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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浊扬清]柏杨时代不会结束
作者:解正中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8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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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摩罗先生最近的文章《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6月5日《南方周末》),心中泛起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柏杨去了,柏杨的时代就该结束么?
       摩罗先生此文有几处观点值得商榷。摩罗说:“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是的,国民的劣根性本质上是人性中共同的假丑恶的反映,无论白人、黑人、黄人,还是印第安人。正因为如此,在书肆上,不仅有《丑陋的中国人》,也有《丑陋的美国人》,还有《丑陋的日本人》。每个民族,都有它光辉美好的一面,也都有它暗淡丑陋的缺点。研究批评各自国家的国民劣根性,无损于各自民族的伟大与优秀。中国人这样做,外国人也这样做,没有什么奇怪。人不可讳疾忌医,人贵有自知之明。研究和批评自身的缺陷,无非是让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国家照照镜子,敲敲警钟,丢下包袱,轻装前进而已。
       摩罗把我们的制度建设未能尽善尽美,归咎于“我们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可能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成功与否,原因很多。别人未因批评自己的国民性而妨碍他们的制度建设,何以独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与批评便影响了自己的制度建设呢?我想问题或者正好相反。恰恰因为别人勇于说话,勇于揭短,他们才不断更新,不断进步;而中国一直沉默无声,因循守旧,千年不变,自己的制度建设才难见成效,少有改进。毫无疑问,中国的国民性与美国、日本的国民性没有什么差别。但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三位自揭家丑的作者,却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把《丑陋的美国人》一书视为外交人员必读的珍品;日本政府则把写《丑陋的日本人》的作者、驻外大使革职;中国台湾当局更胜一筹,不但把柏杨抓起来,还判了他十年徒刑。比较之下,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和结论:不是批评国民性影响了制度,而是制度影响了人们对不良言行和社会生活进行公开、自由的批评。摩罗先生可能在逻辑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摩罗说:柏杨“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这段话,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鲁迅、柏杨研究国民劣根性,揭露人性假丑恶有自审倾向,没错;是不是自虐呢?不是。自审,是一个自思自检自批自悔自改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它并非自虐。虐者,是虐待自己,伤害自己。而自审过程则是善待自己,医治创伤,让自己洗心革面,做个好人与有用的人。鲁迅、柏杨的作品揭露国民劣根性无论是大是小,批评人性恶的弊端无论是瑕疵,是病症,是祸害,还是罪恶,对社会建设、生活秩序以及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劣根性不仅在底层人民身上有,在上层知识精英的身上也有。所以,鲁迅从来不乏自我审视自我解剖。说鲁迅、柏杨乃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国民劣根性,并不为过。人,就是这么个善恶二元结构的复杂动物。但对知识精英中表现出来的可贵品质,我始终深怀敬意。这不仅使我想起过去的鲁迅、柏杨,想到了当代的《炎黄春秋》《南方周末》,还使我想起了“燕山夜话”的邓拓和三家村。在万马齐喑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邓拓能写出《一个鸡蛋的家当》那样令人哑然失笑的杂文,真是大智大勇,石破天惊。可悲的是,邓拓在“文革”中自杀身亡。鲁迅、柏杨、邓拓不仅没有失去时代意义,他们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现在仍有存在价值和借鉴作用。
       由于鲁迅、柏杨所处的时代特殊,他们鞭笞人性之恶,解剖国民性之劣,隐隐约约,由浅及深,反映了一种社会困境。其时,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言论不怎么自由,他们只能委婉含蓄地曲笔作文。然而,就是这样亦难能可贵了。一位网友王先生说得好,“人们爱戴柏杨,仅是因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批评家实在少得可怜,除了他和鲁迅,再找,也只能是‘愤老’李敖了。泱泱大国,十三亿之众,百年来只有几个人敢于公开向自己的同胞‘拍板砖’。连专拣琐事唠叨,都让人视作勇敢,这究竟是柏杨的大幸,还是柏杨的不幸呢?”我的回答:这当然是不幸。不过,这也是不幸中的幸事。
       柏杨、鲁迅毕竟挑开了铁屋的幕帘,让人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随着历史的前进,柏杨生活的那个狭小空间已经结束了。但作为一个时代,远远没有结束。因此,鲁迅、柏杨式的对社会对人性的研究与批评,不管他们拣的是天下大事,还是世俗琐闻;是鸡毛蒜皮,还是满汉全席,它们都有着鲜明的价值和不朽的功勋。说话的语境宽松了,讨论的氛围自由了,制度建设的箴言良策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鲁迅、柏杨时代不仅不应就此结束,还应当百尺竿头,与时俱进!■■
       【傅天雨荐自《书屋》2008年第9期】
       荐稿人语:此文告诫人们:柏杨时代不会结束!此语令人深思警醒。希望转载此文!
       摩罗先生近年的文章把西方人性缺陷跟西方制度某些方面的可取之处混为一谈,并为愤青“爱国主义”提供食粮,此文对他进行了批评,我认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