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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见苹果和鱼的安
       我仍然没有说
       大房屋里就一定有死亡的蘑菇
       你不断地梦见苹果和鱼
       就在这样的大房屋
       你叫我害怕
       屋后我写过的那片黑森林
       你从来就没去过
       你总在重复那个梦境
       你总在说
       像真的一样
       我们不会住很久了
       我要把所有的门都加上锁
       用草茎锁住鱼的嘴巴
       一直到天亮
       你还在那个雨季
       用毯子蒙住头
       倾听大房屋
       那些腐烂的声音吗
       答《诗歌月刊》问
       1.请谈谈您参加“大展”时的情形。
       答：那时候《非非》创刊号出来没多久，我在创刊号上发了以《鬼城》为总标题的一组诗，是我寄给主编周伦佑的，他把它们发在《非非》上，后来搞大展的时候，也是他把我的诗拿去参加的。那时候，我在涪陵，为远在西昌的《非非》写诗，身边一起喝酒的人却是李亚伟、二毛等“莽汉”诗人，当然，亚伟和二毛也在《非非》上发过诗。还有就是廖亦武，那时候也住在涪陵。万夏、马松、宋炜、胡玉、梁乐等也来涪陵串门、小住过。在《非非》创刊之前，也是1985年，我跟亚伟、廖亦武、杨顺礼和万夏等人还编过一本《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因为约稿，跟于坚等外地的诗人有了书信往来。那个情形是，大展让很多本来是猫在阴暗角落的人，一下跑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了。有点狂欢的感觉，从旧社会突然到了新社会的感觉。
       一看大展上的那些诗人名字，尽是原来在打印刊物上熟悉的那些家伙。一下就变天了，真的是这样。
       2. 您对“大展”的看法和评价。
       答：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有正式（即官方文学机构合法的）出版物发作品了，有稿费了。坏的地方是，有一种气散了，大家都在发表东西了，且是分散地发表，且是和那些你以前反对的诗和人一起在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栏目里发表，虽然平常一起玩的还是自己人，但那种发表的方式总对人有些影响，心态上的，行为上的，都有。而且，从大的方面说，大展让人们知道了“第三代”诗歌，但“第三代”诗歌运动，却也因为大展而被简单化，甚至是闹剧化。那时候，很多不太了解诗歌内情的人，就常常拿大展上一些诗歌流派和团体的名字开玩笑，比如“三脚猫”，“撒娇派”什么的。事实上，大展上好多派别名称以及人员组合都是为了大展而临时拼凑的，之前根本就没有。不过，总的说来，好的地方比坏的地方多，至少，诗歌的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至少，所有官方的诗歌编辑都不敢说“莽汉”诗不是诗了。所以，要给个评价，我认为1986年的先锋诗歌大展是划时代的，把很多人、很多观念划进来，把很多人、很多观念又划出去了。
       3.20年过去了，您认为汉语诗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答：这个问题我想过，也观察过，但要说起来，又是个大题目，很多观感不够系统和全面，很难一言以蔽之。我的感觉是，诗歌一如既往地有着它的选民，老诗人、新诗人都没有不把诗歌当回事，有钱无钱都要写，都要读，都要吵，都要闹。尤其网络的出现，让诗人们多了个空间和世界，无论写得好与不好，总之是把诗歌当回事了的。这局面其实比大展的时候还要好，更开放，更多元，更泥沙俱下，也就更能为诗歌的发生和传播推波助澜。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这么把诗歌当回事，那是因为，他们活得太实际，也基本不关注自身为什么活着。这情况其实跟二十年前一样。所以我说，汉语诗歌就社会层面上来说，其处境和状况没什么变化。我想唐朝和宋朝也都是这样的吧。那么，诗歌本体上有无变化呢？我觉得是有变化的。一种变化是，有的诗人继续在探索诗歌的可能性，发现诗歌的新的边界。而另一种变化是，有的诗人越写越老套，把本来在二十年前就是陈词滥调的东西又翻检出来，说是回归传统，实质上是变白痴了，没创造力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对汉语诗歌很乐观，因为就我身边也能经常看到，不断有好诗人、新诗人冒出来，他们的新作品让你眼前一亮，精神也就自然而然的为之一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爱诗的人，生在这个时代真他妈幸运，真他妈好。
       4. 谈谈您的近况。
       答：我的近况很简单，写作，写作，还是写作，这已经成了我的职业。当然，我说的是写小说、专栏和剧本，写诗上我永远是业余的。
       近作一首
       春天来了
       我大踏步地行走
       让肌肉得到
       一个锻炼的机会
       我已经想好了
       明天就开始
       减少身上的衣服
       春天来了
       让我们变得有力
       而又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