭德军遭屠杀之后，他们的尸体摆放在广场上，广播中一个漂亮的男中音不断朗诵着这样一句话： “萨拉热窝的公民们，德军司令部向你们发出最后一次通告!凡是死者家属前来认领尸体。”
       那声音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蛊惑人心。这时候背景音乐悠然响起，瓦尔特在人群中低声说： “别过去，他会打死你的。 ”当钟表匠的地下党谢得率先走出人群，人群骚动，全部走上前去，面对德军的机关枪。
       德军指挥官在那一瞬间，放弃了杀人的计划。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在我看来，这是人性战胜了冰冷的子弹，而非政治述求的胜利。比如老钟表匠对参加夜袭战斗的女儿这样说：“有的在战斗，有的在躲避，有的在等待，你是个姑娘，你应该等待……”
       多年后，王寅在他的一首诗《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中这么写到：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
       像光亮的皮大衣
       三轮摩托驶过
       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
       我想起你
       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那部电影里有太多出色的对白，我相信和我差不多大年纪的朋友，有不少都能把那些像诗歌一样美丽的台词一句不错的背诵下来。比如：“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一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肖特呼唤康德尔，肖特呼唤康德尔，他们已经中了圈套，吉斯已被干掉……” “别过来，阿兹拉，阿兹拉别过来……阿兹拉!!!!!”“党卫军上尉比绍夫!”
       可以和这部电影相提并论的还有一部旧片，名字叫 《桥》。那部电影造就了一首绝世经典歌曲《啊，朋友，再见》。用口琴吹出一段前奏，然后是轻快的吉他节奏，男声小合唱。我喜欢在深夜的草坪上，和几个朋友抱着吉他唱这首歌，感觉自己正在高山之颠纵走，伸手可以触摸到天空，而山下，正是我的家园被侵略者占领。这是所有男人青年时的梦。去参加战斗，去当英雄。
       唱完之后， 漆黑的草地边缘，竟有寥落的掌声响起，清脆又宁静。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英雄的。正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叛徒一样。我记得两部电影中都对叛徒做了一定的描述。而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年代，叛徒亦是其中一股强大不可忽视的力量。
       “您说的瓦尔特他究竟是谁?请你告诉我他的真姓名”女叛徒的声音很美，我记得是于蓝为她配音。那个声音性感动人，那个演员，乳房丰满。
       去年读过王小妮的一首诗《喜鹊只沿着河岸飞》。结尾一段，爱煞人。 “连一只喜鹊都叛变了。／我看见叛徒在飞／还飞得挺美。”这首诗写尽风月，让叛徒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
       “如果天黑了我没回来，请把钥匙交给我弟弟”老钟表匠从容优雅地走向被出卖的约会地点，像一个贵族去参加盛装晚会。枪声响起，他中弹后倒下的身体在旋转，阳光刺眼，歌特式的钟楼尖顶直入云霄。蓝天下，钟声袅袅，一群白色的鸽子，四散飞开。
       降温了
       有时候觉得写千字文，就像在和朋友聊天。不用刻意去谋划什么目的和意义，仅仅是随着语言的触须在调整我们的谈话方向。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擅长在酒桌和茶馆里用话语来表达意思的人。我总是感觉语言从大脑中变成声音说出来， 比直接变成文字落在纸上要困难一些。这可能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会不断有人来打断你的话，会不断把你的话题引向一个茫然不可知的地方去。而写作，一般不会遇见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大部分的场合，我喜欢倾听。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的谈话状态，基本处于一种麻醉或者半麻醉的情形。比如刚刚坐下来的时候，有个女人在满口大谈时尚、品位之类的话题，有尖刻的人诘问，你说了那么多名牌，你用的避孕套是名牌吗?诸如此类的话题由此展开，最后我们可能会谈到火星登陆器，也可能谈到一首诗的诞生等等。
       但如果谁在2小时后问，我们刚开始在说什么?十有八九，沉默哑然。
       沉默之后，大家发现武汉降温了。是的，下午一场暴雨，让武汉从炎热的夏季中挣扎出来了。下雨的时候，我正靠在窗户边上翻一本莫名其妙的书。云层翻卷着从西边来，屋子里好像暗了一些。过了一会，雨突然落下来，我抬头望见对面的大吊车，在风雨中似乎要倾倒，但实际上，它巍然屹立，坚如磐石。
       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错别字特别多。下午本来想专门为这个事情写篇文章的。后来又觉得不妥。我这个人很懒惰，对于错别字，我是抱有好感的，这不是为自己做辩解。而是我认为，起手写出来就没有错别字的文章，根本就不是一篇好文章。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来看，不管是原来用笔，还是现在用电脑，创作过程中更多的思路都集中在把握语言的呼吸和节奏上去了。而汉字的书写，基本上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我一向不赞成报章上总有那么多“语言学者”在那儿搞“错别字儿”。我觉得他们应该把更大的精力去放在如何把所谓的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的关系协调好的问题上，放在“通假字”、“古今字”和“联绵字”和“俗体字”等问题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建议全国通用拼音。
       不过，这似乎有点难，好像略微要泛那么一下政治。
       巴金在《随想录·汉字改革》中就说：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
       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
       我这个话题好像扯远来，幸亏我是一个人在写作，而且，从小到大，受到了正宗的简化宇教育。即使偶有繁体学习，也是私下自己兴趣一下，当不得真。
       回到错别字的问题上来。比如“嗯”这个字吧，在智能ABC中，正常的方式无法拼出来。于是，网络上流行用“恩”来替代。多年后，会不会又把“嗯”直接简化成“恩”呢?难说的很。还有把“像”写成“象”之类的毛病，我是屡改屡犯，成惯犯了。
       所以，解决错别字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一个好秘书，请她来帮你审稿。 自己看自己的文章，总是很麻痹，不容易找到错。
       当然，孩子们还是要好好学汉语，背生字。
       当然，出版发行的文章，还是应该去掉错别字。尽管这么做，有点像一个大师样。但我早就说过，大师只是个中级职称，很傻逼的。
       窗外在刮风，呜呜的吹。谁能马上回忆起，我开篇说的是什么?
       开头
       杜拉斯的《情人》，开头是这样的：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我很喜欢这个开头，甚至认为已经有了这个开头，后面就不再需要了。小说是关乎心灵的写作，而其灵魂，一部分在开头，一部分在结尾。中间的故事，大抵是废话。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最终会成为好作家。而认识不到的，搞来搞去，大约最后都被小说搞了。
       所以很多人在小说的开头上都下了很多工夫， 比如我。写了很多小说却从没写成功，突然一夜梦醒，觉得世事难料，编小说难过编谎言。缩在被窝里决定再也不听那些劣质歌曲了，决定只做一个专门写小说开头的人。
       后来我发现，有段时期作家们写小说，开头都喜欢来个“很多年以后，我……”的句式。据说，是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这样的开头，属于神品。天外飞仙，学不来的。中国的作家向来缺乏空间感和时间感，开头弄的干的避孕套，少了爆发力。这可能和中国人的性格有关，温凉委婉，慢热型的。像关起门来做爱的青年夫妻，不敢喊，随便弄几下就了事了，但喜欢反复弄。很久以前，我喜欢坐在庸懒的午后发呆。在草地边的葡萄架下构思一些永远也不可能写出来的小说故事。空气中有青草的气味，如果是雨后，那些桂花树的下面，还会长出几棵神秘的小蘑菇。而我梦想中的那些人和事，犹如大解脱之后的新生命，云淡风清，他们围着我坐，他们死去又活来。
       我怀念那些让人心动的岁月。暧昧又明朗的心情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开头，纯粹、简单、倔强，充满了朝气和文艺味儿，和眼保健操的音乐一样。
       所以我决定，今天截取一个小说开头和一个结尾。他们之间毫无关系，惟一的共同处或许仅是它们都像一根绳子。
       这部小说的名字我想好了，《北京时间》。
       它叙述将来，捆绑过去。
       开头：张海洋在1986年的下午两点走出门去，他的手上拿了一把马刀，他对所有见到的人说，我要去砍了我的老大，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人了。
       结尾：那天凌晨，我把时钟向前拨快了1小时。那只刺猬依旧困在铁笼子里，它安静地看着我，它的眼睛是黑色的，像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