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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天黑得很早，才当地时间傍晚5点，车窗外已经漆黑，挤逼的幢幢高楼大厦如火树银花，盛开在大片大片的灯光里，使城市的明亮部分，像浮世绘描画的日本古仕女，妖娆而丰满。大巴走得很慢，下班时间无论高架路还是高速公路上，都排起汽车的长龙，我们从成田机场“到着”品川皇子饭店，走了3个小时，我一边跟赵野、王光明议论日语“到着”比现代汉语“到达”更有古汉字的韵味，它既有停泊着地的意思，还让人感到清晨6点各自从广州、北京出门到现在，终于有了着落。一边踩着7点42分的钟摆进入辉煌的酒店大堂。
       跟着指示牌，直奔新馆24楼“亚洲环太平洋诗人会议”报到处，一字儿排开的长桌，坐着十多个工作人员，他们前面是中英韩日等不同文字的签到指引。一出电梯口，我就看见了在桌前走动的佐佐木久春教授，急忙上去寒暄。
       一晃又是3年没见面了，教授还是老样子，快70的人了，依然没有变老，依然显得温和亲切、厚道而书卷气。我先向他介绍跟他没见过面的赵野，在他俩握手之际，我说我跟赵野认识都20年了，那时他还在四川大学念书，“第三代诗人”这个诗学概念最早就是赵野编的诗报提出的。一旁的王光明当年跟佐佐木先生在武夷山诗会见过，自然就搭上了话。另一个担任这次活动翻译的河北大学日语系副主任太阳舜，跟先生就比我更熟了，他在日本读博士时就是教授的学生，两人亲热得几乎要拍肩搭背。我们告诉教授沈奇可能要晚上10点多才到，他下午从西安起飞。
       几个人很快就办好报到手续，教授说诗歌朗诵会6点就开始了，叫我们先参加。大家把行李就胡乱堆在报到的过道里，我从包里拿出几十本装订得非常精致的小册子，那是我7首短诗的日语翻译和一首长诗英文翻译，深圳诗人桥的公司用两天时间帮忙赶制的，我递给佐佐木让他帮派发，他问我谁给翻译的，我说日文是竹内新，他说他知道这个诗人。他还说他翻译王光明明天下午宣读的介绍中国诗歌状况的千字发言用了6小时，王光明使用的语言太学术化了，要找出对应的日文词汇还要把那种味道表达出来有难度，“他太不口语，搞得我很辛苦。”教授开玩笑道，但由此也可见佐佐木先生做事的认真。
       推门进到会场，赶紧找地方落座。台上一个女子吹横笛表演刚结束，有好几个诗人先后上来打招呼，太阳舜在旁边翻译说他们提起跟我见过好几次了。我模模糊糊有些印象，却分不清谁是谁。就好比一个法国诗人或者一个葡萄牙诗人来广州参加过多次诗会，却不懂中文，中国诗人也许都知道他了，他却几乎永远只认识懂自己母语的邀请者，和主办方负责人。其中一个脸很熟的韩国诗人跟我拿了两本中英文的《杨克短诗选》，留下一张名片：徐芝月，我记起家里有这个起了一个女性名字的男诗人名片好几张了。
       这次诗会由日本当代诗创作集团《地球》社主办，日本现代诗人会、日本诗人俱乐部协办，“期待长期以来致力于当代诗的创作和研究、为加强人与诗之间的交流及友谊贡献力量的世界各国诗人参加”，佐佐木久春就是这次赴会的中国诗人的联系人，他是汉语诗歌在日本的嘴巴和拐杖。其实西方每个国家现代汉诗的研究者就那么几个人，日本还有是永骏、岩佐昌彰等人。佐佐木教授是个热心人，乐意承担事务性的工作，日本签证很麻烦，他一再打电话发函联系中国诗人，办理各种担保手续，很多中国诗人赴日都是他邀请的。光我就跟王小妮、徐敬亚、沈奇、程光炜等人曾来参加过“2000东京世界诗人节”，2002年还跟于坚、伊沙、吴思敬、唐欣、中岛等参加了“第8届亚洲诗人节”。佐佐木久春为此不仅搭上了许多时间与精力，还耗费了钱财。因为外国诗歌活动少有政府资助，都是诗歌团体筹措，他们虽然每次都包了与会中国诗人食住等大的费用，但会议总有些远足之类额外的开支，要诗人少少交点钱的。这回又是中国诗人比别国诗人要少交，过后两天一打听，才知是佐佐木先生替大伙付了，这很让人过意不去，因为摊在每个人头上也就人民币几百元，可归给他一人就是一笔数了。先生事无巨细替人想的周全，但跟他熟悉的中国诗人都知道他的一“怪”，就是不知道是因为日本太忙，先生都退休了只是“名誉教授”却还在上课，还是他个人习性使然，平时无论你给他寄书还是写信，全部渺无音讯，直到你以为先生早把你忘了，他突然一联系就是有活动给你发邀请了，至今我都不甚明白最初佐佐木先生是怎么跟我有交往的。他为当代汉语诗歌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作了许多事情，却不图任何回报，连个荣誉也没有，外国偶有政府给别国翻译家授个勋章什么的，可全世界的汉学家好像没有人有过此殊荣。佐佐木乐此不疲为中国文学奔波大半生，或许因为他曾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情结，或许因为我们都热爱诗歌。用东京大学博士毕业留校教书的批评家林少阳的话作评价：在日本，佐佐木应该算得上一个“顽固”的“亲中派”了。
       正襟危坐听朗诵，我给头一次参加国外诗会的赵野打预防针：就这么回事，各自用母语念，只能大概听个声音和节奏，等于来旅游。这时坐后边的友人打招呼，我一看是佐佐木先生的夫人，以及他的儿媳妇、台湾女孩林均蔚，急忙一一为中国同行介绍。我扫了会场一眼，问小林来了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诗人，她说有印度、韩国、斯里兰卡泰米尔、美国、蒙古等国的，中国除了你们，台湾也有人来。我说哪一个“牛”一些，小林朝后几排一个高大的黑人诗人努努嘴：听说他不错，他是刚果的，得过美国和英国的诗歌奖。我掉头告诉旁边的赵野，详细打听也没用，我们上次世界诗人节来了40多个国家诗人，据说有个法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都进到最后几名了，我问佐佐木先生他的情况，也不清楚，因为那是另一个懂法语的日本教授邀请来的。只有一个西班牙诗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是他诗歌的内容，而是他头上绑块红布，朗诵诗时口哨吹出深林中的鸟鸣，每段结尾都是“叽啉经”、“唧啉经”。赵野说年轻人太少了。我说去年浩波跟尹丽川被柯雷请去荷兰，据说朗诵还火爆，但小尹怕他“过度期待”，说了早前几个在北欧，有次朗诵才有4个听众。有年轻人又能怎样呢？200O年有个法国女孩挺漂亮，可中国来的诗人没有一个会说法语呀。
       轮到中国诗人上场了，对我们倒是挺“隆重”推出的，佐佐木把我们全部领上台，一一作介绍。
       然后朗诵，我先背诵了《夏时制》，下来后，赵野上去读《母语》。王光明跟我说读得不错，哈哈，他是全场为数几个能听懂汉语的之一了。佐佐木顺子夫人指着我英文诗集中的《夏时制》，那意思是问是这首吗，我点点头，她也不会中文。
       又过了半小时，朗诵会结束，我们终于能把行李放到各自的房间。佐佐木先生的儿子，也是大学老师的佐佐木太良也赶来了，会议晚餐我们没赶上，他们全家请中国诗人上街吃饭。
       澳大利亚汉学家Simon
       Pation（西敏）曾问过我对日本的印象，我说澳洲是大象的时间，日本是蚂蚁的时间。在这世界上，除了东京、恐怕再没有比中国的城市人更多的了，而且每个人都那么匆忙。品川又是闹市区，我们在人流中穿行，找了一家又一家饭店，都是满座。最后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店坐下来。佐佐木说不好意思，环境太小旧了。几个中国诗人都抢着说很好，这样的才有日本传统特色。点了许多菜，又是清酒又是啤酒，我们也有些饿了，嘴不停，忙乎了两个多小时。
       出得门来，他们一家想带我们再找一饭店，平常日本人下班，同事都是连吃几家才归去的。仍是人满为患。最后到了酒店，他们执意领我们到顶层的酒吧再喝，却被门口的侍者拦住了，说等半小时才有位。跑了一整天，大家都有些倦了，连声说罢了，都过了12点，不如回去洗澡休息。佐佐木说你们明天可以睡懒觉，上午的活动是纪念一位韩国诗人百年诞辰，韩国大使馆赞助的，中国团可去可不去。日本人都是很严谨的，我们发觉佐佐木太可爱了，性格不像他的同胞，率性而潇洒。
       
       次日午时，我从酒店的会场到房间来回跑了好几趟，几个当地蹭会的学者找我要《杨克卷》和《中国新诗年鉴》。这时沈奇拿来一本日文书，我才知道上面有佐佐木先生翻译的我的诗，书是2003年出的，我想这老头真是的，换上别人做了这等好事，早就给作者通报表功了。日本有几个人都译过拙作，我后来问林少阳，请他比较相同的诗谁译得好些，少阳看了说还是佐佐木，他的翻译极具日语的语感，也传达出了原作词语的张力。这时佐佐木来跟王光明对稿，用笔勾上标示，以便王光明知道念到什么地方先停下，让他读日文后再念。
       先生原来这次打算邀请我跟沈奇这两个老朋友到秋田玩的，他在秋田大学任教，家里有私人游艇，说那儿风景很美。可我原先不知道秋田离东京有500里地，会后只预留了3天，买的是不能更改的往返机票。而先生还有两天有课，若去等于在路上就耗掉了。他很遗憾地说只能下次了，反正现在天有些冷，没有秋天好看。我说下回专程来玩吧，不要参加诗会了。
       批评家们演讲毕，又是朗诵，一个美国诗人布衫素裤，盘腿弹琴唱诗，像古代的行吟诗人。一个日本女诗人拿着宣纸的手卷，边展开边吟诵。我想下次再出国要向她学习，只有这样朗读才有东方诗歌的韵味。
       正式晚宴煞是热闹。大家端着酒杯和碗碟游走寒暄，那个高大的黑人诗人给了我一张名片，两个大大的红色汉字占了半页：诗人；还有两个黑色的小了许多的汉字：作家。更小的是英文姓名，很奇怪他的地址是卢森堡，想必也是客居海外。他说他很希望有日能被邀请访问中国。日本诗人饭岛正治走来说他想译我一些诗，但愿我同意。这怎么会不同意呢？
       老朋友林少阳下午担任《读书》主编汪晖讲座的讲评人，约好晚上8点邀请我们一行和佐佐木全家到涉谷继续吃喝，那是东京最时尚的地段，离东大分校部很近，大家又是狂欢到午夜才罢休。
       日本的诗会很程式化，安排跟2000年相似，随后的一天是野外朗诵会，由拥挤混浊走向空旷清新。从东京乘会议大巴经“首都高速”到玉县，在一个很大的音乐喷泉前，东京创作舞蹈团的女孩给我们表演现代舞《沙漠的僵尸》，接着参观玉近代美术馆。饭后，所有诗人来到名叫“别所沼”的湖畔，那里有一间木屋，是日本早逝的天才诗人立原道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只活了24岁零8个月就病逝的早慧的才子，来到这个芦苇茂盛的寂静的湖边，打算建一座屋子。立原道造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系，他画的许多草图对后来日本的建筑学家影响很大，他的诗音乐性极强，向人们展示了口语自由诗的可能性。这间木屋就是20年前按照立原道造当年的构思兴建的。诗人们一个接一个朗诵，有的只是母语，有的伴有翻译，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轮到我了，我选的诗是《在东莞遇到一小块稻田》，请哈尔滨姑娘王婷婷在我读原诗后替我念日译，我先前来东京时她还是佐佐木教授带的硕士生，现在已毕业了。可能是她朗诵好，也可能是她读之前按我的交代做的写作背景说明起作用，她阐释道：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芜原先遍布稻田和蔗林，现在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世界的工厂。我们下来后，竟先后有几个日本诗人过来表扬，有的说写得很好；有的说中国现在变化很大，他对这种变化很有兴趣，而我的诗传达了中国人生存境遇的变异和生活文化背景的转换。王光明说你在这里找到知音了，你的诗应该是反现代性的啊，被误读了。我说我只是客观呈现，谈不上反对或赞美。又开玩笑道，像沈奇念什么远山啊灵魂啊谁欣赏嘛，哪个国家诗人不会这样写呀，还不如只念第二首《12点》，很有现代感。这时拍朗诵会摄像的叫人过来找我要诗的日文译作，说要播出。旁边的王婷婷和林均蔚都说你赶快给呀，这可是NHK，日本的国家电视台，就像中国的中央台。
       朗诵还在继续，会议的组织者对中国诗人似乎特别照顾，铃木丰志夫把我们几个叫上，带到几百米外的咖啡屋，给我们买了咖啡，他自己滴水不沾又赶回去，要我们在这喝到散场。
       很多年前，我给台湾尔雅版《诗是什么——20世纪中国诗人如是说》中写过：“诗人不可能言说一切，他在自己生存的特定空间里写作”。而此刻我内心更加明晰，无论小说诗歌，惟有“根性”的写作，才可能跟世界对话。
       回到酒店，沈奇给我们送来佐佐木先生临走时托他转给大家的礼物，每人一卷手绘在“禅纸”上的日本民俗画，令人爱不释手。
       2005年11月21日清晨，我一个人来到上野公园，想参观里边的几家大美术馆，这里满耳都是乌鸦的聒噪，一棵古树上站立着几十只。我记起这是80年前鲁迅听过的鸦声，他写下了《藤野先生》。我想我也应该给佐佐木久春教授写点文字。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隔阂、纷争，而诗歌，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2005年11月28日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