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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却或者牢记
       都不如在秋风里枯去
       到春天复生
       ——方向(1962年—1990年)
       在一个加速遗忘的时代，我们无法奢望在时隔多年之后，过往的东西还能够经久弥新。时间的钟摆匆匆划过，甚至留不下一点儿痕迹。然而，诗人却在诗中感叹：“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柏桦《现实》)。这种时光流转之快，与诗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两者之间反复角力，尘世因此得以震颤和推进。是的，正是默念着这样的诗句，我们不知不觉又度过了十五年，大家疲于奔命、忙着怀念，在漫漫长夜里用诗歌驱散寒冷与孤寂，直到2005年。
       此刻，我在竭力地回首往事，试图从错综复杂的记忆片断中理出一条线索，这仿佛是一条通往过去的隧道，它引领我们重返上个世纪的90年代，那个带着青春的躁动与血腥的年代，让我们再次嗅到了死亡的气息、麦子的气息，重新回味那如火如茶的生活场景。如今，许多的人与事“已经彪柄”，还有许多“正在彪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剩下的只是残缺不全的记忆，偶然俯首拾起，依然让我们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1990年10月19日，浙江青年诗人方向在淳安千岛湖镇的宿舍里，以白酒和农药交替饮服的方式自绝人世。这位才华横溢、正值创作高峰的诗人，竟然选择如此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禁让人感到愕然与困惑。这一事件震动了小小的淳安县城，也迅速传遍了整个诗坛。在一片惋惜声中，人们纷纷猜测和议论着，也令诗人之死充满了悬疑色彩。
       实际上，当时的诗坛还沉浸在另一幕更为宏大的悲哀场景中，就在前一年，两位天才诗人海子和骆一禾不幸相继陨落。方向之死无疑给这一世纪末的悲凉雪上加霜，变得更加深不可测。与此同时，对“麦地”这一诗歌图腾的集体膜拜，犹如一股狂澜席卷了整个中国诗坛。
       同年12月，浙江《千岛湖》杂志推出了“方向诗辑”。著名诗人公刘曾与方向有过一面之缘，他在该刊撰写了纪念文章，这也是诗坛最早对方向中肯的评价：“在当代诗歌生命意识的大觉醒中，方向也许是最早发现“麦地”和“麦子”的诗人之一。回归大地，回归生命的本原。方向带着未尽之才永远地走了，我们的麦田少了一位忠实可靠的守望者，令人痛惜!”
       直到1992年末，我才从《扬子鳄》诗报上读到方向的几首诗。“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美的口粮，精神的祭品／就像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独生长，凋落／我在内心里等待日出，像老人的初恋”(方向《出神》)。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让我深深地为之感动。经过一番周折，我与方向生前的女友杜宁以及挚友詹黎平取得联系。多次的书信往还，使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并产生了出版方向遗著的愿望。此外，淳安诗人李明书和王国年、方向胞弟方勤等人也提供过有价值的材料。诗人的遗稿逐渐汇集起来，通过这些诗稿和诗人的亲笔信札，一个真实和质朴的江南诗人的形象，变得更加清晰和生动：“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我就赞美；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在空中撒种，在地上收获／在农闲季节埋头写作，看窗外的风景／痴痴地出神”。(同上)
       然而，生存的艰辛困扰着为方向诗歌倾注过感情的人，出版环境的困窘也让诗人遗作的重光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方向的诗歌只能在民间传抄，在少数民刊上发表。期间，曾引起台湾诗人杨平和香港诗人黄灿然的注意，他们分别在《新陆现代诗志》及《声音》诗刊发表了方向的组诗，黄灿然来函表示对诗人的敬佩，他说方向诗歌节奏的跳跃性，令他联想到了另一位自杀诗人保罗·策兰。
       当时，国内诗坛关于方向诗歌的评论文章几乎没有，其生前好友也多出于复杂的原因保持沉默，惟有方向的老师沈泽宜先生欣然允诺，愿为方向诗集写一篇序言。沈先生不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而且早在学生时代就是北大著名校园诗人，后因卷入政治运动经历过无数坎坷与磨难。方向早期的文学启蒙，正是开始于湖州师专中文系，师从于沈泽宜的门下。师徒二人有着相似的秉性与执著，按照沈老自己所言，他俩“名为师生，实如兄弟”。
       沈泽宜在文章中为没能挽留住这位年轻诗人，而深深地自责：“万没想到挽留之手慢了半拍，而方向已去，从此天人永隔!三年来，每念及此，一种锥心之痛让我无路可逃，揪住自己痛骂。”在剖析方向自杀的原因时，沈先生用生动的比喻写道，“假如死因是箭，生命是箭靶，那末没有哪支箭能单独射穿方向；但当众箭齐发、一一命中靶心时，最后一支箭就可能把靶射穿。方向热爱生命，热爱诗歌。对诗。执着到了这种地步，自杀时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想写一首诗”。这是涕泪交流中的绝笔，是灵魂飞离大地时的最后回眸。”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理解方向的莫过于沈泽宜先生了。
       9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向出版社推荐方向的作品，但是均以无果而终。期间另一位自杀诗人戈麦的好友西渡，也在为出版戈麦的诗集四处奔走。我们曾经探讨过出版一本已故诗人诗歌选集的可能性，并考虑收入海子、骆一禾、方向、戈麦四位诗人的作品。不过，涉及到版权等复杂问题，这一计划也最终搁浅。方向身居穷乡僻壤，且深陷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上外部环境的限制，一时难以得到更多人士的关注。
       方向曾于日口年代写过一篇《论北岛诗歌的忧患意识》，沈泽宜先生称其为迄今为止，他所读到过的同类文章中最有见地的一篇。诗人北岛阅后，曾托人转赠诗集给方向表示谢意。北大学子吴晓东曾写信给方向索要这篇文章，并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提及。循着方向遗物中的这封来信，我联系到时在北大读博士的吴晓东。1993年，吴晓东发表了专论《永远的绝响： 自杀诗人心态录》，其中关于方向的内容，基本上来自我所提供的资料。
       此后，方向逐渐被纳入一批学者的视野中，并将其与同时代的海子、戈麦等几位自杀诗人相提并论，方向诗歌的意义也越来越被诗歌届人士所认同。1994年夏，安徽《诗歌报十年精华》一书收入了方向的诗作。随后的几年间，海子、骆一禾诗歌全集相继问世，几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再度引起诗坛的关注。这些在无形之中，也对我产生了一定的鞭策和压力。
       1997年底，鉴于方向诗集出版面临困境，在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诗歌文本流传下去，我只好选择了自费出版，终于了却一桩多年的夙愿。出版之后旋即获得很多好评，沈泽宜、杜宁、王犁等人也主动购买了诗集，赠送给部分诗友。1998年10月25日，“蓝色老虎”诗歌沙龙在北太好月亮酒吧举办纪念已故青年诗人方向、戈麦作品朗诵会，诗人西渡和我相继登台朗诵了诗人的遗作，让更多的诗友认识了方向的诗歌。
       诗集出版不久，诗人橡子在《北京青年报》上的撰文评论：“方向无疑是个好的诗人，当他逼近生命终点时，他的那些诗甚至堪称卓越。书中第
       八辑《挽留》中的每一首诗都能够面色无愧地在当代新诗史上雄踞一席。简洁的语言，澄明的心智，空旷的悲哀，意象的急速转换，使得这些诗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锋利。”
       2000年，是方向逝世十周年。应方向的同乡、杭州画家王犁之约，我与好友结伴南下，实现期盼已久的“千岛湖之行”。10月16日，随王犁来到淳安，见到了多年来一直书信往还、一直无缘谋面的方向生前好友詹黎平、李明书、王国年等人。当晚众人在千岛湖畔一边饮酒畅谈，一边吟诵方向的诗歌，也许因为旅途劳顿和过于兴奋，我竟然喝得酩酊大醉，这是平生饮酒醉得最深的一次。第二天，我们一起拜谒了诗人的陵墓。位于千岛湖东北角的公墓郁郁葱葱，第38号墓穴的墓碑上，镌刻着“想写一首诗”几个大字，显得格外醒目。巧合的是，当时正值诗人38岁冥寿，这数字竟与墓地编号相吻合。相信诗人地下有知的话，应该可以得到些许的告慰。
       10月21日晚上，在画家王犁的积极筹划下，我们又聚集在杭州枫林晚书店，举行了“方向十周年纪念”诗歌朗诵会。与会的人，除去“九月诗歌”沙龙的诗歌爱好者，还有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大学的诗友。此前由于王犁的支持，使得与会的大多数人都阅读过方向的诗集，因而朗诵会进行得十分顺利。浙江著名诗人梁晓明、刘翔、泉子等人闻讯赶来，詹黎平、肖遥等淳安诗人也过来助阵，场面十分热烈。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大学生对方向诗歌如此熟悉，如此挚爱，且朗诵得非常动情。
       朗诵会进行到一半，夜色已深。突然，沈泽宜先生行色匆匆地从湖州乘末班车赶来，他的意外来临令现场气氛更加高涨。我对沈先生仰慕已久，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当时正在北大游学，中文系的谢冕先生是沈泽宜的学弟，他担心沈先生来北大找不到住处，于是，我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要求请沈先生住在我的宿舍，但是最终沈老因故未能成行，遗憾地失去见面的机会。这次相逢可谓“迟到的会面”，自然心情十分激动。沈先生话语不多，但他言语犀利，字字珠玑。针对有人谈到南方北方诗人的差异问题，沈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向虽为南方诗人，其诗风却秉承了正直刚毅的传统，这一精神可以追溯到李清照和辛弃疾。听罢大家的朗诵，沈先生感觉对方向的诗有了新的认识，他甚至觉得过去大家低估了方向的诗歌，应该对方向的诗重新做出评价，这一点也得到了与会同仁的认可。沈老的发言再次肯定了方向的价值。当我们聆听到这样的诗句，又怎能不为之震撼和汗颜呢：“为观察一棵树／我从深渊攀上峭崖／省略过涧流、荆棘，滴血的手指和幸福的爱情／为寻找一个国家／我翻破过十万大山／奉献过寒夜、铁砧，坚强的火焰和褴褛的思想……深入到小麦疯长的腹地，膜拜过丑陋的泥土／一棵树使英雄颤抖／一个自由的国家使远道而来的公民流泪／一首诗就让你肝脑涂地，痛心疾首／从来没有迫近过皇冠／迫近过辉煌的日出／以及华丽的村庄。所以，为这一切，我要活着。”
       遗憾的是方向最终背弃了自己诗中的誓言，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如今当我们吟诵这样的诗句，仍然能感受到诗人对生命的挚爱与眷恋，这是灵魂经受过炼狱的拷问，极度悲喜的转换之后，方能体现出的大彻大悟的澄明。方向之死，“不是因为才华枯竭之后才永远地自我放逐，而是在一脚踏进诗歌圣殿时命定地折断，死于手指接触圣杯的最初瞬间。——这是一个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人类永恒的遗憾。”(沈泽宜序)
       这次远赴淳安、杭州的“方向十周年纪念之旅”，终于让我圆了一个多年的梦，人言古人十年磨一剑，我也历时数载、几经周折，从阅读方向的诗歌，到搜集他的遗稿，乃至最后将其著作出版，令其诗歌广为流传于世。其实这不仅是对方向本人所做的一点有益之举，而是在彰显一种诗歌精神。与海子、骆一禾和戈麦的诗歌一样，方向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必将留下其闪光的一页。
       热爱诗歌，如火如茶
       2005年10月31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