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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诗歌大展》20年后说
作者:徐敬亚

《诗歌月刊》 2006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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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十年前(1996)对《大展》的评价:
       1986年,来自国家出版网络上某处偶然的机会,促成了中国现代诗一次规模巨大的集结。由于组织者变形的引导,使这个国家突然显现出了几十个众多的诗歌流派。
       这次展示的意义:是以公开出版的方式,将中国青年诗歌中最具异端的作品和言论,展览于公众。事实证明了它巨大的破坏力——无论其刻意诡谲的想象、审判文明的胆气、攻诘世俗的恶毒,以及艺术上狰狞而瘦弱的面孔,在言论的意义上,超过了战前弥漫欧洲的先锋艺术,并比肩于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异变。
       它留给后人最大的意义是:凝固了当年现代诗的盛大真况。
       哲学与美学上的鹦鹉学舌,大大减低了它的诗内价值。它首先泄露的是,中国艺术令人惊奇的人力资源和想象潜能。它其次展示的是,发出惊人之语者们残酷的局限。一个因暗中起伏而显得无比巨大的身影,在全裸中反而露出了一排排清晰的瘦骨。
       它,以自己巨大的规模和浅薄的水准向世界表明:人类本世纪最极端的苦闷,在文化衰落的古国已经撒下了无边无际的、焦急的种子。从而形成了一处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
       某一历史时期的兴奋余波,常常在其发端中止后,继续蔓延。如猛虎出山的现代诗,在其后的几年里,仍在广泛的地区内不断地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展示。1986-1989,得了“展示病”的中国现代诗,只有虎之贪婪,它从来没有展示出虎之勇猛。(引自我写的《隐匿者之光》之“历史将收回赝品”)
       2、我三年前(2003)对《大展》的认识:
       贡献:广泛而深入。凡1986年写诗的中国青年,几乎都成为了大展的作者与读者。
       反响:强烈而不同。来自现代诗内部的高声赞美与现代诗外部的强烈反感,使大展的反响成为一匹黑白分明的双面大象。
       A、促进了艺术民主:现代诗大展开创了中国大规模诗歌集结的先河,粉碎了官方诗歌阵地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封锁与禁锢,促进了中国诗歌在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民主风气;
       B、激活了诗歌创作:各领风骚三五天、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大展后人们对其贬意的评论语言。但大展也使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年诗人登上了诗歌宝座。各地无数“只知北岛,不知有俺”的诗歌好汉,冲破了《今天》派诗歌对现代诗坛的艺术垄断,使朦胧诗后的中国诗坛,再次出现了一派虚假繁荣的大好局面;
       C、形成了示范效应:大展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一股“诗歌大展”的热潮与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间大展林立,旗幡浩荡。也算贡献。
       弊端:夸张与虚假。由于我个人对大展不自觉施加的、偏激的主观作用,使1986年诗歌大展具有了明显的夸张色彩。夸张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A、夸张的诗歌规模:为表现更大规模的诗歌运动现象,对所收到的诗歌作品,我没有进行更多的编辑与删除(其后还有源源不断的来稿,可惜无法收入了);
       B、虚假的诗歌流派:在大展邀请函中,徐敬亚的“中国诗坛应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对各地诗人们编造诗歌派别的现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中国诗坛数十家所谓流派一夜间涌出;
       C、放肆的诗歌主张:由于我在约稿信中使用的、在当时鲜见的、宽容的编辑语气,尤其在诗歌主张的无原则限定,对各地艺术观念并不成熟的青年诗人形成了强烈鼓动,致使众多青年放纵了自己原本的诗歌观念,写出了某些并不能代表其创作的、吓人的艺术宣言。
       3、我今天说:不过是提前
       20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
       网络,及网络诗歌的出现,使对《大展》的评价变得相当简单。
       就把它看成是一次超前出现的网络诗歌吧。它的规模哪里比得上网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诗歌网页。
       假如某位现代人想测试一下20年前的人们对QQ手机网络等突然降临的惊奇——那就读一读《86诗歌大展》及本文所描述的“奇观”。
       一个具有超现实意味的、20年前的网络诗歌实验,其意义是:在一个艺术禁闭时期出现的一次“火山喷发”,它带给当年人们多少狂热多少惊喜,也就意味着今天的人们享受着多么巨大的幸运与自由。
       2006-8-9深圳
       
       附录:一封信引来全国诗歌的漫天大雪
       徐敬亚
       
       20年前,我在深圳向全国熟悉的诗歌朋友们发出过一封信。那是我来深圳的第二年,任职于《深圳青年报》。信的题目是《我的邀请》,内容只有一页,复印了几十份发出,时间是1986年7月5日。摘要如下:
       
       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徐现注:雏展,更符合实际)。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中间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1986年7月5日
       
       虽然我预计这封信一定会影响很大,但真正的反响还是大大超出想象。几天后,各类诗歌作品、诗歌宣言,从全国各地纷纷寄向深圳。我的小办公桌堆积成山,后来副刊的办公室也堆不下,我只好带回家。每天下班自行车的后面都满满一堆。
       书信,是当时人们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手段。而我手中的诗歌地址也仅三、四十位。我不知道我的那封信在各省市县乡经过了多少次复印、转告与传播。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青年人对诗歌的热情。更无法想象当年编辑出版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往楼下扔一块砖头,就可以砸到几个诗人”的年代,年轻诗人们的作品几乎不能在正式的报刊、杂志、书籍上得到发表。那时,报刊上的更多的诗什么样呢?请看,这是当时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一首诗:
       头上
       焊火喷光,
       脚下风铆铿锵!
       一片沉雷闪电中,
       我们挥汗造桥梁。
       另一首写草垛的诗,发表在八十年代的《星星》诗刊:
       齐崭崭,黄澄澄
       下连碧野,上接青云……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一颗颗闪光的汗珠
       那是社员透明的心……
       时代,常常怀着巨大的隋性。它猛烈的车头已经冲到了终点,而长长的车厢则可能还蜿蜒在深深的隧洞。以上这些被我称为“清水煮白菜”式可笑的诗,充斥了当时堂而皇之的报刊。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千百倍于此的自谓诗人。在投稿于正式刊物频频碰壁后,人们开始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己动手油印诗刊、诗集、诗报。据当年的统计: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当时,仅仅寄给我个人的非正式诗刊诗报诗集就足以几个等身。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诗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1986年的夏秋,我感到中国诗歌突然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而且,雪全部落在了深圳。
       
       应该感谢彼时的《深圳青年报》总编辑刘红军先生及其他持先锋观点的报社领导人。他们不断同意我的要求,把《大展》版面增加到两个版、三个版、四个版!
       
       需要说明的是,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四个版。因此,即便如何开明,仍远远满足不了滚滚而来的《大展》来稿。《深圳青年报》毕竟是一个非诗歌专业性的青年类报刊。
       应该感谢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歌报纸——安徽《诗歌报》。感谢主编蒋维扬先生、编辑姜诗元先生。我随即与之联系。当时普天之下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并一拍即合。为了将《大展》办成全国最权威的诗歌艺术展示,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
       第二次邀请信,虽然仍是我个人签名,但我感到了事关重大,对原信做了4处修改。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些改变或犹豫,但这并没有逆转《大展》的某些弊端:
       1、删去了“单枪匹马称派立号者,不但可以,而且更具魅力”,增加了“这,无疑是件严肃的事情,请慎重庄严组稿”这句话(徐现注:事实上,我的前句话,成为《大展》的重大败笔之一。虽删,但前封信的影响已无法收回)。
       2、加入了“宣言切忌写成那种臭‘诗话’,要有艺术性创见,要深刻(徐现注:我仍在鼓动创新,引导创见)。
       3、加入了“注意:亦可一人、二人称派。但要有足够的艺术空间,请自重”(徐现注:可看出我在力图扭转前封信影响)。
       4、另有附言:近日所收稿子,宣言多大于诗。诗弱!宣言缺少独特的艺术空间。此望戒!(徐现注:对《大展》的弊端,我当时已有预感)。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不久,朱凌波、冯宴、孟浪、海波、海上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三十几位青年诗人纷纷汇集深圳。其中,诗人海波不但自费来深,自费入住酒店,而且每天到报社“上班”,和孟浪、海上一起协助我处理稿件、书信。
       可惜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编辑琐事。只有一封写给《诗歌报》姜诗元先生的一封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直了一样……”(当年的报纸仅标题植字,内文全部铅字排版。编辑则全部手工)。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总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以及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这其中一定含有《大展》的众多读者。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1988年8月,在沉积了两年之后,我与孟浪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出版。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2006-8-9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