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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山乡十余载，告别讲坛二十年，而梦中常回到偏僻的山乡，回到那古老而陈旧的校园，回到那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中间，回到那袅袅炊烟的山寨，回到那纯朴的村民中间……
       一场欢悦的谈笑，一曲稚童的歌谣，使我常常从梦中惊醒，真正回忆起那段在山乡工作的经历。山乡不是我的故乡，仅仅是我和妻子工作过的村寨，而今居住在繁华的城市里，何以时常梦回那里，我时常问自己，问妻子，妻子却以笑代之，我深深知道只因为山乡有一群淳朴的民众，有一颗颗求知的心，村民们与我有着一段段难以磨灭的情缘。
       中师毕业以后，我又回到那曾经“八年抗战”度过民办教师生涯的山村小学任教，妻子是我中师的同窗，为支持我从事山村教育，她从百里之外调入山乡，与我并肩育桃种李，学校有十三个教职工，我和妻子都分别担任高年级班主任，课程时常交叉进行，我教语文，她教数学，在没有实施义务教育的年代，升入初中是择优录取，而我们所教的毕业班升学率都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学校领导和乡亲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学校操场，是村里较宽且平整的场地，每逢收打豆米的周末，村民们都将农作物搬到操场上晒打，累了，他们总要到我们的住处抽一阵水烟筒，聊一阵白，听我们讲一些政策和法律。夕阳西下时顺便拿一个脸盆什么的，到晒场上撮一些红豆、黄豆之类的东西送给我们，每次总要掺合着几句“我们农民没什么好吃的，就这些，请不要嫌弃……”农民的话是真诚的，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拒绝。地里的白菜、青豆、南瓜成熟，同学们又会在家长的授意下大兜小兜地送来，刘婶、罗嫂磨豆腐，煮荞粑粑，总少不了我们的一份，我们无以回报，只有以勤奋工作，视学生如子女，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山乡村民，奉献给山乡的后代。
       全校十多位教师，只有我们一家住在学校里，学校是解放前大地主一所二十格瓦屋的四合院，如果我外出开会的夜晚，学校只有妻子守校，家中总是挤满青年男女，他们是特意来陪伴的，大家打扑克、织毛衣、下象棋，把整个校园吵得热热闹闹。
       山乡缺水，一年有半年到五公里外的地方靠人背马驮运水吃，每逢这样的时候，村里的青年人总是你一桶、我一挑，把我的水缸盛得满满的，我和妻子风趣地开玩笑说“天旱缺水还好，省得我到村边池塘去挑水”。
       每逢假期，学校里就剩下我们一家子，每逢节日，村民们都会邀我们到家里吃饭喝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前夕，农民们正忙着舂粑粑、杀年猪，有一天，有二十七户村民到学校留请我们到他们家吃杀猪饭，二十七家，我们一家四口(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就是使用什么分身术也难以对应，我和妻子商量后，只好一家也不去赴宴，结果却“得罪”了一大帮人，大家都说不给他们面子，一位姓付的村民直截了当地说：“当老师的何必摆那么大的架子，请您吃顿杀猪饭都请不动，还能请你干什么。”另一个则说：“别人家的饭你可以不去吃，我家的饭吃了肚子又不会疼。”我们只好一一解释，把乡亲们的恩情一一记在心里。
       九六年秋季开学，我们夫妇俩被调到乡中心小学任教，就在调令宣布的当日，我又被调县委宣传部工作，离开山乡的当天，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头，还没等我们的吩咐，我们的衣柜、书籍等早已被年轻小伙们搬上了车，张大妈拉着妻子的手说：“孩子，你要经常回来，这里也是你的家。”李大爷对我说：“进城了，别把我们忘记。”一双双紧握的手，一句句朴实的话，让我们激动不已，那群红领巾却在不停地擦着流向腮边的眼泪，我握着父老乡亲的手，与他们一一道别，将我们的地址和电话不停地告诉他们，搬家的汽车驰出村头一公里多的转弯处，我回首望去，那黑压压的人群还站在村头……
       离开山乡十余载，我还时常梦游故地，梦见那里的山，梦见那里的水，梦见那里的人，梦见那一段真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