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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作为新诗理论家的梁宗岱已逐渐为人所知，实际上，梁宗岱还是较早用白话写新诗的诗人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实践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应该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梁宗岱的诗好用比喻、通感、诗意繁复朦胧，具有“繁复的象征”的特点，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在美学和诗艺上都达到一个独特的高度。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的诗歌、诗论不断重版，他的一生是臻于完美的学者的一生，一如他自己的美学。
       ——兰坡
       1981年5月一个凉快的夜晚，我揣着我早期的一首象征派习作《夜》以及对波德莱尔的一鳞半爪知识去见一位老人，诗人梁宗岱。他是我校法文系教授，我却是英文系3年级学生。我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一种想见到他的冲动在催迫我立即做出行动。
       为什么要去见他至今想来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首先是卞之琳在《世界文学》上简短地提到他的名字，然后是“梁宗岱”这三个字让我本能地产生了神圣的预兆般的敬畏。或许正在发狂写诗的我需要去亲近一个伟大而隐逸的导师，或许我摇晃不定的诗篇正急切地要寻找一个旧时代的老人的首肯，或许我命运中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必然的片刻的相遇……
       大约是前3个月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下课回宿舍，在一条必经的林荫道上看见一位高大结实的老人正在和两位法国人交谈。他站得笔、直，柱着拐杖，神态从容、高傲，只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一点令我非常吃惊。广州的2月虽已不寒冷，但他这夏天的装束足以令我们这些还穿着毛衣的年轻人自觉惭愧了。我身边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他是法文系教授，广州外语学院的名人。”
       而这个夜晚我要去拜见这位我心中神秘莫测的名人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崇敬奇异的老年人，这是我天生特有的禀性，这禀性从左出发、兼收并蓄，并非教育的结果。我读小学时就在鲜宅沐浴了旧时代的晚霞，读初中时又在山洞、林园聆听到旧时代的残余的正在一天天消逝的挽歌。这一幕幕旧时的图画像一个迷漾的古都或一个“同此凉热”的老人正在慢慢地破碎。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难以描绘的模糊感觉——新旧时代的血液将毕生在我的内心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诗歌在走向最先锋的时刻仍保持着对歌唱的抒情传统，并形成我后来带有总结性的诗观，“一首好诗应该只有30％的独创性，70％的传统。”(其实这是一句反语)
       而这些古老、缥缈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那些能够体现属于那个时代精神特征的老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礼仪。这些不同对我一直是一个着魔的谜，也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自觉地情愿热爱这些老人的原因。
       我已来到梁宗岱教授的住所，一幢深深映掩在竹林和花草中的小楼。昏暗的路灯照耀着这小楼古旧的轮廓，几株大树在初夏的晚风中微微向我点头致意。我的大脑因过度紧张而处于一片兴奋的空白。终于在良久地徘徊和踟蹰之后，我轻轻推开了竹篱，循着一个太小的花园，步上台阶。略略镇静了几秒钟，我鼓起勇气悄悄叩门。
       教授夫人开了门，让我进去。
       我又看见了梁宗岱教授。他恰好面朝我，坐在一张圆桌旁，室内柔和的灯光浑映着他那从容、高傲的神态。整个房间四壁全是书，书架很高。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全是些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各种外文版图书，这些昔日的书籍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出稳重而睿智的光辉。家具很少。几个陈旧的靠背软椅，一张陈旧的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洁、庄重、古老。惟有一个似乎从未打开过的12寸黑白电视机显得有一点滑稽地突兀和不协调的时髦。(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视机是别人送的)。老人从来不看这东西，只把它随意安放在一个书架的角落里，像一小块废弃的黑铁或一个无用的塑料壳。
       他注视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这一次我看清楚了他的脸，一张老迈、红润、智慧的脸，前额饱满、突出，鼻翼宽阔、肯定，过分自信的力量刻出他嘴唇的直线，他的眼睛不大但有一种凌厉、警觉、刺穿的闪光；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热烈的霸气和不屑，在这早已化入他血液的日常性霸气和不屑里，稍稍带有一点孩子般的倔强。但他微笑的时候，面部就彻底改观了，显得仁慈、安详。
       我迫；子急待地要把一切告诉他：“梁教授，我是英文系3年级的学生，喜欢写诗，前不久，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诗，从卞之琳的译介短文里，才知道你是中国最早翻译法国象征主义的诗人。”
       老人静静地听着，目光凝视着对面的一壁书架，轻声说道(声音有些吵哑)：“卞之琳是我的学生，他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还放在我这里，让我修改，他译得不好。” 我心里一怔，赶紧把话岔开：“我非常喜欢波德莱尔的诗……”说着说着我开始用中文背诵他的《烦忧》，并说：“我喜欢他的‘恶’之美。”
       老人愉快地笑着说：“不是‘恶’之美，是美本身。”
       老人的夫人这时插话道：“梁教授年轻时就是南国诗人，广东才子。”
       “少；苏，你给他看一看我们的药。”老人打住了她的话头，换了一个话题。
       “药……”我不明白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的夫人已拿出一叠信给我看，全是些被他们治好的病人的感激信。我还看到了一些病人生病前：和治愈后的照片。老人的夫人介绍了老人发明的一种神奇的万能药——绿素酊，并说这些病人都是服用了绿素酊后才痊愈的。绿素酊可以治疗癌症、肝病、气管炎及几乎所有疾病，这种药是用中草药炼制而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们还在自家的后院建了一个简易的炼药房。只要病人求医，一概免费赠药，由于求药的人多，药的需要量很大，每月得制三次药，梁教授还经常亲自上山采药，我们简直累极了，为制药救人，我们耗尽了所有精力和财力。”接着她还讲了那神药的一些逸事。“1979年10月下旬，胡乔木来广州，托人来我们家取药，胡乔木服了药后又托人送来了回信，想介绍我们为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许立群治病。他还向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谈了我们的制药情况，两位书记曾表示给予支持。”
       老人的夫人越说越开了：“梁教授曾于1951年在广西百色被关进监狱两年多，差一点被公审并判死刑，原因是在一次宴会上喝酒比赛得罪了一位领导。胡乔木(当时任国家新闻总署署长)得知情况后立即从北京发了电报给百色地委，要求把梁宗岱交中央处理，最后才得以无罪释放，出狱时省公安厅厅长当面郑重向梁教授道歉。胡乔木是梁宗岱的救命恩人。1979年那次来广州时，还亲自对梁教授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你的书全部出版，你看如何?就交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让他们全部出版吧。”’老人中途打断了夫人的话，问我是哪里人，父母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重庆人，出生在北碚，父母在邮电局工作。
       “重庆北碚。”老人兴奋了一下，“我抗战时曾在那里住过，当时我教书的学校复旦大学就在北碚。”他的目光已流露出对往昔的片刻回忆，我也
       仿佛和他一道忆起了嘉陵江流经北碚时最秀丽、最孤单的那一段江水。
       突然，东西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一看，天呀，我刚买的两包廉价“丰收”牌香烟从我短裤口袋里滑落地上。我迅速弯身拾起，重新塞进口袋，动作又生硬又神经质，显得慌慌张张。在我拾起香烟抬起头来的一刹那，我的目光短暂地瞥了一下老人又立即避开了。好像我致命的缺点和一些隐秘的怪癖全部在此暴露无遗。我有点尴尬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坐姿了。
       老人已清楚地看出了我内心的活动。他缓缓站起来，邀请我上楼去他的卧室兼书房。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也没有留意到我的“丰收”牌香烟。这时我的心才重新平静下来。
       我跟老人慢慢走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洁净朴素的卧室兼书房。仍然到处都是书，昔日的外文书和一册册中国古典线装书，堆满了两壁墙，可就是没有一本新书。一个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帽架，简单之至。我和老人一起坐到他工作的书桌旁，台灯照映着老人的一大半侧影，那浓重的侧影在明暗不定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这时我忐忑不安地拿出我的习作给老人看，老人专注地看着，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最后还给我时只轻声说道：“这诗有特色。”接着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章的复印件，题目是《试论直觉与表现》。我冒昧地冲口而出：“能否让我带回去看一看?”老人嗫嚅着，一下变得有点孩子式的局促，这文章似乎立刻就要不翼而飞。我向他保证明天上10点以前一定奉还，他才慢慢地交到了我的手上。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两瓶绿素酊，一份他自己写的药品介绍文章，一份他自己写的传记的打印件。
       从此，我开始了解老人的情况。我读到了许多老人不为人知的事：
       他190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他的父亲梁星坡与梁启超同年，又是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立志从商，失去了成为梁启超同窗学友的机会。这是老人一直深为遗憾的一件事。
       老人初中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从那时起就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15岁时读美国诗人朗费译的但丁《神曲》，阅读中表现的狂热令英文女教师大觉吃惊。16岁时就获得“南国诗人”的称誉。
       18岁时与后来成为日本大诗人的草野心平在广州岭南大学生宿舍顶楼面对珠江共同阅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 当读到“去死罢，你们应该去死!一个人并非为快乐而活着。他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但做应该做的——一个人。”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因悲怆而痛哭起来，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罗曼·罗兰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做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无依傍的人，一个要由毕生超人的奋斗和努力去征服他苦痛，完成他工作的人。”这成了老人终身的座右铭。这是多么热切的老人的少年时光啊!
       老人于1921年应郑振铎和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文研会在广州的第一个会员。1924年去法国巴黎留学，结识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并成为挚友。1927年瓦雷里陪他在巴黎绿林苑一边散步，一边讲解自己的著名长诗《水仙辞》。1930年，老人译出此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以单行本问世，瓦雷里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1929年与罗曼·罗兰相识，互赠书籍和照片。1930年法译《陶潜诗选》由巴黎Lemanyer出版社出版，此书由瓦雷里作序。老人在1936年写的一篇《忆罗曼·罗兰》的文章中说道：“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罗·瓦雷里，一个是罗曼·罗兰。”老人青春时代一连串风华正茂的速写。
       老人曾被吴宓称为“中国的拜伦”，他自己却说：“我只有坏脾气这一点像他。”老人从小就脾气火爆，最爱打抱不平。一生打架的次数加起来至少会有100次。在欧洲留学时，一次在一个华人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骂中国人是懦夫，老人一听便按捺不住，冲上去便打。文革时被红卫兵殴打，一次他怒火上来，飞起一脚将一个红卫兵踢出一丈多远。老人历历在目的率直、任性、可爱又勇猛的少年心性。
       1931年老人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兼清华大学讲师，年仅28岁。他当时周围聚集一大帮学生，其中有后来成名的卞之琳、罗大冈。我想象着老人当时春风得意、才气姿肆的形象。
       1934年由于离婚及与北大的胡适发生龃龉，老人离开北大去天津南开大学。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南开英文系任教，他后来回忆说：“宗岱自视甚高，傲骨峥嶙。好在我和罗皑岚都谦虚礼让，因此相处甚安。”
       1944年蒋介石前后三次派人持他亲笔信来召见老人，都被老人婉言拒绝。第四次由蒋介石亲信，老人留欧时的同学徐道麟亲自坐蒋介石的专车到北碚复旦大学接他去见蒋介石。这一次，老人借故请老同学吃饭，说饭后随去。结果，老人有意在餐桌上不断饮酒并佯装醉态，说今天不能去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这一年冬天，老人为摆脱政治(因老人另一个留欧同学，梁寒操，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一定要请老人出来作官)只好辞去教职，回到广西百色过起他初步的陶潜式的隐居生活。直到50年代初，他结束了百色的隐居生活，回到广州中山大学，过起另一种隐居生活。他生活中最富诗意最辉煌传奇从此开始，他迷上了制药。
       老人有运动员一样的身体。一年四季只穿单衣，冬天连毛衣也很少穿，它把这一点归功于他自制的万能药酒，他每天至少喝三斤以上这种浓度不低的药酒，一杯一杯当茶喝。
       30年代北大温源宁教授在一篇描写他的小品文里，说他行路像汽车一般飞跑。有一次学校开会，会议前他临时到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开会。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一头奶苹，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迅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却认为这太寻常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斗酒李白的形象。
       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贝多芬：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梁宗岱译诗集》，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选全都是中国翻译界难得精品。
       1984年，他写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于他来说，仅仅一本很薄的书就够了)。这本书终于让我们透过时间的迷雾发现了这位20世纪中国文坛的大隐士。世界被创造了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本美的书的境界。但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太晚了，他影响我们的时间也太晚了。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提前20年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在1949年前曾出版过)，我们将变成怎样的人呢?这本书对于中学时代迷惘的我无疑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那时我在哪里去找这本薄薄的书呢?时至今日，我才满怀欣慰地看到这本薄薄的书已成了青年学子们的美的“圣经”，诗歌的“新启蒙”教程，我心灵的春、夏、秋、冬。
       1983年11月6日，晨，8点40分，老人去
       世。
       那一夜，我敢说我先于所有中国青年诗人走进了梁宗岱的心，一颗伟大、复杂、素朴而太骄傲的心。这是我的天意!我的幸福!我的注定!是谁安排了我与他作这最后的通灵，那一闪即逝的我惟一的通灵……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独自一个狂热地捧读老人的《试论直觉与表现》。我不是在读，也不是被吸引，而是晕眩、颤栗、震惊!我从未看到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文字，几乎不是文字，是一连串色泽不一的珍珠，在夜里(或白天)发出神奇的光芒，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目睹了文字那可怕的美，文字的真魔力!我同样惊讶这些文字我现在居然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它在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一页美的时光之书，一圈熠熠的幻影。惟一记住的是：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他为什么写诗的原因，“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6岁，母亲在那天去世了。送葬回来那天，我痛不欲生，只想寻死……我第一次朦胧地体会到强烈的诗歌激情，那是惟一可以抗拒死亡的神圣的东西……”
       万籁俱寂，我听见了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我听见了老人一滴6岁的血滴进了我迎接着的25岁的心。就在那一夜形成了我的第一句诗观：“人生来就抱有一个单纯的抗拒死亡的愿望，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才诞生了诗歌。”
       越认识他越觉得他神秘，他对于我们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壮丽“深渊”。他前半生恃才傲物、名满文坛，后半生拂袖而去，一心炼丹制药，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他广施绿素酊，济接苦难众生，而不象李叔同出家住进名刹，一心独善其身。他饮酒采药，归于山林，他的身心具有中国古代文人的精华，他是20世纪中国文人中惟一的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但他又不完全是这样消极，他又像浮士德不停地渴求着、改变着、尝试着、发现着生活的真谛，绝不会只在一地流连。他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体：陶渊明宁静致远的精神和浮士德勇往直前的精神交相浑融在他的身上。
       他作为一个完全孤独的诗歌战士可以说是中国文坛的旷世奇才——文词中的诗人、草药中的诗人、运动及体魄中的诗人、甚至得罪人的诗人，我们诗人中的诗人。他的气质，他的诗文，他的霸气与不屑代表了一个已经作古的时代的最美好的品质。这品质哪怕只能在我眼里、在1981年5月的夜晚存留短暂的一刻，却足以代表一个消逝的美丽的中国。他那完全昨日精神和教养一半是神性的、一半是古代诗人的，就连他隐士般的声誉，他不为人知的名字和潜在的持久的声望，这一切都具有与我们今天的时尚完全不同的东西——高贵、圣洁、清白无辜、行侠仗义，同时又非常可敬。“梁宗岱”三个字，看上去和写下来都有一种逼人的魅力和音响。
       今天，我才明白一个诗人成就的意义。它不是我们时下的流行效果和出版高纪录。一些所谓的名人被遗忘了，隐士显身了。就像这位老人，他从不随波逐流，不管轰动或者沉寂，他给我们悄悄留下“永恒精神”这样的东西。
       对于文学史，他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从容不迫，甚至弃文从药，就像兰波弃诗从商，而他的同时代人徐志摩、闻一多在文学史中远远比他编写得更恢宏、更洋洋洒洒。是的，文学史可以不提到他，或者只提到他一个名字，或者写一点点潦草而不妥当的两三行文字。但这也不要紧，他的形象，他一生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仅仅这形象本身就够了。这形象照耀着我，照耀着我们，以及每一个时代受着不同的痛苦而追求同一真理的少数圣徒。他们会源源不尽地吸纳“一个先辈圣徒”的伟大而平凡的基因，接着又会点燃或照亮更新的正在成长的年轻圣徒的心灵。
       1981年10月我写出了《表达》，可惜我再没有去给老人看，为此我一直深怀遗憾之情。我带着这遗憾离开了广州，直到他1983年去世，直到现在。如果他还活着，并看到我后来所写的全部诗篇，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小传：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文论《诗与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