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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把扬尼斯·里索斯作为我写作的标杆，他选择的立场也是我认为最为恰当的立场。他的诗歌一点也不卖弄，朴素得几近于木讷，但仔细一读，又发现平易中隐含着另外的极为犀利的东西，一种沉积于生活深处的、最为核心的苦痛。他的音调始终在低音区，有点像自言自语，类似呢喃和梦呓，但却有着巨大的场域，盘旋在高处，扫过脏乱的街区、弱至无言的人群，乃至整个令人伤心欲绝的尘世。他的语言仿佛是用胆汁泡制而成，然后经过反复的风干，看起来似乎脱离了苦水，但在咀嚼之后，那种苦才真正令人铭心刻骨。
       这要追索他的整个一生，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一场无止境的苦难。他的父亲原是一位地主，1924年希腊军队被土耳其击败时，他父亲丧失了一切财产，又因他妻子和另一位儿子死于肺结核而发疯。1924年，里索斯来到雅典，靠抄写法律文件和做一些仆役性的工作而艰难度日。二年后，他也像他死去的兄弟一样得了肺结核，从此在疗养院度过了五年。后来，他因参加“民族解放阵线”而被捕，在集中营过了四年。1952年释放后，回到了雅典，又因加入“左翼民族联盟党”而遭到政治迫害和逮捕，并被放逐到萨摩斯岛，直到1970年。可以说，他的一生除了得病，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拘捕、流放，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他的诗中，痛苦是如何的清晰、具体而深广了。
       光有痛苦，并不必然就能成就诗歌。我们见过太多的、大嚎大叫式的抒写痛苦的诗歌，也见证过靠卖弄与众不同的经历而洋洋自得的诗歌。应该说，对痛苦的体验本身就可能成为诗歌最核心的部分，但体验本身并不等同于诗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抒写痛苦的经历时，必有他成功的方式。我认为里索斯描写痛苦的方式是一种劫后余生式的“回味”，这种“回味”常常把经历过的现实与“精神在极度折磨之后出现的梦魇”搅和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是经历的活生生的现实，哪是他的幻觉分泌出来的梦魇。这在写作手法上，常被称为“超现实主义”。同样是以“超现实主义”取胜的查尔斯·西米克曾说过，超现实主义对于他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忠实地记录了现实。我想，这句话对于里索斯而言，同样是合适的，他那苦难的一生，整个就是一出超现实的悲剧，所有超现实的意象是自然而然地流入他的生活和写作中的，并非是刻意构想出来的。或者说，是毕生的苦难自然而然地打通了他抒写苦难时的“任督二脉”，使他在表现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复杂关系时表现得既和谐又有深度。那些看似巧合实是安排，说是安排又实是巧合的描述，是他的写作完全超越了“主观”与“客观”、“认知”和“抒情”、“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立，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和谐统一。
       里索斯的超现实，不是潜意识的混乱，而是通过呈现现实或超现实的赤裸影像来直接达成的。比如：
       他们中的三个人坐在窗边看海。
       一个谈着海，一个听着。第三个
       既不谈也不听；他沉浸在海的深处；他漂流
       着。
       在玻璃窗格的后面，在纤薄而苍白的蓝色中
       他的移动缓慢，清晰。他正在探查一艘沉船。
       他敲响废钟去察看，突然
       精美的水泡带着轻柔的声音往上升，
       “他淹死了吗?”一个问；另一个回答：“他淹死
       了。”那
       第三个
       从海底无助地望着他们，那眼神
       就像望着淹死的人。
       ——《第三个》(韦白译)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里索斯最典型的风格。一开始看到的三个人，忽然间那第三个人就淹死在水底，而从那第三个人的目光看来，那两个未淹死的人也是淹死了的。你无法在这幅貌似清晰的画面中弄清楚哪是现实，那是非现实，但这幅场面透出的气氛则又是可感可触的，既绝望又无助，悲郁的气氛完全笼罩在一种囚禁般的感觉里。
       里索斯的诗，很大一部分都是指向明确的诗，矛头直指那黑暗而专制的制度，他一直站在受压迫、受奴役者的一边。他描写那些蚁蝼似的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他们的恐惧、颤栗，以及任何的反抗均归为无效时的、深深的绝望。比如，他著名的《那听得见和听不见的》：
       突然出乎意外的动作：他的手
       快快抓紧伤口止住血流，
       虽然我们没有听见任何枪声
       也没有呼啸的子弹。过一会儿
       他放开手并且微笑，
       但再一次慢慢移动手掌
       按向同处。他掏出钱包，
       礼貌地付钱给侍者，离去。
       然后小小咖啡杯自己破裂了。
       至少这是我们听得清清楚楚的。
       (谭石译)
       这里，被描述的对象完全处在一种极度的紧张和惊恐之中，那种突如其来的伤害，甚至在人们难以察觉的情况下就悄悄发生了，并在受害者的身上留下深深的伤痛。因此，里索斯的控诉是通过描述，而不是呐喊的方式进行的，这更具现场感，更有说服力，并也衬托出伤害和恐怖已完全“日常化”了。而弱者的抵抗，是通过见证和沉默来表达的，这是一种无处可躲、而又无处可诉的悲哀，甚至是一种放弃抵抗的绝望，正如他在《群众之言》里写道：“谁将允许对这些有罪者的任何原谅或惩罪?‘我，’他大喊了一声，‘我’，他又大喊了一声，‘什么意思，你?’我们问他。／他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左耳，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里索斯揭示的这种困境，并非是他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所特有的困境，而是一切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所共同的写照，同时，他的诗也为我们揭示出政治出现在诗歌中是可能的，政治既然是个人生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在诗歌中取消掉政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