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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皮手记：关子诗的标准
       标准各式各样，一个刊物有一个刊物的标准，一个诗歌圈子有一个诗歌圈子的标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诗歌标准，但好诗只有一种。
       这是一个玄学问题，用科学主义是无法回答的。标准就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名词。
       好诗就是可以蛊惑人心的诗歌，那些语词经过诗人的组合，具有返魅的力量。
       狄金森说：“它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使我温暖。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说得好，诗是一种带来感觉，令人心动的语言。
       读一首好诗就是被击中。而不是被教育。
       诗是语言创造的一个存在之场，离开了这个场，诗就不存在。
       谈论好诗必须知行合一。我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在路过一首诗的时候指着它说，这就是诗。就像指着一棵树说，这就是树一样。关于苹果树的一切描述都与苹果树无关，而且越精确距离苹果树越远。
       而什么语言会构成一个得人心的场，这是无法确定的。任何语言都存在这个可能，任何组合方式都存在着这个可能。场的大小、力度都要起作用。我最近说：“一首好诗是一个塔。基础部分人人可进可懂。修养决定你可以进入诗的哪一层。诗的最深核心，塔顶部分，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自古如此。但如果只有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少数而没有下面的基础，塔就飘在天上。”
       在诗歌上，诗人必须承认不可知，诗歌具有巫术的特征。这也是诗歌得以在技术时代独立并高踞于精神生活之巅的原因。
       心的复杂性在于，人心所向，各时代并非完全一样，所向有普遍性的，有时代性的，有当下的，有永恒的。那些当下所向的诗，对永恒所向的诗歌是一个遮蔽。
       情绪、智性、意识形态、主义、主题……都在广义上与诗有关。但我认为“动心”是最高的诗。因为智性、意识形态、主义、主题、情绪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有时间的，而心是无时间的。心可以感觉到，无法说出来。
       西方诗歌，一般来说，以智性诗歌为主，把诗作为对象来分析，与把诗理解为智性游戏有关。燕卜逊的《朦胧的七种类型》显然认为诗歌是可以解析并分类的。我认为就是那样也与诗无关，诗不是科学，也不是审美对象，进入一首诗就是一次返魅。古代中国的诗论很明白，对不可言说的就保持沉默。
       好诗就像中国哲学中的“心”、“仁”这些思想一样，无法概念化。牟宗三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开端处着眼点是在生命。这个着眼点也是汉语诗歌的着眼点。诗歌是语言的寺庙，就是最高的语言，但它不是上帝的语言，是活的，生命的语言。克尔凯郭尔说“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动”。有人否定诗歌的生命性，这是受西方诗歌概念的影响，把诗歌理解为对世界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是对世界的感悟。“好诗”就像“仁”、“心”这些思想一样无法定义，只能在知行合一中去妙悟，在具体的作品中去格物致知。古代中国的诗论非常清楚这一点，古代诗论从来不说好诗是什么，只说诗如何才是好。“诗言志”并不是一个定义，只是描述了诗歌的可能性之一，“诗者，吟咏情性者也”也一样。
       没有比诗歌写作更困难的事了，每个诗人都知道，他不是在白纸上写作，他是在语言的历史中写作，你写每一行，都有已经写下的几千行在睥睨着你呢。诗人永远不可能从第一行写起，他总是从过去已经开始的第某行继续写下去。因此你的写作总是与过去的写作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通顺的关系。在我看来，那些通顺的诗歌，必然是可以继续下去延续时间的诗歌。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什么”，其实自人类出现以后，再没有进步过，将来也不大可能进步多少，因为“什么”的进步在20世纪的种种实验中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人类关于“什么”的在权力驱使下的探索、革命，一旦稍停，人类就重返故道。人间正道是苍桑。诗歌上的石破天惊总是在如何说上，它令已经趋于沉闷的“什么”再次活过来，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通顺的感受。“如何说”实际上总是“石破天惊”地重返“说什么”的历史，就像大海，总是崭新的波浪，总是陈旧的大陆。所谓“具体的普遍性”，它与过去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活力复活的通顺而不是标新立异的断裂。
       标准完全可以确立，像考试分数一样，如果确立者再有点儿权力的话。例如掌握着出版发表的权力，例如教授先生具有讲授的权力，写文学史的权力；例如资金。完全可以把狗屎作为标准确立起来。这要看确立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天地立心还是沽名钓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