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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的“命名”行为颇为盛行，其方式多种多样：或通过文学论争，或经由媒体炒作，或是创作者自命，各类新名号频频吸引人们的目光。关于“命名”行为对文学的影响，学界有所关注^[1]，但都是停留于对“命名”群体的价值判断或从学理上探究“命名”的发生，忽视了当下“命名”行为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现场感。正是“命名”的现场感，才使命名行为拥有了丰富的文化蕴涵，新世纪初的“中间代”诗群的命名，就证明了这一点。“中间代”诗群的命名是一次诗人的自我命名，它起于民间诗刊，结于正式出版物，沟通了“民间”和“官方”的文学力量，具有鲜活的文化标本意义。
       一、“命名”现象
       文学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逐渐与政治意识形态决裂，趋向自由发展；商品意识、市场思维渗透到人们生活、思想各个方面，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也相应地调整变化着；对外开放使外来思想迅速涌进人们的文化视野，丰富文学思想，启发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中的“命名”也呈现出新异的特色，不同于根据文学自身特点而进行的命名。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提法仍然与作品内容直接相关，“朦胧诗”因了一篇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得名，还属于文学内部事件，而紧随其后的年轻诗人们高喊“PA55北岛”的口号，提出标新立异的理论主张，则直白表达出他们以文学之外的方式自我命名，从而进入现行文学秩序的目的。这股潮流发展到极致的标志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现代诗群大展”，之后徐敬亚等人整理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和万夏、潇潇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正式出版，宣布了此次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的终结。这次诗歌运动以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引起了广泛关注，整体被冠以 “新生代”、“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等名称，达到了进入文学秩序的目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发展孕育着新萌芽，求新、求变的社会文化心理占据主导。大量的策略性简易命名对各种文学新现象都冠以“新”字，或辅以“后”字。“命名”陷入追逐新潮流的焦躁中，充斥着凸显自身推销作品的功利欲望。众多纯文学刊物受到了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冲击，调整转型，主动应对市场化趋势，采取新型策略，包装自己，吸引读者。由《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的“新状态小说”等，引发了文学刊物竞相给作家作品打上“新”或“主义”的名号以抢占文学市场的潮流。时至今日，作家性别、外貌、出生年代、乖张行为等等皆成为当下各式各样的文学名号，“美女作家”、“60年代生”、“70年代生”类似的叫法频频出现在媒体之上。
       在这股世纪之交的文学“命名”热潮中，对一批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人群体的命名，引人关注。这批诗人诗写历史较长，他们将整体命名的行为纳入了自认为的诗歌发展环节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开始对过去的创作行为进行某种总结性的命名：聂作平和龚静染编选的《第四代诗选》、黑大春主编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199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诗选刊》推出过“6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特别大展”、臧棣编《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徐江称他和伊沙、侯马等为“八五年一代”、伊沙曾使用了“第三代后”这个称谓，后来更名为“新世代”……。概括生于六十年代又比“第三代”更晚近的这一代诗人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当属“中间代”诗群的“命名”。
       2001年由安琪、黄礼孩在编选《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时直接促成了“中间代”的“命名”，被用于概括当下“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的诗人，发起人是这样指认“中间代”称谓的：“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景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的天下大同”n：。“中间代”这一诗人群体名称的提出，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诗人们推销自我的主动意识。发起人安琪直言不讳：“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2]
       此次“命名”不同于以往，“朦胧诗”崛起得益于诗评家们的热烈讨论、“第三代”的登台亮相有效地借助了报纸媒体的推广，而“中间代”的提出则完全由诗人自己一手操办。这批诗人们的“命名”焦虑，充分表露出诗人们受到的当下社会中的包装推销意识的影响。
       在现时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间代”诗人遭遇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又目睹传媒宣传包装的效应，商品意识逐渐加强，接受了推销引起的轰动效应。他们承认“新的世纪就应该有新的心态。诗人们亦然”^[3]，直接道出“我们的诗坛太需要炒作了!”^[4]，认为“任何一代的诗歌也不会长期甘于无声无息，就自动等来良好的生存空间”^[4]。“在这样一个浮躁而冷漠的时代，要读者自发的来读到你的天才之作是概率很微小的，要评论家自觉地发现你这样一个天才也是概率很微小的”^[5]，于是“中间代”诗人意识到“不炒作只能悄然出局、销声匿迹的份，难免被遗忘的命运，而顺应时势、成功的炒作，无不引起反响和注意，无不被诗坛接受和记忆”。^[6]对于“中间代”诗群的‘命名’，诗人们考虑得很实际：“对于媒体和接受者来说，‘命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它强调的是实用目的，为的是制造‘话语’和操作方便。”^[6]
       “中间代”诗人精神深处的成长记忆和在当下诗坛面临着的特殊境况都加重了这批诗人的命名焦虑。
       “中间代”诗群的“命名”包含着这批诗人的历史焦虑，潜藏着总结历史的意图。“中间代”诗人的童年是在火红的激情年代度过，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一抹色彩；八十年代人文主义复苏，亢奋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处于接受能力旺盛阶段的“中间代”诗人不知不觉中埋下了担当的使命感和参与历史的冲动的种子。因此，乌托邦激情与历史使命的冲动经过多年的压抑在外界刺激下爆发，表现在诗人对群体“命名”的迫切与憧憬，试图“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呈现历史现实，希望“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7]。上世纪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诗歌论争，公开了诗坛壁垒重重的状况。
       骨子里有着担当的责任感的“中间代”诗人对诗歌发展遇到这样的曲折，焦虑担忧，力图从自身做起以改善诗坛状况。“当下诗歌革命都是在群体之声的努力下进行的，这样的诗歌情形迫使持多种写作方向夹在‘第三代’和‘70后’中间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摒弃门户之争，放下架子，寻找出路。无论是那一种方式的写作都迫切感到走到一起来，实现强强合作的必要，‘中间代’因此水到渠成，应运而生。”^[8]
       “中间代”所收编的许多诗人都可以算是近些年诗歌创作的主体力量，而这样的一批诗人身处夹缝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前有“第三代”诗的功成名就，后有“70后”甚至“80后”年轻诗人成长崛起。毕竟“中间代”这批诗人的诗写历史最早可上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和在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的“第三代”诗人属于同代人，他们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多年，此时已经开始步入中年，诗歌经验自不必说，忍受的创作寂寞也可想而知。而承受着“第三代”压力的同时，“中间代”近些年又要面对着晚生代“70后”甚至“80后”诗人的汹汹来势，年轻一代的诗人日受媒体关注，颇有点风起云涌的势头。前推后压中的“中间代”诗人感到身处局外的落寞，担心被历史淘汰，因此“夹缝”的处境使得此次集体“命名”在这些诗人中一呼百应。
       二、“命名”之路
       诗歌开始走向边缘之时到今日，社会的文化环境又发生了显著变化，大众文化兴起，在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文学再次走入人们视野。当前，文学面貌更替频繁，不断有新的创作风格、新的作家群体引起关注，诗歌在世纪末借着一些事件一些论争也再度出现于大众眼前。“当前期代表人物及其族群，被谈论、共识到相当程度戌时间时，公众的美学疲惫，便会期待新的面孔”^[9]。“中间代”诗人们敏锐地察觉到社会文化在传媒时代的发展趋势，在酝酿炮制着命名。
       目前，“中间代”这一称谓在诗人和公众中基本取得共识。2001年，由福建民刊《第三说》主编安琪和广东民刊《诗歌与人》主编黄札孩编选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标志着“中间代”正式“命名”，而2004年6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间代诗选》，则表明“中间代”诗群的命名，某种程度上进入了文学秩序。一个名称得到公认并最终进入秩序，从一部印刷精良的大型民间诗歌选本到正式出版的诗歌集，“中间代”诗群的“命名”过程远非想象中的直线跳跃。“中间代”诗群的“命名”的完整过程，其实也是当下多姿多彩的文化种群生存的一种状态。
       叙述“中间代”诗群的“命名”，首先得从民间诗歌选本《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开始。
       “中间代”诗群“命名”的最初缘起是安琪与黄礼孩的接触。“中间代”诗人的“命名”晚于“70后”诗人，而“中间代”诗群的“命名”想法则直接受到《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的启发。2000年安琪和《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主编黄札孩有了做“第三代”和“70后”中间这一代诗人的选本的设想。一年之后，命名工作开始，安琪负责组稿，黄礼孩筹集全部经费。安琪以省为界，定入选诗人名单，黄礼孩做了小部分调整后，散居各地的50位诗人就构成了这部诗歌选本。接着安琪拟写稿约，明确提出这一部书的编选是要为“沉潜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代诗人作证”^[10]，并在约稿信中征求名称，要求每一位被约者寄相片、评论和自己的诗学随笔，使诗人全方位出场，努力“把它做成中国诗歌历史上最辉煌大气的民间诗刊”^[11]。约稿的方式以网络联系为主，配合电话等现代通讯方式，在5月至7月短短两个月内几乎收齐所有稿件。诗人们迫切要求群体的“命名”，但对于具体的命名名称并未表现出相应的热情，“中间代”这一名称则由安琪提出，再与数位诗人商讨确定下来。安琪和黄礼孩决定利用曾成功推出“70后”诗人的民间刊物《诗歌与人》的“品牌”效应，仍以《诗歌与人》作为选本的主标题，副标题则定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一部民间的诗歌选本终于出炉。
       “在做整个中间代事业的过程中”^[12]，一本印制精美的厚实选本并不意味着命名的完成，恰恰相反，选本的出炉预示着“命名”行为刚刚开始，安琪等发起人的操作手段才真正介入。带着明确的“被发现”意识，“命名”发起者在“中间代”理论建设方面用心良苦。除了在诗歌选本中配发的由诗人自己准备的阐释文章外，安琪在完成《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编选之后，马上着手“中间代”理论邀约工作。“中间代”的理论代言人以“中间代”诗人为主，缀以几位知名的专业诗歌评论者。出于“只有同代人才能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关注追踪同代人”^[13]的考虑，安琪电话邀请大量“中间代”诗人进行理论阐述，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对“中间代”诗群“命名”的理解，在阐释中深化了“中间代”的概念，有的还进行了诗人个案分析。较之“中间代”诗人身处“命名”现场对“中间代”进行“零距离”阐发时的感性与激情，以程光炜、陈仲义等人为代表的专业批评家应邀对“中间代”发表的意见更多地带有旁观者的理性与冷静。这些理论文章被集中收进了独立成册的《第三说·中间代诗论》。
       进行理论邀约工作的同时，“命名”发起人以诗歌选本《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为主要载体，从诗界内部、公开媒体及互联网络开始全方位地宣传推介“中间代”诗群的“命名”。
       首先，发起人努力在诗歌界内部制造影响，在诗歌研讨会、诗会上引起众多与会诗评家关注。紧随其后，“命名”发起人力求借助公开媒体的力量推广“中间代”。不论是前几代诗歌发展经由官方刊物而被确认的成功先例，还是当下无孔不入的发达传媒所具有的快速性与覆盖性，都使命名者“相信公开媒体的力量。”^[14]通过多方努力，他们争取到了许多刊物版面来做“中间代”诗人诗选或理论专辑。2002年开始，“中间代”就较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类报刊杂志上，仅在2002年1月就有：《诗歌月刊》、《诗选刊》、《山花》等等。“中间代”还被一些报刊媒体如《羊城晚报》、《海峡都市报》等等， 当作一种文学现象予以关注。“中间代”诗群的“命名”发起者及其“中间代”诗人都很重视网络的推介之功，第三说、南京评论、或者、诗理论、诗生活、个、诗江湖、扬子鳄等国内较有影响的诗歌网站、诗歌论坛或网络刊物均发表了“中间代”诗歌诗论。
       “中间代”在各类媒体上不同形式的亮相，将许多人的眼光拉回到诗歌，在“命名”发起者大力宣传推广之后，“中间代”的名称为圈内圈外众多人士熟知，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承认。
       其实，第一阶段诗歌民刊中的“命名”努力只
       是历史意图鲜明的“中间代”诗群的“命名”行为的闹台鼓点，真正的好戏即将上演。在“中间代”诗人诗歌集结出场之后，在不足两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6月，《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在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沉甸甸的两本大部头显示了“命名”者接续诗歌史的勃勃雄心。
       《中间代诗全集》主编是安琪、远村、黄礼孩，上下卷共计2560页，收录的诗人由《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50位增加至82位，诗歌达2200多首，“中间代诗论”作为附录附在书后，全书篇幅远大于之前的诗歌选本。正如《中间代诗全集》厚重得难以轻松捧读，做这样一部全集的工作是长久而艰苦的。安琪在“中间代”诗歌民间刊物选本获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打算趁热打铁，开始构想做一部全集。安琪对当初构想的出发点的解释毫不避讳为诗人写史的明确动机：“当时那个《诗歌与人》的选本收录的人只有50个，太少了，不能够较为系统地体现一个时代诗人的成熟水平。而且我们前面的第三代有一个《后朦胧诗全集》，影响很大。我就想，我们中间代也应该有一个全面的全景式的全集，以便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进行研读。因为有这个想法是在2002年底，我当时的心思比较大，要做超过我们前面第三代的那个选本。因为我们中间代的诗人构成更加强大，而且更加优秀成熟。所以它应该用更大的规模来体现。”^[15]，出于这样的想法，安琪开始进行资金筹措、全集编辑的工作。经过种种波折之后，最后由地处福州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全书在北京合德堂图书公司最后印制完成。《中间代诗全集》诞生的全过程，用安琪自己的话讲就是：“整个的这部书的操作，从资金、编辑到成书，都是由我们中间代人自己完成的。”^[16]
       尽管“中间代”诗歌得以以全集的方式正式出版，进入正常流通渠道，但是，文化市场中浩渺汹涌的图书海洋将使《中间代诗全集》默默无闻的出版面临着风过无痕的危险。图书走向文化市场不可避免地需要商业运作方式的介入，许多成名的作家在把作品推向市场时，还得依靠着作品之外的东西如书名、轶闻、隐私等吸引读者，对于在文化市场中日渐式微的诗歌出版物，推广之功更是必不可少。而且，“中间代”诗群的“命名”发起者经历了前一阶段《诗歌与人》“中间代”诗歌选本的操作之后，充分认识到推介宣传的显著效果，对此项工作的具体流程也早已稔熟于心。
       在理论建设方面，这次的工作因了前阶段的努力，事半功倍。“中间代”诗群主要的理论文章早已经在《诗歌与人》选本问世时准备充足，正式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将《第三说·中间代诗论》作为全书的附录收入，并对具体篇目做了增删。这样，作品与理论一起呈现给读者，一目了然，既凸显了诗集的完整性又深化了“中间代”诗群的“命名”。
       “中间代”诗群的“命名”者丝毫没有松懈在各类媒体上的宣传。几乎在《中间代诗全集》印制完成的同时，一则消息《中间代诗全集出版》就已经以广告海报的方式出现在新华网等各类网站上。类似的邮购启事在各种诗歌网站、论坛上也不难看到。选择了国内最大网站之一——网易，作为“中间代”诗群最具代表性的亮相舞台。同时，与《中间代诗全集》及“中间代”诗群有关的文章开始占据许多纸质媒体的版面，有《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
       从上文篇幅不长的经过简述中，已经能够看出“命名”者推广运作的熟练程度以及表达的一些思考。在“中间代”诗群的宣传文章里多次出现的关键字有“诗歌编年史”、“建设性”“自我证明”等，可见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对《中间代诗集》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进行阐释提升，对“中间代”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重新确认。然而，在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反复宣讲同一个历史意图时，“中间代”诗人也意识到了这部全集的局限与“命名”的权宜，徐江就在文章中清晰地说出了对《中间代诗全集》的看法——“本质上，它仍只是一个选本”，并提及了存在着的几种对“中间代”“命名”的质疑：“至于批评和谩骂的声音，则既有对诗坛集体式行为的怀疑和自省(这可能也是所谓“中间代”这个年龄段许多作者的思维特点吧)，也有对该书诗学倾向过于中庸的不满，还有发现自己未能入选后的失望与愤懑”^[17]。在热情激动地推广着“中间代”概念的时候，“中间代”诗人还能保持稍微冷静的头脑进行思考，较之“第三代”少了许多锋芒与狂妄，显出些许成熟。
       一切刚刚开始，《中间代诗全集》能否为市场接受，能否实现安琪们的初衷，能否证明诗人实力，现在草率定论都为时过早。笔者在上文中用大量文字尽其所能地描述“中间代”诗群的“命名”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列举“中间代”诗群在诸类媒体上的不同形式的亮相，不仅仅是为了还原“中间代”诗群的“命名”行为，也不仅仅是为了呈现“中间代”诗群引起的公众关注，更重要的是通过“命名”发起者取得的初步成效，来凸现一种社会文化心理——面对当下混乱的诗坛，媒体及公众对诗坛秩序日益强烈的期待。世纪末的诗歌界热闹非凡，名号主张更换频仍，道路分歧各执己见，身处内部的许多诗人都显得惶惑踯蹰，有的甚至远离诗歌圈子，更不必说诗歌外部的公众只得手足无措，对诗歌敬而远之。众所周知，重建平和宽容的诗歌环境的工作势在必行。可以说，“中间代”诗群的“命名”与当下诗歌是互利的盟友关系：“中间代”诗群的“命名”是发起者机智巧妙地利用了当下诗坛缝隙的产物，而当下诗歌整体面貌的规模化展示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中间代”诗群的“命名”。
       注解：
       [1]主要论述文章有葛红兵的《命名的尴尬——也谈“七十年代生作家”》、陈伟军的《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命名”的尴尬》、刘卫东的《当下文学批评中的“命名”问题》、席扬的《“文学命名”论——批评行为的“史性”修辞》、陈伟军的《90年代文学批评：“命名”的发生学探讨》、朱立元的《命名的，睛结——“新状态”文学论刍议》等。
       [2]“7”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序》，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3]徐江“《这一人的诗与事》，安琪、康城主编《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总第2期。
       [4]谢宜兴：《为了隐蔽的呈现》，安琪、康城主编《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总第2期。
       [5][10][11][12][14]安琪：《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安琪、康城主编《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总第2期。
       [6]刮温远辉：《具有“活体”意义的一代人》，安琪、康城主编《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总第2期。
       [8]黄礼孩：《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后记》，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9]陈仲义：《沉潜着上升》，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15][16]阿琪：《中间代：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网易文化聊天室2004年06月18日18：34：31。
       [17]徐江：《<中间代诗全集>：奉献与有限》，《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