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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杂文界的文友常慨叹杂文的不景气，大抵由于外因。指摘时弊和批判世相的议论触处皆如逢荆棘，稍有棱角的文字要么干脆不能面世，要么被磨光削平，只剩下嘻嘻哈哈。这就势必限制和压抑了创作主体的情绪和创造力。在对正当的、有积极意义的言论用“纪律”、不成文的“打招呼”等手段加以禁限的同时，却放任、纵容甚至提倡奖掖各种庸俗、低趣味的负值文化。于是原来已被“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排挤到了角落的武侠、鸳蝴言情、随之而又有歌颂辫子皇帝这类小说和影视大行其道，这类“精神复辟”的垃圾文化俘虏了数量浩大的受众，促使社会趣味不断滑落，进而开拓了使文化日益陵夷的劣质土壤，以肉麻当有趣的超女、型秀之类的无聊花样风靡。进而诱导得一些赶时髦以自售的学人也竟以低趣味的表演取宠，社会文化的陵夷已令人怵目惊心。本应引导文化健康发展的报刊、电视等媒体也向颓靡之风跟进而煽扬之，竟以艺坛绯闻、明星炒作为卖点，竭力摹效解放前洋场无聊小报的操作模式。少数从业者有良知的正派报刊，在和时行同业的竞争中不仅处于弱势，而且常受禁限，吃黄牌，遭整顿，辛苦挣扎，度日维艰，我就听到过几位编辑叹苦经。人们常听到讲“先进文化方向”，但事实却是“黄钟歇响，瓦釜齐鸣”，优质文化日渐式微，我想这种文化滑落的现象绝不是上下有识之士所乐见的。
       文化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和多种性的。它可以人为操纵而又极难以人为操纵，但权力者仍有操纵其发展方面的显能和潜能。虽然，世局变易了，上世纪50年代起那种以“舆论一律”干脆利落地整治方法不时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治理者全无掌控和导向的力量，只能听其无序的运行。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中，文化肯定也要经过一番折腾，但常言所道的听凭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调配的经济尚且可以宏观调控，则文化市场更不能只听任其无政府化，管事儿的是有引导、定向和控制的方法和手段的，单看其责任意识和人文理念的高下。
       我曾打过两个比方，或可称为寓言。
       一、如果在社区或乡村的文化站馆里，供人叉麻将的那间房灯火辉煌，设备齐全;而供阅读书报的那间房乌灯黑火，桌凳残缺，脏秽狼藉，你想想，哪一间拥挤热闹，人气旺?不用说，麻将间兴旺，图书室冷落。
       二、往昔乡下有些土老肥，家财万贯受用不尽，却又见识短浅，无远虑而惟近忧，生怕子弟不争气，到外面去惹事生非，招灾败家，于是宁肯让儿子吸鸦片烟，讨小老婆，将他有玩有乐地拴住在家里，省得他外出逛荡，东想西想，没准兴花样败了家。要不也要防他出外交结非类，回来闹得合家六神不安。毒瘾之类的将他拴住了，至少可以落得个耳根清静，全家平安。
       从这两个比喻，或曰两则寓言，来观照当今文化市场的现象，能不感慨系之么?那些充斥市场一波又一波毫无文化积累价值的快餐文化，与普世崇奉的正常价值观背驰的摇头丸文化，导致人情趣低落的庸俗文化……要之，劣质文化乃至垃圾文化占据了极大的空间，导致文化大幅度滑落;严肃正派的文化则受冷落，被排挤，守住阵地都很不易，这不是文化市场的现状么?难道这真的完全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么?难道没有人为的弃取偏向起作用的潜因么?
       把市场打造得花花绿绿最引人注目也就是造成虚假繁荣的无过于“消闲文化”。消闲并没有错，人都得在余暇时消闲，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日益富裕起来，消闲的需要也水涨船高，与时俱进。但是，纯消闲、为消闲而消闲的事情是没有的。听一曲贝多芬的乐曲或低档点听一曲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叉四圈麻将同样可以消闲，但那作用无须分说。凡消闲文化都令人产生美感或快感体验，但美感和快感有积极与消极，正与负，高尚和低级之分。任何品种的文化能使国民愉悦，即“娱民”，那是正常的。但如果为了迎合群众的落后趣味，搞那些陈腐的、造成国民劣根性的玩意以自售，便是媚俗，亦即“谀民”。“谀民”的结果就是“愚民”，使国民更为愚昧。“娱”、“谀”、“愚”三字读音相近，在文化上其手段和效应也极易下滑式地转化。世象纷纭，现在依托“谀民”、“愚民”而吃饭而活得风风光光的人还多的是。除了靠社会有良知的人士(力量有限)的监督和批判、呼吁外，最重要的怕要靠文化上管事儿的明智辨识和正确抑扬，从而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可悲的是，现状却令人只能无奈地叹息……■
       【明明荐自《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