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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当代诗坛，我认识无数人，并且与其中不少厉害角色是朋友，喜欢的诗人及诗句也有不少。但我激赏的诗人是两个天才卓异的家伙：一位是对汉语敏慧到诡异的柏桦，另一位是对汉语粗豪到神奇的李亚伟。我不是个随便服输的人，但我承认，到目前为止，单就写诗的才能，我还不是他们的对手。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有点不爽，但内心还是颇为自得。换言之，隐含在这句话后面的事实是，我激赏的当代诗人，是并不多的。我可以想你到有些人看到这里极度不适，因为我无法满足他们潮湿得发霉的自恋，他们擅长在人群当中疯狂地自渎，虽千万人叫好，但我也不买帐。趣味和赏爱是用不着尊重谁的，不管你的名头有多么响亮。
       李亚伟与我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受同一位语文老师的沾溉，可谓同门师兄弟。但在以考分多寡，所进是否名校来衡量成败的中学教育里，它的势利使你从师生嘴里听不到他们炫耀学校成就时，提及他的名字。洋洋盈耳的是那些考上北大、清华，却在今天再也无人齿及的考生名字，让你对分数产生一种傻逼式的宗教崇拜，而忘记了分数与一个鲜活的人之间到底哪个更重要。李亚伟与我像两根接力棒，他前脚从大学逃跑，我后脚踏进大学的校门，踵武相接，但这只是物理时间的交接，精神上并没有关系。等到八七大学快要毕业，读到他那些疯狂乱来而周身通泰的诗句时，才能说是在精神上有了一种交接。当你读到中文系的老师“当屈原的秘书，李白的随从”，“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中文怜。当你朗诵“拖拉机朝前开。一路发动人民”(《岛》)、“我要拿下安徽省，草在前面开路／世界上最大的湖就是巢湖／星星月亮们端也端不动湖水”(《水中罂粟》)时，仿佛沉疴难起的躯体，遇到了通天妙手，刹那通泰；亦如气功炼习者，有打通小周天的自得；更与落单很久的人找到组织一样，有吾道不孤的快感。
       1988年我假公济私回了趟故乡，故乡的有关人士，依旧视李亚伟如洪水猛兽。我讲现代诗时激赏他，背起他的诗句来，慷慨激昂，但我在中间故意停顿下来观察大家的表情，看到听众的眼神里像暗号——样，正在传递着一种毛骨耸然。我知道李亚伟从离我出生地更近的丁市中学回到酉阳县城，要求主事者通知他，我们一起喝杯酒。到吃饭时，主事者依旧支吾搪塞，说李亚伟不在县城。丰盛的酒菜上齐，我就是不动筷子。主事者还以为是酒太次，换成五粮液，我还是不开吃。我说你们若不请他，你们就自己请，我去找他醉酒。知道我坚请李亚伟来，主事者最终执拗不过，于是只得请来。待亚伟一来，我俩也不跟周围的人搭话，频频举杯，忘记了所有的人，直至泥醉方休。
       这是我与亚伟的第一次见面，后来醉酒不计其数，但都没有这次那么记忆深刻。被酒精长期这么猛搞，虽然还有余勇可贾，但我们显然都不复当年的状态。1990年代中后期，亚伟开始换一种方式来活，当书商，赚银子，偶尔也写几首诗来打发日月。但他的诗与他的生活，依旧有一种令你衷心欢喜的胡来，让理智、规矩乃至文化见鬼去。写诗甘当寡妇，时刻被贞节牌坊抱住大腿，甚至幻想抢哲学家的饭碗，都是不得体的越位。你可以写万千文字来描述五四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和威力，但只有李亚伟的“人床废除古文”才是诗，好诗需要这样胡来。要看李亚伟“犯案”的证据，胡来的踪迹，那么“犯案卷宗”便是最近出版的《豪猪的诗篇》。他“犯案”的明显效果，在宋慈的《洗冤集录》里是没有的，只有到中文系老师那里去望闻问切，对症下药了。不过依我看来，药石罔效的糟糕现实还是令人沮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