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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应该直面时代,这在很多年前,是不用说的,是最主流最正确最不容置疑的,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连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也要煞费心机地选出了几乎一半直面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物极必反,“先锋”了之后的现代主义已经后现代主义诗歌迅速将此掷若敝屣,朦胧诗以后,沉浸在反抗意识形态､语言解放､思想解放和个人写作的中国先锋诗歌不但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当作陈腐之物,更将“直面时代”视为与“艺术”背道而驰主流货心生不屑｡
        2006年6月13日,我在长沙麓山诗歌节上发言,说我们今天应当重新连接“朦胧诗”时代的诗歌传统,让诗歌重新去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重新面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有感于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以及“个人”的道路上跋涉已久,诗人们甚至忘记了如何面对时代发出声音｡不料这一发言迅速演变成了“鸡跟鸭讲”｡人们似乎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是从他们已经符号化了的“下半身”诗人口中说出来的,我当年那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成了我自己的“绝对符号”,他们忙着关心“沈浩波是不是背叛了‘下半身’,是不是要从‘向下’变成‘向上’了?”弄得我无话可说｡其实类似的表达我从2003年开始就像祥林嫂一样在一系列文章里到处说给别人听了,我的诗歌《致马雅可夫斯基》､《文楼村纪事》甚至更早的《淋病将至》等早就在做这样的努力｡
        当然,就在这个会上,我依然听到了一些同气相求的声音,诗人伊沙虽然不希望我的话题被误解为要确立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但在私下里一直在和我谈论当下大部分诗人面对时代的无能为力甚至失语的现象｡在为诗人谭克修举办的诗集《三重奏》的研讨会上,诗人们之间的分歧也与此有关,《三重奏》是近年来少见的一本现实主义的诗集,充满了诗人对外在于自己的各种社会现实的强烈介入感,这样的诗歌,我认为非常可贵,甚至可以构成尖锐的话题｡果然,参加研讨的很多诗人认为这样的诗歌不够“艺术”,甚至有人说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诗圣写得最差的作品,我见过胆子大的,没见过胆子肥成这样的!这种对诗歌艺术功能的绝对推崇而对时代感以及现实感的绝对贬低正是近20年来当代中国诗歌最大的无知｡第二天,谭克修在发言中抨击“小文人诗歌”,实际上正是对这种一味沉浸在“艺术”､“语言”与“自我”中的诗歌写作的不满｡
        我以为,朦胧诗时期,从食指到北岛､芒克,尤其是北岛,将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与强烈的时代情感相结合,写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时代之歌,既有着伟大的时代之心,又充满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构成了一曲时代的最强音｡而北岛,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诗人｡但自以第三代诗歌开始直到今天,中国诗歌虽然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语言自由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将现实感和时代感全面遗忘甚至加以藐视也是不可原谅的｡而那种纯粹的沉迷于自我的写作,沉迷于语言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拒绝外在世界的完全文人化的内心｡我们只能在一些诗人的吉光片羽中才能寻觅到他们对外在于文人化自我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时代的发展越是快,其核心就越难被我们把握,我们不能因此就远离这个时代,就畏惧这个时代,作为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何必非要扭捏着去接受一个“诗歌在时代之中”的借口而不能去主动的“直面我们的时代”呢?要知道,这个时代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我们的心灵天然就能够感知这一切,为何定要放弃,定要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