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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今年90岁了，可她每天天一亮就起了床，脸也忙不得洗便蹲在鸡笼前扫鸡粪。然后提着鸡粪摇摇晃晃地向后园里走去，倒了鸡粪，又提着水桶弯着腰给菜园里的菜浇水。透过母亲晨曦中佝偻着的背影，她辛劳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65年腊月的一天晚上，天黑了好一会，母亲和两个姐姐都还在坐着剥苞谷粒，我靠在火塘边门旮旯里的一块木板上睡着了。猛然间，我被母亲拉了起来。母亲急切地说“快起来，快起来，火烧房子了!火烧房子了!”不容分说，我被母亲拽着跑出了屋外，跑到菜园地里离房子十几丈远的地方，“站在这里，不许动，知道吗?”母亲喘着粗气大声对我说，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母亲箭一般向屋里射去。这时我的瞌睡才完全醒了，看见熊熊的大火正在燃烧着婶娘家的房子。“救火!救火!救火呀!”村子里喊声四起，一时间，整个村子的人都向这里拥来。男人们冒着熊熊的大火纷纷爬上房子，拼命撕拆草皮，女人们都从自己家的水缸里挑来水，排成队把水递上房子上。母亲冲进屋后不久，便见她抱着一个什么东西跑了出来。才出门不过五步。一脚踏空，便从那石岩上摔了下来，我的心一阵紧缩，大喊一声：“妈哎!”接着哭着向母亲跑去。我知道，我们家的门口不过八尺的地方就是一道小石岩，少说有八尺高，母亲这时就是从岩子上摔下来的。从这么高摔下来，而且还抱着东西，哪还有什么好事?我奔跑着呼喊着。当我跑到母亲面前，母亲早已站起来了，手上抱着的东西仍然抱着。“快。把这箱子抱远点，好好守着!”……
       一天，母亲领着我到离村子不远的一块小片地里撬石垒埂。一到地里。母亲就忙开了。母亲先看好了石埂砌在什么地方。然后挖好石脚槽。母亲告诉我，石埂要选在石头多的地方，这样省工省力不说，还能让石头派到用场，不占土地面积。母亲开始撬石头，她先用锄头口找个合适的撬口，轻轻试试，看看那石头是死的还是活的，死的一动不动，而活的则一个劲地晃动。没有铁撬杆，母亲就用锄头把当撬杆，还砍来手臂粗的木棒做撬杆。母亲让我在她撬起一点点的时候用小石头塞进去，再撬起又再塞，塞石越来越大，被撬的石头逐渐脱离了土层，到后来，母亲把整个的身子都压在撬棒上并扑在地上。待我塞好石头，母亲便放了撬棒，用手来翻已经撬离土层的石头。石头翻起来后，小一点的，母亲干脆用手抱起来走。抱石头的时候。母亲残疾了的右手抓不稳石头，于是便把手腕伸进石头下面，然后用肚子顶着石头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脚步。这时的母亲，腰弯着，脚也不能伸直，整个身子像S型，汗水不停地从脸上滴下来，滴在抱着的石头上。就这样，母亲一个一个把石头撬起来，又一个一个把石头抱去垒砌起来，石埂渐渐增高，而母亲的脸渐渐干裂，脸上渐渐失去血色，腰也很难伸直起来，动作迟缓了，脚步也慢了下来。天晚了，母亲说最后砌一个石头，完了就收工回家，可是当母亲把这最后一个石头抱上石埂的时候，由于体力不支，脚一绊，连人带石头翻下了石埂。我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才喊出声来：“妈!妈哎!妈呀!”我哭喊着。母亲摔到埂子下面，落地了抱着的石头才松了手，石头松手后，母亲继续朝下滚了一丈多远，这当儿，石头也随后滚下，母亲停住了，石头却从母亲的身上压过。当我跑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已经哼哼着翻爬起来坐着了。母亲坐了好半天，她叫我砍来一根木棍，让我扶着慢慢站了起来，当她向前迈步的时候才发现。她左脚的脚脖子不灵活了，可是她仍然坚持拄着那根棍子，仍然在篮子里放了两个撬石头时挖出来的树桩，我劝她以后再来拿，她坚决不肯，说今天的事今天做，以后有以后的事呢!
       母亲不仅在家里做男人的活，就是在生产队里也要做男人的活。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母亲与生产队里五大三粗的男人们肩并肩地打麦子。我们家乡打麦子是用连棍打的。连棍就是用两根一大一小的棍子拴在一起，拴着两根棍头的绳叫连棍撬头，粗的那根棍要短些，叫连棍老娘，细的那根要长些，叫连棍小儿。打麦子的时候，双手捏住连棍老娘把连棍小儿甩出去，然后又拽回来。甩出去的时候，连棍小儿重重地落下，并与老娘合成一个长长的一字，拽回来的时候，连棍小儿从人的左右两侧经过，左一次右一次，接着大头朝上腾空而起再重重地落下来，生产队打麦子的时候，打麦子的人要排成两排，面对面，中间铺上草席，扔进捆扎好的麦把，于是打麦人就你一下我一下的打起来。两排人因为是头对头，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要合节拍。就是要保证相互打不到人，各排甩连棍的时候必须一齐落下，一齐拽回来，拽回来的时候，同一排的人连棍小儿从左侧过，大家就都得从左侧，并且要尽可能让连棍小儿紧擦自己的身子经过，否则连棍就会相互打架，轻则停下来，重则伤人。而且一边向前打来，一边则要向后退打，配合要十分的默契。因为这是一项劳动强度大，技术难度高的活计，所以原本就是男人做的活路。可是，有一天生产队长不知发了什么疯，突然规定，以户为单位，每户要有一人参加打连棍，没有男人的女人也要上。有人说，女人就算了吧，因为她们是女人，可是有人又说，女人怎么了，女人不也是拿全劳动的工分吗?分东西按户头分的时候怎么就不说她家没有男人就不分给了呢?那时生产队还没有把我算成男人，况且母亲也不忍心让我当男人，因此我的母亲就只有站到男人的队列了。母亲还真有灵性，不到半日，便基本熟练了使连棍，只是她那残疾的右手，那缠着的脚，瘦弱矮小的身躯和那有些苍白的脸与那些裸身赤膊虎背熊腰的男人们极不协调。我那时真恨自己，为什么就长不大。我真想一夜之间就长成一个大男人，长成男人以后，就可以把母亲替换下来，让她回到女人堆里，去割麦子，抱麦子，同时与女人们一起说笑聊天，然而，这哪有可能呢!
       母亲真可谓多灾多难了，跟男人们肩并肩站在一起，而且她是惟一的女人，可是从天上飞来的横祸偏偏就击中了她。那天，她与往常一样站在男人们的中间，一心一意地打着麦子，突然间，对面一个小伙子的连棍小儿脱出了拴着老娘的绳，直飞过来，不偏不倚，落在母亲的脑门上，顿时，母亲的脑门上鲜血直流。打连棍的男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纷纷围了来。有人见母亲脑门上血流如注，便大声说：“快快，摘薅尖来，摘薅尖来!”于是就有人顺手摘来了一把薅叶，用石头捣碎直至出了水汁，然后敷到母亲的脑门上。母亲咬紧了牙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我知道这薅叶是用来消毒止血的，这样敷在伤口上，很快就会止住血，还能防止伤口发炎，可是特别的辣疼，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的疼痛，母亲曾经给我用过。“可怜啊，真是可怜!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你们也真是，一点亏都吃不得，非要一家来一个打连棍!”有女人这样埋怨。男人们都低着头不说话。伤口处理后，母亲被搀扶到一棵小树下坐着，我这时才扑到母亲怀里放声痛哭起来，我为母亲的受伤悲伤，更为母亲的人生不幸流泪……
       我长大了，长成了一个男人，可是母亲仍然要做
       男人的活，家里挑水驮柴的活仍然要她去做。不是我不孝，也不是我有什么残疾不能替代母亲繁重的生产劳动，而是我长年工作在外，忠孝不能两全。
       生产责任制以后，各家各户都买了马，这在生产力上有所改善，可是赶马驮柴驮庄稼也是一项非身强体壮的男人不可为的劳动，在村子里，只是没有男人的女人才做这样的重活。我不在家，母亲仍然得做，此时，我的两个姐都出嫁了。家里就母亲一个人，这下更是使唤的人都没有一个了，就连生病都没有一个人端碗水给她喝。她要担水。要驮柴，还总是养着几头猪，种着十多亩土地，这是何等的负担啊!然而，母亲没有叫一声苦，总是笑眯眯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猪食煮在大锅里，然后到两公里外，坡度大致有30多度的水塘里挑上两挑水，卸下钩担，牵着马就去驮柴。
       上山驮柴，有时没有伴，只得一个人抓马驮子，一百四五十斤的马驮，要从地上举到马背上，一个女人，缠着脚并且右手还带残疾，谈何容易啊!村子里不少大男人都望而生畏，有的就因为强抓马驮而腰被扭伤，肋骨被损坏。母亲体力不济，可她有她的办法，照她的话说：有主意吃主意，无主意吃力气。她将马驮子的一端多捆些柴禾，而另一端少捆些，把多的这一端掀起来顶住小腹，猛力举起后。转180度，搁到马背鞍子上，用力一抬，便很轻松地抓上了。接着，她又在马驮上加柴禾，直到够数量为止。母亲还以此法驮包谷驮粪驮瓜等等，没有人帮抬马驮子。又抓不下来的时候，母亲就取下马盘胸，然后又从马尾下抠出马弯球，这时用力从一端抬起，马驮子便连马鞍子一齐翻下地来。
       在母亲坚强不屈的精神呵护下，吮吸着母亲艰涩的汗水和泪水，我们姐弟三个长大了，成人了，成家了。两个姐姐有了婆家，有了儿女；我也工作了，女儿研究生毕业还工作在首都北京，儿子大学毕业也工作在昆明，按理母亲应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可是现在，她还隔三岔五的要打一个电话给大姐二姐，问她们最近生活怎么样?今年的粮食够不够吃?有没有买得几个小猪来养着?冬天来了有没有一床棉絮垫在床上等等。
       母亲一生辛劳，为的就是我们姐弟三人，为了我们的吃、穿、住，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为了我们成人成家，她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难不倒她，而且她什么都做过来了，什么都忍受住了，什么都没有难倒她。在母亲眼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她的呵护和牵挂。我想，天下母亲的爱都是永恒的，天下母亲的品格都是伟大的，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