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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因素肯定起着异乎寻常的塑造作用,对人文､社会､甚或性格形成,习性及风俗的影响似乎不言而喻,但它与诗歌的关系如何?我对“上海诗人”小辑的读解想先避开先入为主的设想,看看这些诗歌文本内部怎样自主地展示这些因素,除去诗歌地理学的范畴,我想从城市面对现代性的遭遇着手,看看这种角度的审视,如何拓展了现代汉诗中现代性的表现维度｡
        这七位诗人除了曲铭和阿钟在上海土生土长外(当然只限于两代至多三代人),其他基本上是近年来移居上海的｡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年来移居上海的诗人反而对城市地名有种异乎寻常的关注,比如阿角的“长寿公园”､哲别的“港汇广场”､冰马的“来福士广场”等,虽说仅是表面的指向,但具体地域渗透到诗歌表达中,不能不说是生发一种对现实诗意操控的雄心,妄想将一瞬间的记忆,与整个周遭环境有机地融会起来｡而像曲铭､阿钟的地名意识好像已在“超薄状态”的压抑､变形下融化进另一种抽象的地域中,如曲铭的咖啡馆､电梯､走廊､甚至从“汉代”到“唐朝”的某个地方,阿钟的地域意识则是“中国的春天”“那与我遥遥相望的/永远的家”｡这两种不同意识的地域感,已除去了方言的潜在影响,我尚无法肯定,这在诗意上到底意味着少就是多,还是相反｡一种纯诗的丰富性理应体现在何处?才能使得我们既可以简单的分辨各自方言的谱系,同时在诗歌创造力的挤压下,不失时机的丰富另一种地域的寓言化｡
       我时常要穿过延安中路上的一条弄堂,现在弄口刻着一些曾居住此地的文化名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徐志摩,据说当时泰戈尔来沪也下榻此处,一种油然而生的历史感仿佛穿越了时空,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依旧是当年的新式里弄建筑,却已人目全非｡但诗歌的不朽､文字的记忆､韵律的舞蹈维系着这样一种传统,那就是白话诗的谱系,同样在这个上海,再往前推,也可想象更早的清末诗人聚会于上海县城内的茶室谈诗论道,诗歌的历史渊源总是和地域达成某种不解之缘,我之所以发这些感慨,主要还是惊喜于这个“上海诗人”小辑,它虽说只是一部分上海诗人,可已经作为一种当下的诗歌嗓音在与历史唱和,在诗歌文本的走廊中与时光不期而遇｡
        在历史背景下审视这些作品决非此短文所能容纳的,我们还是在此背景映照中,具体地梳理他们诗歌文本｡也许是以往不熟悉的缘故,首先给我影响颇深的是阿角的诗,阿角诗歌中的简洁､干练､又挺准确,点到为止的控制力在他的短诗里尤为突出,像《比如说,大峡谷是河》《水性》《有关海量》《说唱》《白光》皆有这样的品质｡水与人的互喻,在《水性》里自然朴实地得到了体现:偶然提到水｡这之前/是个漫长的储蓄过程/它忽然喷涌而出/道出了水满则溢的道理/像我说到的人/无声､透明､似有似无/可以像江河/可以像涓流/可以埋在地下/其实我说出了/水还是无定性,往低处流
        此诗开头较平稳,不动声色的谈论水,从它的习性､溢满的形态联想到人,看似某些显现的道理,又并不一定能说得清楚,经过阿角的诗性过滤,倒接近了水的原质｡诗中的结句沉着老练,还是简单地回到水,可一旦经过类似的诗意流程,水已早已不是原本的水了,它的水性更是意味深长｡全诗的节奏也舒缓有力,到最末一句嘎然而止:“水还是无定性,往低处流”,语意上仿佛还言犹未尽｡
        阿角凭着这种稳健的诗风,在《有关海量》的结尾里自然地触及到抽象理念的表达,由于前面铺题的干练及质感,一般诗歌中规避的抽象名词得以有效地呈现,“忍耐和怜悯”确是一个巨大的人类道德课题,类似的抽象表达往往易流于空乏,道德的决断并不等于诗歌层面上的有效性,技艺的不可忽视,甚至有时就等于诗歌道德本身｡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眼下诗歌道德层面上的几个问题,笼统而言,我把它归之于三点:意识形态的影响､泛滥的抒情及虚无的相对主义｡
        对这个小辑中的诗人而言,前两个问题并不显著,要是有也是潜在的影响,能在写诗时警觉这个起码的道德要求,是使得诗歌成为艺术的最底限度的保证,对一些人不言而喻的事,对另一些人则构成一种挑战,这时常让我不解｡当然我反对简单泛道德主义立场去审视艺术作品,但暧昧的艺术态度对作品的损害是有目共睹的,它与商业化的侵入一脉相承,只是诗歌的商业还未形成有效的层面罢了｡
        其实道德的保证只是起码的一步,冰马的《花朵》已经越过此栅栏,深入到语言学的层面反思语言的限度:
        有一种花,当我写下“花朵”这个词语/突然觉得内心如此空虚/抽象的花,却有了开遍我视野的欲望
        这当中,冰马很具穿透力地把“花朵”这个单词,和现实中的“花朵”这种植物,从两者不假思索的粘连状态给撕裂开来了,一个文本层面的“花朵”如何映照那个脑海里的鲜艳形象?语言的困境由此而生,它造成了现代诗歌之所以晦涩的根本理由,因为语言本身并非透明的表现工具,假如在当代写作诗歌,还自欺欺人地将类似的见解一股脑推到西化的影响,好像人类对语言的洞见不会波及到汉语,那便是掩耳盗铃的短视了｡
        冰马还有两首诗在技艺上具备了足够的力量——《肖邦》和《寻找》,使得它们把思想的:“词语悬在了半空”,同时在“思想打着瞌睡”时询问“再次起程的出口在哪?”,《寻找》就是这样一次双向回流,语词于事物不可分割地交织一起,却又互相朝着相反方向奔去,而我们又“如何前往目的地?”,去找寻事物可能的真相呢?
        而冰马的困惑对曲铭而言,起码从表面上是不成其问题的,他陶醉于“伐妮亚伐妮妮的歌声”中,一种民歌调子的节律充盈整首诗｡但这并不意味他没有现代性的关怀,在“超薄状态”里,曲铭的冷静､反讽,几乎以杀手般的冷眼审视“实验室里的杯子”“和一位漂亮姑娘的摔倒”,这两者构成的奇特关系,最终使得诗意的“风筝还是飞了起来”,本无诗意的,又无内在干系的意像,在曲铭“超薄”的逼视下,形成了其特有的冷抒情格调,曲铭的老道和风格化趋势可形成一种坚实的基调｡
        阿钟在《苍蝇》里的细腻,和他《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死难者祈祷》中的宏大,两者之间的反差构成了多样化风格的展示,“他就变成了苍蝇/前爪依然搓个不停”,阿钟的视线可停留在拟人化苍蝇细微的“前爪”上,一个“搓”字准确活现,诗歌语词的准确功夫可见一斑｡同理,在为人类灾难震惊之余,阿钟看到,不仅是用目视的眼光,更严格地说,是内心深处那更为真实､直观的看到:空中莲花朵朵/我在仰望/那与我遥遥相望的/永远的家
        十分质朴的语言,自然的语感,好似此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那开满每个人内心的莲花,说到这个词,阿钟在这首诗中使用了两次,一般的短诗都忌讳重复用词,可他为何要反复呈现这个意象?其用意大概也不难悟出,寄予其中佛家的永恒希翼和无穷的悲悯以其反复奏鸣的节奏凸现了出来｡
        梅花落锐利的意象在许多诗中很明显,比如在《蒙马特遗书》里:水果刀亮铮铮地/插在第一根肋骨上……//雪一直落到天亮/雪在内心/捍卫了说话的勇气
        可到了这首诗歌的结尾,语气已变得非常轻微,在纤细的雪片里,一种扎实有力的语调“捍卫了说话的勇气”｡讲到底说话的勇气还是基于说话的技艺,勇气中包含的智慧也在于此｡梅花落诗歌语言的底气很足,有点像普拉斯那种疯狂,比如“我在剧毒的针尖上行走,沦亡的花已盛开”等句式都具备将语意推至极端的倾向,或说是一种与身俱来的诗歌暴力,在揉碎诗句的同时焚烧了自身,这恐怕印证了美的悖论｡
        我在以前别的文章中也屡次谈到过爱情诗的语言悖论,且不说它的难写首先在于必须超越甜腻腻的那种俗套调子(当然有能力写得甜而不腻则另当别论),肖今在《幻想》着接近那种深度的感受:“爱情像那锈迹斑驳的十字架/正面钉着你,背面钉着我,我们面朝各自来的方向”｡
        语言一点也不花哨,沉静而冷酷,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爱情,就像他的另一首诗《生命中一些等待》的结句:“你开先了,而非季节迟了/你开晚了,而非季节早了”,多么令人绝望的宿命,邂逅､擦肩而过､狂热､背叛､嫉妒､衰老､占有和情欲等等,情感的相遇确实“面朝各自来的方向”｡
        而哲别的目光冷静犀利,娓娓道来一个个都市小地名,声音很轻,忽然就像走了形似的,超现实得变成:“我带着浑身的耳朵”了,他也只是:“进去等一个姓居的人”,或是人类最终的栖息地:大地本身的居所｡
        哲别诗歌背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城市化的地域感,它其实道出了诗歌创造性不容忽视的一个前提:不要回避或虚化当下的体验｡对于上海这座受全球化大工业的影响,有着无数个卡夫卡似小职员的城市而言,什么是你最真实的当下感受呢?那就是“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它的异化也好,在“荒原”上游荡的鬼魂也罢,便是我们这些都市的游魂理应锲和的道德及诗歌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