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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炮制家谱，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我的确炮制过蔡家家谱。
       事情还得从我儿子楠楠说起。一九八八年旧历九月十八这天，我和妻子明华盼来了儿子楠楠，蔡氏门宗在我这里传下了香火。我们将儿子取名楠楠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为了追求现代人的时尚，更不是望子成龙，不过是为了让孩子记住母亲十月怀胎的痛楚与艰辛罢了。
       儿子的名字是他还未出生的时候就取的。看到妻子怀孩子的艰辛，我这个当丈夫的总有些过意不去，在心里百般感激之余，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讨好和宽慰她这个有功之臣，思来想去，就想到了在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上作文章。因为母子连心，没有什么比妻子肚里孩子的名字更有意义的了。
       于是，我开动脑筋、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了几天几夜，终于想到了两个“难”字的谐音字“男”和“楠”。我对妻子说，看你怀孩子这么艰难，孩子的名就叫“难”吧，但我们不用困难的难，而用“难”字的谐音字“男”或“楠”。我说，如果是男孩就取名“蔡楠”，因为“楠”是一种坚硬无比的名贵树种，象征着孩子出生后像楠木一样茁壮成长，成大器，有大用。如果是女孩就取名“蔡男”，因为女儿也是传人，我们就把女儿当作男儿养，今后招一个女婿倒插门，他们的孩子还姓蔡，蔡家的香火照样传。我的花言巧语赢得了妻子的欢心，孩子的名字就在枕头边无争无吵地炮制出来了。按照约定俗成的性别对应规则，儿子出生后，一个“楠”字便强加在了他的头上。
       小时候的楠儿体弱多病，害得我们夫妻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生怕出个三长两短。在频频求医问药、处处小心呵护之余，妻子开始对我怨声载道、求全责备了。她说，怪你生方无聊给孩子取名用个“难”字，引来孩子病弱兮兮、难事重重。她说，你逗我高兴哄我欢心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你给孩子取个“难”字，你就是狼心狗肺你就是没安好心。她说，我昏头昏脑受你的蒙蔽上你的当我对不起孩子。她说，若孩子健健康康，我和你相安无事，否则我和你没完没了。我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对妻子横蛮无理的指责自然不会低头认错，在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时候，我便施展自己不堪一击的辩术回敬说，名字不过是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它本身不代表富贵不代表贫贱不会招来魔鬼不会引来祸端。我的诡辩尽管苍白无力，但对妻子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她知道我誓死捍卫楠儿名字的决心不动、痴心不改后，也就不再喋喋不休了。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妻子的沉默并不代表战争的结束，她正在酝酿着一场为我老蔡家炮制家谱的“阴谋活动”。
       楠儿快要读初中的时候，或许是和我这个干公安的丈夫一块生活的缘故，妻子居然在我的身上干起侦察活动来了。她不留痕迹地套出了我蔡家的家谱早已失传。她不费吹灰之力探出了我这“新”字派的由来。她欲擒故纵地让我坦白交待了自己所肩负的炮制家谱的神圣使命。我的束手就擒正中妻子下怀，她摆出一副为我分忧的嘴脸说，百家姓中家家有家谱，你蔡家没谱不成体统，你要不负父辈重托，抓紧搞出个谱来。我说，搞家谱不是给小孩写儿歌，随手就来、张口便是，而要广泛调查，追根溯源，顺藤摸瓜，查访祖宗十八代的历史，征询八方家族的意见才能盖棺定论。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会出成果。妻子根本就对我的解释缺乏耐心，她说，一代管一代，你先把儿子这一代定下来再去理论祖宗十八代。耐不住妻子的软硬兼施，我没有主见地妥协了。于是我便又陷入了为儿辈炮制家谱的苦恼之中。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儿子的名“楠”字是雷打不动的，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围绕“楠”字立家谱。我钻进字典里遨游许多日子，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无果而终。当我垂头丧气、心灰意冷之时，妻子的“阴谋诡计”开始浮出水面，堂儿皇之的登台亮相了。她循循善诱地启发说，你不会想一下在困难的“难”字前面加点什么才顺顺当当吗?妻子的点拨让我的智慧之门顿开，我随口喊出了一个“克”字。阴谋终于得逞的妻子不再掩饰自己的神秘兮兮了，她说她早就想好了“克”字，只是不好喧宾夺主地说出来，免得我们蔡家给她扣上武则天大乱朝纲的帽子。为了安慰掉进陷阱不能自拔的我，妻子还假惺惺地说，我们夫妻俩真是情投意合，心有灵犀一点通。大丈夫能伸能屈，这次的家谱事件，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妻子，因为我被她苦心设计的圈套套住后已经回天无术，只得打掉牙齿合血吞了。
       楠儿上初中后，有了一个蔡克楠的完整的名字。此后一直到现在，楠儿就很少生病了。妻子不时在我的面前炫耀说，一个“克”字跳出来，所有的病魔和困难都吓得逃之夭夭了。妻子的说法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自然无可非议，但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饭量的增大、抵抗力的增强，很少生病确是事实，就权且归功于“克”字派家谱的保佑吧。可今后楠儿要走的路必然坎坷曲折、险象环生，能否一路披荆斩棘、克难避险、勇往直前，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们已无颜再为他炮制家谱。
       我立下儿子的字派后，先于我结婚生子的二弟不问青红皂白，在他的长子蔡祥、次子蔡军的名字中间就都加了一个“克”字。接下来，我的堂弟们都照本宣科地给他们的儿女取了“克”字派的名。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这“克”字派就名正言顺地登上蔡氏门宗的大雅之堂了。
       在给三叔做生的那天晚上，应二弟的强烈要求，我们三弟兄挤在家里楼上的一张狭窄的床上，重温了一次儿时相依为命的旧事。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三弟还保留着儿时贪睡的习惯，上床不久就吹起了天摇地动般的呼噜。我和二弟边骂三弟的呼噜，边如数家珍、无边无际地翻拣藏存在记忆中那些辛酸事。
       说到我们为儿女操心的伤心处，二弟告诉我，他已成婚的长子、我的大侄克祥快要添丁加口了，我们很快就要当爷爷了。我知道，当过村小组长，善于调和邻里纠纷，深得村民信任的二弟也学会了拐弯抹角，与其是提醒我将要当爷爷，还不如说是催我快为孙辈们炮制家谱。
       于是，我就有些烦躁不安地自己找台阶下了。我说，儿子这辈是我定的家谱，孙子那辈该是你定家谱我就不管了。二弟显得有些为难地说，人人都可以定家谱这个谱就乱套了。我说，我们的祖辈时逢乱世，四处颠沛流离，家谱早就乱了，幸好这个蔡姓没有乱丢。二弟无可奈何地说，也只好一代管一代，儿孙的事让儿孙说话，让儿孙自己主宰了。
       二
       2007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思亲心切的我和二弟、三弟，相约从马关县城前往农村老家为年满六十五岁的二叔祝寿，着实让他老人家高兴了一阵子。
       那天，我们是中午到老家的。一到老家，只见二叔在家门口忙着烧风炉火。二婶领着我的三个堂妹和一个妹夫在厨房里忙着洗菜、切肉。我那当过几天兵回来后无所事事的堂弟也没有闲着，也忙着和他那些远方来的朋友们在堂屋里推杯置盏、猜拳行令。
       我的到来是侄儿该尽的孝道，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二叔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也毋需表示那些做作的客套，他只说了“你来啦”三个字就履行完了对我的欢迎仪式。但是我看得出来，二叔那张古铜色的脸上
       爬满了丝丝笑纹。毕竟我是第一次带着两个弟弟回老家为他“做生”(祝寿)，还有就是在他老人家眼里，我算得上村子里一个有点出息的人，当叔的有一种“有侄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欣慰自在情理之中。
       我也不说“祝您健康长寿”之类的话，一句“来啦，三弟兄都来啦!”就代表了我由衷的祝福。因为我知道，在二叔心里，只要“来啦”就比说上一大堆祝福语要强上百倍、千倍。
       屁股还没挨着板凳，我就钻进二叔家的厨房，系上一块围腰布，操刀掌勺当起主厨大师来了，包括寨子里做老八碗小有名气的大妹夫、我小时候的伙伴世能也只得当我的下手。我的举动并无喧宾夺主、抢人饭碗之嫌，因为在我这“新”字派的蔡氏门宗中，我是众弟妹中的大哥大，我的言行举止轮不到他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只是远方的亲戚对我自找辛苦有些过意不去，他们说我变成了城里人，能回来给叔叔“做生”就很孝顺的了，站灶头那些苦差应该让给妹妹、妹夫们来做，我的任务应该是陪二叔喝喝酒、拉拉家常、侃侃蔡氏门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旁人的想法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可我那一生犟牛脾气的二叔可不允许我像客人一样闲着吃干饭，他自豪地对他们说：“新贵是我们蔡家的老大，他再当多大的官也是我的侄儿，家里的大事小事他不操谁操，灶头他不站谁站。现在我说了算，等我死后，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就轮到他当我们蔡家的掌门人啦!”
       二叔说的不无道理，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对蔡家的事务基本上没有说话的权利，一切都由我那说一不二的父亲拍板定案。就连经常醉酒耷拉着脑袋说昏话骂人的二叔想多喝一口酒，都要看我父亲的眼色行事。十年前，我的父亲病故的时候，我看到二叔伤伤心心地流了一次泪。他说他的大哥死了，他这一辈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在世上了，还说他今后有事就找不着商量处了。二叔坐在我父亲的遗体旁边念叨这些的时候，或许是兄弟情真、割舍不下；或许是对我等小字辈缺乏信任、忧心忡忡；或许是在公众面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但是，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我祖父祖母死得早，二叔是我父亲一手拉扯长大，并供他读书找到工作，为他娶媳妇成家立业的。父亲入土的当天晚上，喝得半醒半醉的二叔在酒精的激励下，就迫不及待地当起掌门人，将我们三兄弟和他的儿女们吆喝到一块，开始了他那语无伦次的训话了。从此，二叔的话便成为我们家族的圣旨，即便他老人家酒后胡说八道，我等小字辈也只得洗耳恭听，一般是不敢顶嘴的。当然，二叔是在喝酒过量的时候才会胡言乱语，没有酒精的助威呐喊，他的话想撵也撵不出来，这一点，和我的父亲很是相像。这个称不上酒文化的家族习性，被我和几位弟弟耳濡目染后，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下来，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天，我这个掌勺的主厨师傅在灶头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忙得腰酸背痛、满头大汗不说，从衣服到头发都被油烟涂抹得油光水滑、怪味冲鼻。尽管辛苦一点，但劳动成果颇丰，看到十多桌宾客就要围拢来津津有味地品尝我亲手烧制的土八碗时，心里有无尽的欣慰。
       可就在我得意忘形、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二叔和几位弟弟都已入席，各自招呼自己的伙伴喝酒去了，我这个“有功之臣”被晾在厨房里，居然没有人吆喝一声。
       于是，我就在心里骂道：岂有此理，没点规矩!就在我还想骂“悲哀”的时候，就像有一块薄雾忽然掠过心头一样，顿时心情豁然开朗，阳光灿烂了。于是乎，我就对自己的多疑与小气感到有些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了。
       二叔和弟弟们把我晾在一边，是对我的信任与理解，因为他们向来认为我是家庭中最为宽宏大度、不拘小节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善解人意、一团和气的老好人，奉承与客套对我来说白费力气、多此一举。
       我的心头烟消云散后，继续忙自己的灶头活计。忙完后，我又慢条斯理地就着水龙头冲洗一番，在确认白发茁壮成长的头上和皱纹迭宕起伏的脸上涂满的油垢散去后，才顺手提起一只小凳子坐到二叔身旁，帮他老人家向同桌的老人们频频敬酒。
       我撑门面卖乖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换来了那些缺牙半齿还喜欢啃鸡头鸡脚的乡下老人们你争我抢的赞扬：有的说我身份有变但乡音未变，有的说我年岁有长但脾气不长，有的说我农字已脱但土气不脱，说得我心里舒舒服服、乐不可支，不由得加快了敬酒的频率。
       三杯洒下肚，我便秉承父亲和二叔的德性，滔滔不绝的说起酒话来了。我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根在农村随时不忘农村，我说我从小受到寨里人的关心、寨里人的帮助、寨里人的养育、寨里人都是我的恩人，我说二叔是蔡家的老人蔡家的长辈蔡家的掌门蔡家最值得尊重的人……我的巧言令色虽含有一点水分，但酒精撵出的话不都是醉话，肺腑之言还是占了上风，几位老人听得就像嘴里吃着我亲手做的荤菜那样津津有味，尤其是二叔边细嚼慢咽边点头称是。
       那天的晚饭，宾主开怀畅饮，气氛其乐融融。不知不觉间，老中青三党男人物以类聚地围着三张方桌，磨拳擦掌地拉开架式，猜起农村男人最能体现强悍与魅力的拳来了。耐不住儿时伙伴们的软磨硬缠，我便入乡随俗，向他们演练起那久违的蔡家拳来了。其实，蔡家拳不过是我在单身年代猜拳行令时，吸纳百家之长琢磨出的一招独门绝技而已，其特点是先声夺人，快喊慢出，出指比出声慢半拍，吓得对方乱了分寸后，趁机凑足我要的手指根数取胜。早年，城里的拳友们对我这下三烂的拳法不屑一顾，每次都是我输得酩酊大醉败下阵来，但往年的乡里人憨厚老实，求新求变的意识不强，对我先声夺人的拳路自然是难以适应，对抗的结果显然是我略高一筹，所以，伙伴们就将我这琢磨不透的拳路取名为蔡家拳。十多年不划拳，脑子、嘴皮子和手指三者的配合有些不协调了，赤膊上阵不久，我的蔡家拳便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被村里的李家拳、王家拳、杨家拳、易家拳、普家拳、赵家拳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只得灰溜溜地退出阵营，自个儿没趣地去找二叔拉家常去了。
       真是一个“变”字了得。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村子里的人们外出打工不仅撑鼓了腰包回来，而且还带回了变幻莫测的东南西北中各路酒桌上的拳法，使得我这当年在酒场叱咤风云的蔡家拳也只得甘败下风了。看来，我这吃皇粮不知愁苦的国家工作人员倒是有些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了。
       不是吗?没几年功夫，我儿时的村子已从坡头搬到了坡脚，家家户户青砖蓝瓦，村容村貌大为改观，年轻人的西装革履掩盖了我昔日记忆中的无奈与羞涩，电视、电话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八大碗里的内容不断翻新，素菜辣子水独占餐桌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姑娘小伙搂搂抱抱的举止在老人们的眼里见怪不怪。出门就坐车、下车就进屋成为一种从梦里跑出来的时尚。这种跨越式的演变，使我倍感惊讶，而父老乡亲们说，还要快马加鞭，因为别的村子比我们跑得还快。
       二叔告诉我，现在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跑出去了，留守村子的都是些读书的孩子和年老体弱的老
       人，有时候死个把老人抬上山的人都难找。但寨子里的人都很讲人情，哪家有个天灾人祸的时候，年轻人们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从远方匆匆赶回帮忙，因为他们再走出多远都忘不了这方水土是根，这方老幼让他们挂肚牵肠、割舍不下。
       我和二叔的交谈喋喋不休，没有丝毫被那些拳客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声所干扰。说到我父亲和他朝夕相处的真切处，二叔像是突然从梦中醒来一样，问起我承担的“家谱”重任来了。我支支吾吾应付的态度，换来了二叔无可奈何的叹息。他说，亏你是个文化人，一个家谱搞了十多年也不出成果。他说，你爹死了没有见到你的家谱，你老叔死了也没有看见你的家谱，可能等我死了还是看不到你的家谱，到你们这一辈都死了我这老蔡家就四分五裂真的没谱了。他说，家谱是宗族血脉流淌线上的符号，是宗族繁衍生息兴旺发达的象征，是宗族论资排辈的依据，没有家谱就没有记忆、没有历史、没有秩序、没有规矩。
       二叔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斥责，将我引入了炮制家谱的茫然与困惑之中。
       三
       六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我的一家推进苦难岁月的同时，催生了我这“新”字派的家谱。
       父亲被当成“反革命”五花大绑抓进监狱后，一关就是三年多。母亲领着我们三弟兄过上了众叛亲离、含辛茹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日子。
       被政治运动冲昏了头脑的二叔那一代人，疯狂已经取代了亲情，开始在家庭中寻找突破口开刀了。父亲进牢后，学会了明哲保身的二叔与我们一家彻底决裂了。尽管我们家和二叔家仅一道竹篱笆之隔，但在三年多的日子里，本是同根生的蔡家兄弟俩形同陌生人，井水不犯河水，可谓鸡犬相闻而人不相往来。他老人家倒是带着一帮儿女在我们的隔壁吃香喝辣，其乐融融，而母亲却拉扯着瘦骨嶙峋的我们三兄弟吃糠咽菜，好不凄凉。那情景，说成一个蔡家两个世界一点也不过分。直到父亲甄别出狱后，我们两家的关系才恢复正常。我敢肯定，二叔的骨子里并不是坏得糟糕透顶，而是政治风雨摧枯拉朽的外力强迫他不得不割断那段亲情。但是，修补亲情的高手不是二叔，而是宽宏大量的父亲，他以他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胸襟接纳了他那曾经离心离德、众叛亲离的一奶同胞，同时，避免了蔡氏门宗的分崩离析。有父亲的榜样示范和潜移默化，我和二弟、三弟从孩提时代起直至如今步入中年，从来没有为家庭琐事吵过嘴、红过脸。二弟在农村务农，在城里工作的我和三弟能帮帮一点，能拉拉一把，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滋滋润润，互不相防，互不算计。因为儿时那段苦涩与无奈的经历教会了我们和睦相处、生死与共。
       记得我八岁那年深秋的一天，父亲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给家里寄回一封信。那天晚上，母亲领着我们三兄弟坐在微弱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听二叔念父亲写的那封语病多多、字迹歪扭的信。父亲没有上过学，但在那些东奔西跑吃官饭的日子里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倒也识得几许文化，会用时常挂在上衣小口袋上的那只水笔写几个歪歪倒倒的汉字。军管会的干部和地方革命群众扛枪舞棍深更半夜抓捕父亲时，竟然没有搜出父亲藏在母亲的麻篮兜里的那几本写满歪歪扭扭字迹的笔记本。母亲怕笔记本会惹事生非，悄悄地丢进灶窝里让它们化成灰烬了。身为人民教师的二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连读带猜地念完了父亲在黑咕隆咚的监狱里写的那封呐喊与希望并存的信。那时的我不可能理解信的内容，只知道父亲在信中给我带来了“新贵”这一书名，二弟和三弟也跟着我沾光，也得了现在的名字。
       上学读书后，我就用“新贵”这一父亲在狱中炮制的书名正式注册了。二叔和我那些远方的本家叔叔们也是不问青红皂白，照本宣科地将他们的儿女都定位在父亲炮制的“新”字派上了。
       父亲释放回家后，我们才弄清了他在狱中炮制家谱的初衷。父亲说，他生在旧社会，他忘不了阶级仇忘不了民族恨忘不了新中国；父亲说，他相信共产党，他听党的话做党的事相信党会让他获得新生；父亲说，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祝愿你们学得新文化建设新社会过上新生活。
       父亲“新”字派的家谱除了充满浓浓的政治气息外，应该说没有一点创意，但我始终认为它弥足珍贵，不可多得，毕竟它代表了一代人的信仰和愿望。同时，它能告诫我们记住那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与安宁，走出一条属于社会也属于自己的新路。我为父亲身陷囹圄仍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对儿孙抱有的那份热情和坦然感到自豪和骄傲。
       这别人难以理解的“新”字，陪我读完小学，读完初中，爬满了我的新书和字本。曾经无数次被老师们篡改为“兴”字，我都死皮赖脸的甄别纠错，誓死捍卫这来之不易的“新”字品牌和尊严。
       但是，我的挣扎与努力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师长们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档案里白纸黑字的证据逼得我学会了放弃。进入高中后，我便投其所好、规规矩矩地按学生档案的记载，将“新”字改成“兴”字了。 这事被父亲发现后，我不得不低头认错。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将炮制蔡氏“兴”字家谱的罪过转嫁给那些无辜的师长们了。
       如今，我的胞弟、堂弟们依然执着地死守那个新中国的“新”字，比起他们来，我对家谱的忠贞与不屈就少了些勇敢和无畏了。
       四
       一九九五年旧历腊月十三日，我那正气凛然、铁骨铮铮的父亲轰然倒下了。
       父亲是外出包工帮人盖房子突发脑溢血猝死的。
       父亲被一帮好心人抬到乡卫生院抢救的当天下午，我带着妻子、儿子和三弟从县城匆匆赶到了他的病床前。先于我们赶来的二弟早已守候在父亲身旁。在我们三个儿子的轮番呼号喊叫下，已经处于重度昏迷状态的父亲泪流滚滚，好似千言万语变成眼泪夺眶而出。我边为父亲擦拭泪水，边自个儿往心里流泪。我悔恨自己粗心大意，从来没带父亲到妻子工作的医院量过血压、检查过身体。妻子也自责地说，如果早知道父亲血压高，开些萝布麻、尼群地平片之类的降压药让他天天吃，就不至于突发致命的脑溢血。妻子还说到，父亲天天喝酒也是导致高血压的一大因素。是的，如果不患高血压，凭父亲那很少伤风感冒的硬朗身体和一向勤劳乐观的处世心态，活过八九十岁也不无可能。
       但，这一切都悔之晚矣。“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尽管我们恳求医生用了最好的药，父亲还是在儿孙们的守护下安然辞世了。
       终年六十二岁的父亲，曾经为了生存背井离乡，为了狂热的理想进过监狱，为了儿女的幸福呕心沥血，为了家族的兴旺忍辱负重，可惜他一生受苦、一生操劳，居然没有享过我等不孝子孙的一天清福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或许，在父亲弥留之际流出的眼泪中，藏存着对我无尽的教诲与鞭挞，这又使我想起了父亲平生仅有的一次对我人生抉择的反对与妥协。
       那是一九八一年秋季学期结束，我参加高考后心神不安地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长带着一名干警来到我家，征询父亲的意见让不让
       我读公安学校。对文化大革命还心有余悸的父亲，怕我像他一样陷入政治风波重蹈他的覆辙，便婉言谢绝了公安局长的好意。对父亲的遭遇和担忧，公安局长表示同情和理解，他容我们一家商量一个晚上再作答复。幸亏那天和我在初中、高中朝夕相处、无话不说的祖平老表来到我家，为我说服了父亲。祖平老表家是我们蔡家走动得最多的亲戚，他喊我父亲大舅，我喊他的父亲二姑爹。多年来，二姑爹和我父亲情同手足，经常在一起拉家常、议大事。那天晚上，我为父亲的固执闷闷不乐，祖平老表却侃侃而谈，充分施展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和满肚子的文科才华，硬是将父亲说得服服帖帖，频频点头称是。为防父亲反悔阻拦，按祖平老表和我私下商量的计划，我一早就出发乘车赶到公安局填写了志愿表。从此，我便成为一名公安干警。在公安战线工作的十多年里，我除了做好当秘书爬格子，当参谋搞服务的份内工作外，还干过卧底、抢过手榴弹、抓过丧心病狂的歹徒，但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当然，父亲无时不在叮嘱我要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平平安安生活。可惜父亲死得早，对我等后辈儿孙现在的景况不得而知。假如真是地下有知的话，相信父亲是会心满意足的了。
       遵从父亲生前的愿望，我们将他安葬在寨子头大山顶祖母的孤坟旁边。他说，祖母独守空山孤独无伴，他死后要陪着祖母尽孝，免得后辈儿孙将祖母遗忘。
       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死于民国末年。老人们说，祖父是一个教书先生，二十多岁的时候受民国政府委派，到偏僻的中越边境民族村寨传播汉文化时，患疟疾病客死他乡。祖父英年早逝后，为求生计，祖母毅然带着年仅八岁的父亲和不满一岁的二叔改嫁他人，翻山越岭来到了我的故乡扎根落户，继续生儿育女、繁殖后代。祖母为感激我新祖父对他们母子三人的接纳。不辞辛苦、马不停蹄地为人添丁加口，直到难产断气才得以消闲。祖母死后，过不惯遭人白眼、寄人篱下生活的父亲领着二叔另起炉灶，我行我素地传承我祖父的遗志。
       父辈们的“文”字派家谱是否祖父炮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敢肯定，在为父亲和二叔取名时，祖父肯定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我胆大妄为的猜想不出错的话，祖父给父亲取名“文栋”，给二叔取名“文梁”，含有希望两个儿子学习文化，知书达理，成为国家栋梁之意。由此推断，祖父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颇深。遗憾的是，祖父还没来得及给他的儿子们传授半点文化就匆忙辞世，“栋梁”的愿望不仅实现不了，父亲在“文革”时期险些人头落地。不解祖父苦心的二叔，也懵懵懂懂地把饱含深意的“梁”字改成了缺少一点精骨的“良”字。
       二叔的“良”字并没有给他带来平安无事的好运。就在二十年前，他迫不及待地为我的大堂弟成婚传宗接代后，厄运便从天而降，父子因家庭琐事居然对簿公堂、反目成仇。从那时起，他们父子争斗不休，邻里嘲笑不止，家族不得安宁，二叔丢尽了“养儿不孝父之过”的面子。我和三弟多方斡旋，终是回天无术，相反，我们自投罗网，姓蔡的都成了大堂弟的仇家。大堂弟在一次使横时，公然将刀具架在我父亲的脖子上，幸得路人喝令制止，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好在我二堂弟长大当兵回来后，抛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底线吓阻，大堂弟的行为终有所收敛。二叔与其长子的矛盾孰是孰非寨里人各持己见，我这个老好人就没有勇气评说了。好在大堂弟还是有骨气，尽管有人暗中挑拨，他始终没有更名改姓，这一点，我倒还是不得不佩服。惯于“窝里斗”的大堂弟也有其致命的弱点，也就是喜欢崇洋媚外，对外人的欺侮唯唯诺诺，少了对家族的那份霸气。对大堂弟回归家族、重修于好的愿景，二叔和我的弟弟们早已心灰意冷。而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紧张关系必会得到改善，这一代不行再下一代，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蔡”字，何况大堂弟对我父亲炮制的“新”字派家谱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如果祖父立下的“文”字派家谱也有炮制之嫌疑的话。我和父亲炮制的家谱就有些立意庸俗、羞于见人、俗不可耐了。不过，与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人们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哗众取宠的大不敬相比，我们家祖传的为子孙炮制家谱的雕虫小技和花拳绣腿就显得逊色多了。
       从祖父到父亲到我，三代人苦心孤诣地炮制家谱实属无奈，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学着炮制家谱也还是值得同情的无奈。因为在那些遥远的过去，祖辈们或躲避战乱，或逃避饥荒，或回避追杀，不得不流离失所，不得不隐姓埋名，不得不将家谱扔在荒野藏在路边埋在心里，最终一路丢洒，一路遗忘，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的家谱会像秦时兵马俑一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到那时，我们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的家谱必然返璞归真，回归正道。
       泱泱中华大地，遗失家谱的人家不计其数，像我一样炮制家谱的自作聪明之徒也数不胜数。但无论我们姓甚名谁，无论我们游荡何方，无论我们的家谱真真假假，我们都无须怨天尤人、悲观失望，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叫“中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叫“炎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姓氏叫“黄皮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谱叫“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