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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是我？
       1984年7月经刘祖慈老师引荐，我从巢县一中调动到安徽省文联，参加《诗歌报》的创办团队，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也是我惟一真正实现的人生梦想——当一名诗歌编辑，干自己喜欢的事又能以此为职业，此乃人生一大美事。
       《诗歌报》（《诗歌月刊》的前身）是梦开始的地方，我们从自办发行开始，每一期报纸面世都是打包寄出，常常是深夜。我们上街头卖报。我们与文学青年座谈。我们穷、苦并快乐着。《诗歌报》却在快速地增长着，从最初的几千份到后来我离开时的近12万份，作为一份地方的诗歌专业报纸，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这是当时的《诗歌报》编辑部每个人心血的结晶，我希望中国诗歌界能记着他们的名字：严阵、刘祖慈、温跃渊、蒋维扬、周志友，还有工作人员高隽、李雯和我。那时候人们票子、位子、房子的意识淡漠，有的只是对诗歌的热情和梦想。
       《诗歌报》以及我本人能有当时的局面，应当是得益于严阵、刘祖慈最初确立的青年性、探索性的办报宗旨。早在大学期间，我除了追随食指（郭路生）、北岛等朦胧诗先驱人物进行诗歌创作之外，还从事现代诗理论思考和诗歌评论的写作，在精神层面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诗歌寻找根据，而这一点正是《诗歌报》选择我的主要原因。正是我当时的前卫、先锋的做派给《诗歌报》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使《诗歌报》在当时中国诗歌报刊中树立起另类的旗帜，享有特殊的地位，成为当时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们向往的诗的国度和精神家园，我主持的诗歌评论专栏 “半月谈诗”“创世纪——青年诗人谈诗” “中国现代诗导读”以及诗歌作品专栏及专版“崛起的诗群”“校园诗歌”“巴蜀诗页”“全国诗社作品交流中心”等最受他们的欢迎。因此，当时的《诗歌报》主编严阵在和我聊天时戏言《诗歌报》70%的订户是我争取来的。
       正是《诗歌报》在当时中国诗歌界的特殊地位，以及我本人在《诗歌报》的特殊色彩，使我与当时的泛朦胧诗阵营里的人成了天然的朋友，当时的我们就像是一批灵异的动物，凭各自的气味就能找到自己的同类朋友，我与徐敬亚就是这样的朋友，因此，当他策划现代诗大展时自然就想到了我。
       “大展”出笼
       1985—1986年期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队伍最庞大的时期，所谓看诗的都是写诗的，公开发表诗歌的报刊虽然不少，但基本上被传统的保守势力所控制，致使年轻的前卫诗人们的作品难以发表，导致民间的地下的自办的诗歌报刊大量涌现。徐敬亚当时说“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尽管他的语气非常肯定、斩钉截铁（这是典型的徐敬亚的文风），但我以为这依旧是个概数，即使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恐怕不能把数字统计得如此精确。不过，“很多”是肯定的。而且，当时深圳是全国关注的热土，《深圳青年报》有徐敬亚、吕贵品、曹长青以及他们周围的王小妮、贝岭、卢继平等诗人，自然形成全国性的诗歌中心之一，致使他们能够宏观地历史地看待诗坛。徐敬亚以卓越的眼光，出于对诗歌的责任感和一个编辑的职业意识，而要推波助澜把诗歌的潜流翻涌成排空巨浪。
       然而单纯就诗歌的角度而言，《深圳青年报》并不是专业的诗歌报纸，虽然有几个特种兵，但并不能算是诗歌业内的正规部队，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有必要联合一家诗歌业内的专业报刊来联手出击，而要做这样的事，就当时的中国诗坛而言，《诗歌报》是惟一合适的不二选择。《诗歌报》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对一些民间诗报诗刊作了介绍，转载过他们的作品。
       徐敬亚先写信给我，然后通电话商量了具体操作办法，原先我们设想是编出4辑8个版，由两家报纸连续两期各刊登4个版。当我就此事向蒋维扬等领导汇报以后，他们出乎意料地干脆，立即就同意了，但是只同意用一期刊登2个版。对此徐敬亚并不满意，我说：“你知足吧，领导自有领导的难处。”
       我和徐敬亚之间惟一的争执是关于大展的名称，开始徐敬亚用的标题是“1986中国现代诗流派大展”，我说就我所知，这些诗歌小团体在人员构成，作品及理论主张等方面都还不能称之为流派，用流派容易被抓住把柄，遭受攻击。我主张用“群体大展”，显得宽泛一些。徐敬亚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用“流派”显得专业、权威、有力。相持不下，徐敬亚说放一放吧，到兰州会上再说。
       1986年8月25日至9月7日，我和徐敬亚一起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会议组织与会人员去敦煌参观，当大家都跟着解说员观摩时，徐敬亚说：“这些公开的没意思，咱俩去没开放的洞看看。”于是我们顺着破损的窗户钻进那些锁着门的洞窟，也没有看到什么惊心动魄的画面，最终还是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强行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兴趣索然坐在鸣沙山上，看着向晚的阳光照耀着对面的三危山顶像燃烧的火焰一样。我们把“大展”的细节步骤又商量一遍，最后，他看着我说：“怎么着？你觉得用‘群体’好啊？”听他的语气看他的眼神，我知道他已同意了我的看法，他接着说：“就用‘群体’吧！”我当然很高兴，能让徐敬亚改变看法可不是容易的事。尽管后来还是有人用“流派”的理论来攻击“大展”，那是人家写文章的需要，是为了批判而假设被批判的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之后我们就分头行动，我把手头的一些资料寄给徐敬亚，由他统一编辑，然后是登启事发预告，然后是“大展”出笼。然后是诗歌界的震动，然后是连绵近10年的捧与骂。
       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徐敬亚无疑是主演，是手拿杠杆的总指挥，而我只是他杠杆下作为支点的一个小石头，通过我他联合了《诗歌报》，从而撬动了中国诗坛。
       有意思的是“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给《诗歌报》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而《深圳青年报》由于在1986年10月21日刊登“大展”同期的头版头条，刊登了钱超英的《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相比之下，诗歌的影响就微不足道了。这之后，《深圳青年报》在风风雨雨中又坚持了三个多月，于1987年2月10日正式停刊。
       “大展”之我见
       “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汇集了活跃于1986年的诗歌群体65个，显露出诗人220多位，如此集中地展示他们的作品以及关于诗歌的主张，这在新诗史上是空前的。“大展”标志着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代的彻底结束，一个庞杂喧嚣的“第三代”诗人群体从地下的分散的状态下集中公开亮相，显现出一个新的诗歌话语时代的开始。
       这个群体人物众多、作品繁杂、异彩纷呈，诸多旗号铺天盖地、各种主张众声喧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就其总体而言，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一点我在刊登“大展”的前一期1986年10月6号的《诗歌报》上曾经发表过《生命意识，语言体验》一文给予阐释。
       所谓生命意识，从美学意义来讲，就是说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首先是自我的然后才是社会的。诗歌必须突显生命的价值，提升诗人以自我生命感悟为基础的主体意识。生命是鲜活的，符合人性的需求就是合理的。那些在社会主体和国家意志主导下形成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已经导致人性的社会化、抽象化畸形发展和极度异化。诗人们作为人性真诚的捍卫者，应当有勇气反抗这种对生命的异化和奴役，恢复人的本性，尤其是恢复长期被强权文化贬斥为自私、低级的人的自然属性，包括肉欲的、物质的、生理的属性。这就是“第三代”诗人倡导平民化、世俗化写作，从而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他们被别人讥讽为恶俗的、破坏的、污秽的原因所在。
       所谓语言体验，诗是语言的艺术，诗人的生命意识依靠语言而呈现。要突显个性的、具体的、鲜活的生命意识，就自然要摈弃抽象的、高亢的、雄辩的、概念化的语言范式，从而选择自然的、日常的、口语化的语言形式，形成直接、单纯、干净、有节制的语言风格，强调诗歌语言现在时、进行时和现场感。从这个角度讲，“第三代”的诗歌写作给中国新诗创作增加了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给加强新诗的表现力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拓展了新诗的发展空间。
       “第三代”将生命意识与语言体验有机统一，彻底回到了诗歌本体。
       当然，上述看法只是摘要言之，决不可能概括“第三代”诗人及其创作的全部。即使“第三代”的称谓，也不能概括当时整个青年人的诗歌群体。具体到某些诗人、某些作品肯定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成分十分复杂。可能只是由于“大展”，他们走到了一起，以共同的行动来实现不同的艺术追求。
       责骂也罢，叫好也罢，“大展”作为一个事件，无疑热闹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我想如果没有“大展”，那一段日子可能稍许有些寂寞。但是“大展”终将成为过去，接下来登场的有先锋派写作、身体写作、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还有“第四代”“第五代”等等不一而足。明天的中国诗坛还会有更多新的诗歌事件出现。正所谓青山常在水常东，让我们期待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