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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6、7月份对学术界来说就是个“论文季”，在这个“论文季”里，媒体找不到学术明星，刊物约不到作者——因为研究生都在写论文，教授都在看论文。多半是那些写论文的人病急乱投医，我才在这段时间看了几篇论文。其中我看到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冯至诗歌中的存在主义倾向》。我于是无礼地(这是事后才感觉到的)问道：“什么叫存在主义?”作者不是很高兴地简单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又问道：“那什么诗人没有存在主义倾向?”他说了几个中国老诗人的名字。我又问：“那外国诗人呢?”作者思索片刻，抗议了：“现在的论文都是这么写的；导师就是要你下这样有思想的结论。”作者是个非常勤奋的研究生，有非常扎实知识储备，懂三国外语。我为他不得不把精力花在这样的论文上感到难过。
       的确，就诗歌的研究来讲，没有哪一种方法是错的。用哲学方法来研究诗歌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海穗格尔对里尔克、荷尔德林的解读，列维一斯特劳斯对波特莱尔《猫》的解读，德里达对蓬热的解读：都是令人折服的经典之作。艾略特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中对莎士比亚的塞内加倾向的解读更是发人深省。
       我不明白的只是为什么这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哲学就是要高高地凌驾于其他的学科之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必须与哲学保持一致，否则就是落伍。这里面深奥的学术职业秘密我们可以暂且不管，但是，越来越猛的风气几乎要把社会科学都变成哲学的分支，这就让人疑惑并有些反感。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的哲学源泉总是最新的(或我们认为是最新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变形中文版。这一基础和来源是可靠的吗?可以拿日本作个比较，在日本，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有7个版本。我国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在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译西方哲学”崇拜究竟是否可靠呢?我不禁想起了南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盛行过一种“货机崇拜”。具体情形如下：土人看到美军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二战结束美军撤走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一切都非常神似。而货机终于没有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忙于在诗歌中提取这些二手的“观点”有何价值?是证明诗人也浮光掠影地读过《存在与时间》，并留下了似是而非的印象，还是证明论文的写作者的确是下了功夫?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造成了目前的这种情况，一是这些年兴盛的海德格尔美学著作和德里达美学著作让人误以为文学研究就应该那么写，第二，这种写作方式尽管在我国的文科论文的评价机制中是有效的，但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风险——对艺术作品的哲学方式读解未必能得到作家或哲学家的认可。德国《明镜》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建筑家给人家盖出来房子，地板是斜的；他呢，还是德里达的朋友，于是引用哲学家为这个地板辩护：我这是解构派的建筑!德里达听说了这回事，冷笑说：斜地板是吧?这种房子应该就地“解构”——您这地板跟哲学没关系。
       哲学与诗歌的古老纠葛起始于柏拉图。据柏拉图所说，这个论争在他那个时代就已是古老的论争了。埃德蒙森所著《文学对抗哲学》中提到“尽管论争在一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它至今仍在继续。然而，力量对比有了明显转变，那时候，柏拉图俨然一个地位骤升的人物，突然站出来抗议荷马那上帝般的地位。如今，文学的哲学批评占居优势。在文学批评的领地，柏拉图的后裔显然获胜了。”柏拉图关于诗歌的看法有很多，其中他讲道“诗歌煽动起难以驾驭的情感，向理性原则挑战，使男人像个女人。”“诗人发送出许多精美的言辞，可是，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只会给你一个幼稚的回答：不知道。”这些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表述。然而，“诗歌对创造健全的灵魂或合理的国度没有丝毫用武之地”这个结论未免过于自信了。就建立一个合理(合理的目的一般人可能认为是强大)的国度而言，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哲学和诗歌一样是帮不了多大忙的。
       诗歌努力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精神就得长时间在历史中向各种发问者撒谎，就是说它总要用晦涩的语言回应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后裔，证明自己“有意义”，甚至“有用”。近代以来，当大批训练有素的诗人摆脱了君主和贵族的豢养，从各种地方找到了新的赞助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明白地告诉人们，诗歌就是诗歌。正如诺斯罗普．弗莱所言，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沉默无言的。现代诗人阿奇波德．麦克利什(ArchibaldNcleish)在《诗艺》中更是把这层意思挑明了：
       A poem 5hould not mean
       But be
       赵毅衡的翻译是：
       诗不应当隐有所指，
       诗应当直接就是。
       王东亮、王晨阳的翻译我以为意思更为显豁：
       诗不该意指
       诗就是诗
       任何一个像麦克利什那样敏感的诗人，都无法容忍哲学对艺术权力肆无忌惮地剥夺。托多洛夫认为，麦克利什把“内在性的倾向推到了极端：意义本身也该看成是相当外在的了。”诗人的这一呼吁无非是想让人们更多地来领悟“诗艺”(原诗并非偶然地使用了这个题目)，应该把注意力“转向作品本身的结构，转向它的情节，主题及形象的内在交错。”(托多洛夫)我们总以为这种形式方面的要求似乎过于风雅，应属晚近富裕的资产阶级读者的要求。但其实，只要把写诗、读诗稍微当真，或当作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的事情，诗歌的形式主义要求就会在诗歌读者的肺腑间被召唤出来。须知最早的诗歌理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现在看来就是一本形式主义著作，而说亚里斯多德是最早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其实也不过分。
       但诗歌并不拒绝哲学!诗歌也不拒绝哲学读解。当宇文所安从唐诗中读出“明确无误的哲学信息”，他的读者也是喜悦的而不是反感的。事实上诗歌并不拒绝任何方式的读解，欧阳江河在《另一种阅读》那篇文章结尾时说：“我认为没有一种阅读方法能够单独奏效，而一种综合了各种阅读方法的方法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发明出来，因此，怎么阅读都行：只要不把对中国诗的阅读看作一种惩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某次欧阳江河在非正式场合对陈东东的一首诗《形式主义者爱情》的色情读解尽管让人意外，但陈东东并不觉得这种“阅读的意外”令人难堪，他只是补充说“别因为一种误读就忽略了另外的读法。”
       就拿诗歌批评中被最容易提取出来的“哲学内涵”来说，艾略特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一文中举过两个例子来比较但丁与莎士比亚的诗艺。但丁诗中写道：
       在他(上帝)的意志中存在着我们的安宁艾略特认为“这是伟大的诗歌，而且还有伟大的
       哲学体系作为它的后盾。”
       莎士比亚写道：
       我们对于天神就像苍蝇对于顽童
       他们以杀死我们为消遣
       艾略特极其明智地认为“这也是同等伟大的诗歌，尽管作它后盾的哲学并不伟大。”这也就是说，所谓“哲学”、“思想”在文学中出现，只是因为作者想要达到的某种效果而已，这些从外面来的“哲理”本身与作品本身的“深度”关系并不大。我们不妨假设，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反复提到黑格尔——或者就是一个黑格尔研究者去写文学作品，这并不能保证该作品的深度天然地就高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时至今日，多种艺术作品都愿意和哲学挂上钩，比如说电影《黑客帝国》的制作人更是请来了哲学家当电影的“思想顾问”，而很多电影评论文字也从电影中的各个细节里去读解哲学信息，但是无论是读者、观众和写作者都知道，这仅仅是八卦——一种较成熟的娱乐方式而已。是的，哲学也能变成“八卦”。就这样的文章和女演员的绯闻放在同一版而言，就不值得认真对待。
       在诗歌中寻求哲理的冲动要分为两种情况。在读者一方面，由于阅读经验的限制，无法理解到这一点：诗歌中的哲学无非是诗人为了突出戏剧效果而加入的。一个喜爱哲学的读者在诗歌中读到了哲学，或者说一个对哲学毫无概念的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某一刻突然感觉被“照亮了”。这只是短暂现象，随着一个读者知识面和阅读量加大．他会更乐意在哲学书中读到更为醇厚的哲学思考，如果他还喜欢诗歌，他会发现他更喜欢在诗歌中读到……诗意。
       另一方面，不成熟的诗歌批评者总有一种为未来的杰作开药方的冲动(海涅)。他们总认为“目前”的诗歌总写的不好，其实，一段时间诗歌的艺术水平高低其实是个社会现象，而不是诗歌写作者个人的问题。再说，好与不好也是个相对的问题。想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一套所向披靡的诗歌态度、世界观这种粗放批评应该受到抑制。作为批评者，应该诚实，我们必须承认，正如埃德蒙森所说：“艺术作品就其广度、复杂性以及情感力量而言，其实都超越了现存的系统模式。”而文学批评从外部来看，其实是“人们在生产和操纵历史语境，以使这部作品看上去似乎仅仅是其瞬间的一个假象。”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也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到“在理解一件作品时，距离或远或近的观察者要么抽取出创作者的灵感，要么抽取出创作的意义。一如人的好奇心的取向或现实的纬度是多种多样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说实话，真正的问题针对的是独特性。”这个“独特性”是很多有效的批评一直在致力于探求的。最近的例子是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要是过于执着并醉心于那些“意义”，这一举动是否可以也被称为沉迷于“知识分子的鸦片”呢?鸦片，我们知道，它通常能给人带来虚假的快感，生命的快感必定是有利于生命本身的，一种危害生命的快感在定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批评的虚假的快感总是围绕着虚幻的想象：它认为诗歌是个群体性事件、诗歌总在前进、一面在朝霞中招展的大旗是必不可少的、诗人一不小心就会“脱离”某面大旗甚至一真实的“生活”。
       为了向哲学表示敬意，我在此模仿德里达的文风结束这篇文章：诗歌的意义，如果诗歌有意义的话，也只是我们每个个人阅读诗歌时所召唤出来的“他者”。我们个人和全体都无法发明出一个他者，他者只在多种声音中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