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院长没有征求学生的意见,就让人把教室用木板一隔为二,把学生也一分为二,理由是这个班的老师教学有问题｡第二天,这位老师上演一场行为艺术《我的梦》,学生在木板上画出轮廓,他挥斧砸掉轮廓内的部分,然后摆出与“我的梦”一模一样的姿势,然后破板而出｡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梦》恰恰是院长的成名作,表达年轻的“自己”破墙而出､摆脱束缚的渴望｡
        太有创意了,我不由击掌叫绝｡
        老师叫刘大鸿,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一个常穿草鞋､长衫,整日呆在10平米画室里的人;院长叫徐茫耀,以学术严谨著称,据说在校园里有一条“茫耀大道”,因为茫耀院长常在那条路上碰到学生就聊上半天,害得很多学说不敢走那条路｡
        刘大鸿的行为艺术《我的梦》发生在2002 年,2006年现实又上演了更大的一场行为艺术｡刘大鸿指导的12名学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在徐院长主持的评审会上,全部被判为“不及格”｡
        面对这样的集体枪毙,学生显然不服,强烈要求院方给出原因,得到的答案是论文格式不合规范,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个人小结｡我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一些论文节选,有个叫郭圣良的,论文题目是《大学里认识的一些人》,8000多字,分别是“老师让我讲讲大学里的一些人”､“流行艺术”､“老师让我具体讲讲我的画”和“另一个地方”四个部分｡内容包括对大学期间同学､老师等身边人的记录,提到了“同学减肥”,提到了芙蓉姐姐,有对他的老师､同学在生活､学习和创作理念上的描述,也有他对艺术史理论和绘画的实际感受｡甚至还提到不愿意在上海师大找女朋友,因为虽然高考分数很牛,但是教育制度把她们弄傻了｡
        看上去的确不规范,不像我们习惯都习以为常的拼凑式八股文论文｡不过好像学术性是差了一点,可是,也有偏重学术的,有学生从“技法､想法之间孰轻孰重”引申出对“大学四年学习的感想”,总结出“怎么去利用现有技法把思想表现出来;还有人在思考《毕业生手足无措?油画专业何去何从?问题出在哪?》,他从现实出发,以身边事例为证,指出“大多美术学院仍就是以十几年不变的教育方式培养着延续老一辈思想的油画家｡”
        在其中一名学生的BLOG上我看到他的博首语——“想象是人类最杰出的艺术本领!”这话是黑格尔说的｡院方对这些希望能够无限想象的学生说,做出修改还能毕业,果然多数学生在徐院长的指导下,半个月内差不多都通过了论文｡其实,半个月已经长了,两天时间就该足够,网上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再不济,花俩钱买个枪手还有过不去的论文?只要样子像,(有些学术委员甚至不看内容的,大家都忙啊!)走个过场就皆大欢喜了｡
        刘大鸿给12名学生提出论文要以专业实践为基础,写出4年的学习感受,体现理论写作水平,要区别于以往的泛泛空论,也要不同于以往评述某画家､某风格､某流派的做法｡事实上,刘大鸿的确带着学生进行了多项实践,带着他们效仿戴敦邦先生画新上海百多图,把画摆在石库门,还印出画册｡
        在我看来,合乎形式要求的论文未必就是严谨的学术,严谨的学术来自于严谨的态度的严肃的学术气氛,自己的思考､真实的记录,即使用不像传统论文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形式对人文学科来说真有必要吗?为什么人们不爱看论文?因为它总端着架子,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故意让你看不懂,有点像“吃饭”非要说成“用膳”)｡好写好读有内容要强过抄袭拼凑的假大空｡突然想起有人说过,谁都能跟一流的人交流,因为交流的是思想和观点,最难交流的是二流的人,因为他说的只是学问､资讯和知识,至于思想和观点,近乎于零｡
        那个叫郭圣良的学生拒绝修改论文,宁愿不毕业也要讨个说法｡也许他像他的老师是有一些资本的,还没毕业的他就在上海莫干山路“55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
        我喜欢有个性有独立精神的人,每每看到听到这些人的作为,总在心里暗暗叫好｡这一期的《南方周末》介绍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的文章里说到李双泽的往事,那是1976年淡水文理学院的演唱会,胡德夫因故请李双泽代为演唱,这位高人拎着可口可乐上场,没有唱歌而是质问,“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没有人想出什么是“自己的歌”,李双泽就起了《国父纪念歌》的调子——这是台湾人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第二天,台湾大学校园爆发了“唱自己的歌”的大规模讨论——这就是台湾民歌历史上有名的“可口可乐事件”——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
        这是多么有个性的牛人,在我们的东方文明古国,其实是需要李双泽､刘大鸿这类人的古怪､张扬和不合常态的｡我们的常态人实在太多了,比如写下这些文字的我,也是个表里不一的懦夫,假如我是刘大鸿的12名学生中的某一个,我一边暗地欣赏刘老师,一边投降变节修改论文,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刘老师的才华,不可能画出《百多图》,每幅平均卖上个4万元人民币,甚至也可能没有郭圣良的潜力,自信没有毕业证也照样闯天下,我就是被制度和惯性约束的只能过平常日子的平常人｡
        真正的艺术家越来越少,越来越被压迫到一个猥琐做人的角落,他们的画笔,还能描绘出真灵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