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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刚好赶上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苦涩的记忆。我记得最多的是我们居住的那个离中越边境不远的、边远山区山丫丫生产队里发生的那些荒诞事。
       一
       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那时，我们生产队的几任队长都是大字不识的、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白眼先生”。可他们背起毛主席语录来却一套一套的，一个比一个厉害。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社员们或多或少都会背几句毛主席语录，唱几段革命歌曲，跳几步忠字舞，呼几句革命口号。更滑稽的是，大人们无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家家都有几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开会都要把红宝书带上，据说这是杨队长立下的规矩。
       听母亲讲，杨队长也和我父亲一样苦大仇深，解放前在地主老财家当过专事犁田耙地的长工，吃了不少挨打受骂、禁食的苦头。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作主后。杨队长参加土改分田地最卖力，算是村子里的老土改根子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后，社员们推荐他当了生产队长。一当就是十多年。五十年代初，杨队长干了一件轰动十村八乡的大义灭亲的精彩事，赢得群众们的称颂。事情是这样的：杨队长在邻村有一房亲戚，两口子生下一个小孩后无人养护。杨队长便将自己只有七岁的独儿子小保安送去帮背孩子。保安到亲戚家后一天到晚背孩子累得直不起腰，可那狼心狗肺的亲戚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说小保安的不是。甚至不给小保安饭吃，气得小保安常常偷着跑回家吃一顿饱饭后，又被杨队长用木捧撵回去。有一天早上。那家亲戚叫小保安背着小孩出去玩后，躲在家里杀鸡吃，就连鸡汤都没有留一点给小保安。小保安看到屋山角的一堆鸡毛后，气得泪汪汪的背着小表弟就往我们村子大坡脚的响水沟河跑去，失去理智的他用石头三下五除二的把一岁多的小表弟砸死丢进河沟后。遮到大山上藏了起来。杨队长满山遍野翻了三天三夜，流着老泪把饿倒在草棵脚的小保安抱回家来让他吃了一顿饱饭后，找来棍子将小保安抽得遍体鳞伤，又找一根栓牛的绳子将小保安捆了个结实交给了民兵连长。接下来。小保安被政府送到山外边教育改造去了，杨队长的那房毒良心的亲戚也被村民们骂得抬不起头来。这件事的发生，增加了杨队长的威信。巩固了他的地位。
       当队长经常参加大队部的会议，时间长了，自然就学得一些官话。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他总要从大甩裆裤的裤腰处掏出一本“红宝书”，用右手放在胸前，面向社房墙壁上的毛主席像念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此时，社员们就都将“红宝书”放在胸前齐声念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元疆!”。这个开幕式似的必经程序走完后。他才嚷麻麻地传达上级精神，安排生产队的活计。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杨队长长得牛高大马，满脸胡子拉喳，大鼻子里伸出两撮粘满鼻屎的厚厚的长毛。头上戴一顶脏得不能再脏的从未洗过的汤锅帽，上衣的外层披一件没有毛的羊皮褂，下身穿一条蓝靛布做的甩裆裤。裤腰处总是插着一根一尺多长的用金竹根做成的辣烟锅。这个造型在社员们的脑子里定格成一种威严。杨队长说话像电影里的解放军打机关枪似的呱哒呱哒脆响。上句说完。气还没喘过来，就呱哒呱哒地说下句，听得人耳朵嗡嗡作响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杨队长做事风风火火，说一不二，村子里无人敢和他顶嘴。即便对他有意见也只得咽咽口水吞下。
       每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杨队长吃了早饭后，就带着劳动工具，扛着那块每天都不能少的贴着毛主席像的木牌，站在寨子中央那棵老槐树下的高石坎上，伸长脖子，放开嗓子吼道：“大家听好啦，今天的活计……”社员们知道杨队长派工了，此时，无论是在自留地干活的、上山扛柴背猪菜的、外出走亲戚回到寨边的，还是围着桌子吃饭的、在房前屋后喂猪喂鸡的、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坐着喂孩子奶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立刻停止动作，转着头将一只耳朵朝着杨队长发出声音的方向，静静地听杨队长的分工。可能是受人的潜移默化的缘故，只要杨队长的粗嗓子在我们寨子上空飘荡回响的当儿。家家户户的老狗小狗公狗母狗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屋外坐在门口，抬头向着大槐树的方向，学着人的样子静听杨队长的吼叫。这种时候，忙着家务的母亲也不得不停下手头的活计，走到屋外的那棵茶叶树下听杨队长的派工，或者叫我出门听好。以便了解她的工种和劳动强度后，好划算安排我完成每天的家常事。
       杨队长派完工后，就扛着毛主席像第一个走出村子，像哨兵一样站在社员们出工的必经路口。边叭嗒叭嗒地咂辣烟，边观察社员出工的情况。只要他那烟锅里的辣烟熄火时还慢吞吞不出村的。走来一个他便抓一个站在毛主席像前批斗一通。
       杨队长还算一个务实的干部，他的“批斗会”并不繁琐，就一句一成不变的话：“毛主席说劳动是光荣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自己向毛主席请罪!”这时，只要你对着站在路边的毛主席像举起右手，胡乱背几句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要斗私批修……”等主席语录，他就会放你下地。但是，这并不完事，他会在心里给你记上一笔账，待三天一个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凭他一句话给你扣掉一分两分的。
       村子里的社员们不怕背语录，因为大家都早早地学会了几句装在肚子里，应付杨队长这个大老粗绰绰有余，最怕的是杨队长那根一尺多长的辣烟锅，怕杨队长站在路口点燃的那袋烟过早地熄火。所以，当杨队长派工的话音落地后，社员们便慌手慌脚地收拾农具，全然不顾孩子撵路的哭叫，像躲日本鬼子进村一样争先恐后的选出家门向山地里蜂拥而去。谁都怕别人走在自己的前头。谁都怕杨队长的烟锅熄火，谁都怕杨队长乱扣工分，又谁都没安好心，巴不得因为自己抢前而让别人落后被扣工分。于是。早早赶来的，催杨队长快点点着辣烟，催杨队长咂辣烟多用些力气吸快一点，更有甚者，看到杨队长还没点烟时，便亲自擦燃火柴，殷勤地帮杨队长的烟锅点燃。而因家务和孩子拖累来晚的，在心里默默祈祷：“杨队长啊，您老人家行行好，慢点点烟!”“辣烟啊，求你燃慢点，让我过去再熄火!”不管社员们抱的是何种心态。杨队长还是讲他的原则：该点火时就点火。该熄火时就熄火。从来不受手下人左右。
       父亲坐牢的日子，母亲因我们三弟兄的拖累，集体出工时经常挨向毛主席像请罪。经常挨背毛主席语录，经常挨扣工分。每次她背的语录都是一句“要斗私批修”。母亲说，杨队长表面上恶煞煞的，但心还是好，只要不让其他社员抓到辫子。他都会放母亲从毛主席像身边走过去。有时还会催母亲说。你带三个孩子不容易，走快点，我的辣烟还有两口才熄火。母亲也不给杨队长为难。只要有人在场。一迟到就站到毛主席像面前主动请罪。但是，村子里总有些社员在二婶的挑拨下对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说母亲出工慢，动不动就要在评工分时扣母亲的工分。而在这种时候，母亲总是一声不吭，逆来顺受，逼急
       的时候大不了说一句“小娃家爹在家的时候。我们出工从来不落后。”这句话虽然平平常常，但说者有心，听者有音。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欺人太甚!”
       父亲在家的时候待人和善。村子里的男人们都到我家喝过酒，像杨队长等类的好酒贪杯之徒。只要父亲从山外回来就知道有酒喝。不等去请，他们便会流着口水主动登门造访，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一步两扑爬地回家去。父亲坐牢后，他们自然是不可能喝到我家的酒了，但昔日洒满我家茅草房的那股浓浓的酒香味他们不可能忘记。自然也就不好公开为难母亲和我们几弟兄了。可是，村子里的婆娘们就不同了，她们的心眼特小，就连母亲出工慢一点她们也容忍不了，有事无事都要和母亲过不去。
       记得在一次生产队的“斗私批修”大会上，一群婆娘叽叽喳喳的硬要母亲说清楚为什么要出工迟到，硬要母亲深挖私心杂念的思想根源。赢弱的母亲气得欲言又止，欲哭无泪，把我和二弟、三弟拉到社房会场的正中央，面向泥巴墙上的毛主席像一排的站好，叫我们学着她的样子弯腰点头向毛主席敬礼请罪。不到四岁的二弟东张西望，一岁多一点的三弟被吓得哇哇直哭，只有我顺从母亲的意思流着眼泪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行了点头礼。母亲的举动令原本叽叽喳喳、人声鼎沸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三弟的哭嚎声在会场里占了上风。行完点头礼后。母亲面向革命群众断断续续地说：“我出工晚一点……扣工分……我没意见，要交待……原因……就是要养活这三个小娃……”话没说完，母亲已泣不成声，哭成了泪人。受母亲的感染。二弟哭了，我也哭了，三弟的哭声更大了，我们一家子都放声大哭起来。会场成了我们家伤心的哭场，“斗私批修”会被我们家搅乱了。此时，躲在人群里的一个婆娘又在叽喳了，她伸长脖子没好气地嚷道：“又不是家里死老人，领着小娃嚎哪样。”被我们一家的哭声弄得不知所措的杨队长找到了机会，他一拍桌子放开粗嗓子吼骂：“就是你们这群婆娘嘴多话多心眼小。你们有老人领小娃有老倌帮大忙出工当然快。可人家单人独手带三个娃儿能和你们比吗!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善心。”杨队长的话赢得了男群众的赞同。都你一句我一句的指责多嘴婆娘们的不是。“斗私批修会”的形势急转直下，变成了多嘴婆娘批斗会。就连一向在家里大气不敢出的学昌大爹、高华二叔、汉祥三舅们也乘势壮着胆子，绕三绕四地骂了他们的婆娘一通，出了一口憋了多年的窝囊气。此后的日子。那些多嘴姿娘们对母亲的仇恨变本加厉，分班干活不要母亲，平时走路避开母亲，讨亲嫁女、起房盖屋、老人做寿、孩子周岁从来不请母亲，评分会、分粮会、发票会、分红会、批斗会议论的焦点还是母亲，母亲成了众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散气包。父亲坐几年牢受几年罪，母亲受几年苦受几年气，我们三弟兄遭几年寒酸吃几年糠菜，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成果浓缩到我们一家。不过，那年头，暴风雨说来就来，想拦也拦不住，想挡也挡不了，杨队长的批斗会才是开始。
       杨队长当了一年多的队长后，不知何故，生产大队的干部来开一次群众大会。就不再让他当生产队长了。一夜之间，杨队长变成了王队长。有人说，杨队长是抓阶级斗争不坚决被撤下来的；有人说，杨队长是年纪大了被刷下来的；也有人说，杨队长是被村子里的人搞鬼拉下来的；还有人说，杨队长是不会捧大队部的人被打下来的。到底是怎么下来的。众说纷纭，就连杨队长本人也无法说清，只有老党员李大老爹神秘兮兮地说他晓得，但这是党内秘密，无可奉告。
       二
       李大老爹虽然是解放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可在我们村子里臭名昭著，威信不高，原因是他生活作风不检点，和邻村被人们骂成“烂屎”的一位妇女明来暗往，大搞男女关系。据说那位“烂屎”还为他生了一个和他一模脱壳的男孩。有好事者说，看见李大老爹经常夜半三更的摸出村子和“烂屎”在寨子边的岩子脚干勾当；看见李大老爹隔三差五的送米送鸡蛋给“烂屎”家；看见李大老爹像贼一样钻进“烂屎”家的茅草房后，“烂屎”的老倌就像瘟鸡一样气瘪瘪的走出门外站岗放哨。总之，李大老爹的忽明忽暗的风流事，通过我们村子里那些多嘴婆娘加工后，传得有板有眼，传遍了十里八乡，也传到了大队部支书的耳朵里。一般群众搞男女关系都少不了挨批挨斗，共产党员搞男女关系还了得，支书很想在这方面纠出一个活生生的典型。成就一下自己一蹶不振的阶级斗争事业，于是就把任务交给了副支书。副支书经常到我们村子开会，也经常被李大老爹请到家里灌酒，领教过李大老爹老奸巨猾、能说会道的厉害。他自然心虚无底不敢查。于是又将任务交给杨队长。杨队长是一个讲感情的人，在他当队长期间。李大老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为他出谋划策。帮了他统治村民的不少大忙，就连咂辣烟捉拿出工迟到的社员的办法都是李大老爹出的点子，他拉不下这张老脸，于是又将任务交给了民兵连长。
       民兵连长是我们村子里有名的“馋嘴猫”、“酒疯子”，只要哪家来亲戚，他就要履行民兵连长的职责，例行公事一样去到人家查客人的路条。查路条倒也没什么，可他早不查晚不查。偏偏等到人家招待客人吃饭时才去查，无非就是混点肉吃混点酒喝，弄得村民很无奈。每家来客都要为他多准备一双筷子一个碗，这已经成了我们村子的惯例。吃点喝点不为难主人和客人也就罢了，更烦人的是，他见酒必喝，喝酒必醉，醉必胡言乱语，天不怕，地不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就骂谁。更奇怪的是。他醉也骂人，醒也骂人，只要村子里三天不来亲戚。他就会流着口水骂道：“寨子里的外地亲戚是不是死绝了。为什么不来串门子。”
       杨队长将查李大老爹风流艳事的任务交给民兵连长时，他刚从别人家喝得醉眼惺忪出来。他边伸出一根指头掏牙齿屎，边拍着胸脯振振有辞地表态说，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查个落花流水，查个天翻地覆，查个党放心，查个人民满意，查个阶级敌人闻风丧胆，查个反革命分子永世不得翻身，查个女人不敢勾引男人，查个男人不敢和女人睡觉。但第二天酒醒来后，他把自己说过的振振有辞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舌头上痒酥酥的酒虫驱驶他不由自主的向李大老爹家走去。查案子的事被他向李大老爹告密换酒喝了。
       杨队长知道此事后火冒三文。半夜三更的召开队委会商量决定，向大队部报告撤民兵连长的职。但报告打到生产大队后人家迟迟不批，据说副支书阻拦不同意。不多久，杨队长就不再当生产队长了，李大老爹的风流艳事案就永远不了了之地撂下来了。
       杨队长下台。王队长上台，这是村民们始料不及的事，就连王队长本人也想不通。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想过当生产队长。李大老爹在群众大会上说，王队长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生，对党最有感情，对毛主席最忠诚，对人民群众最有阶级兄弟情份。组织上安排他当生产队长，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防止修正主义在农村复辟的需要。也不知一字不识的李大老爹在到大队开党员会的时候。用了多少脑子记下这么多政治术语，简直听
       得社员们云里一头。雾里一头。憨厚老实、变狗也不会咬人、变鬼也不会害人的王队长也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队长糊里糊涂地当了生产队的头头，社员们糊里糊涂地承认了这个三锤打不出一个响屁的王队长。那年头，再憨的人也学会了做鬼，上边喊爹就喊爹，上边喊妈就喊妈，按李大老爹的话说：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群众服从领导。
       三
       王队长接了杨队长的班之后，依然是每天上午早饭后站在老槐树脚的岩子头上，伸长他那本来就长的脖子喊出工。社员们依然是停下手头的家务走到门外听王队长派工。只是那些听惯了杨队长粗嗓子的群众们，一下子对王队长有些沙哑的声音不适应，不再蹲在门口静听了。王队长派完工后。也学杨队长的样子，带着劳动工具第一个走出村子，但他不在路口设岗捉拿出工迟到的社员，而是直接走到地头等社员们基本来齐后才宣布开工。这样，迟到挨扣工分的人就少得多，能放过的他都放过。不会随便开口扣人家的工分。
       被莫名其妙撤去队长职务的杨队长无官一身轻，王队长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来没有牢骚话。但是有一项该是队长干的工作他就是把着干。那就是扛毛主席像和社员群众一块下地干活的这项事儿。每天，他都要把贴着毛主席像的木牌扛到工地，端端正正地立在田边地头。他说他和毛主席朝夕相处长了，一下子要分开心里不踏实。王队长也不好夺人之爱，只好依着他，并说他每天扛着毛主席像爬坡上坎辛苦。准备给他挂半分工分作为奖励。杨队长火冒三丈地说：“毛主席领导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我扛死累死都心甘情愿，半分工分也不要。”
       没有毛主席像扛在肩上，总要扛点什么才像队长的样子。在李大老爹的参谋下，王队长决定扛红旗下地。于是，我们村子的集体劳动场所不仅站着毛主席。还站着一面随风飘扬的大红旗，这无疑变成我们山旯旮里的一道充满政治气息的风景线，这种做法很快传到了附近的村村寨寨。
       王队长不吭不哈的管理方式，社员们开始不习惯，但没过几天，大家都在心底里悄悄高兴了。于是，以往你追我赶。一窝蜂出工的景象没有了，人人都顾着忙自留地。把精力花在盘猪养鸡之类的副业上。久而久之，集体生产时磨洋工的现象十分突出，社员们一个比一个还要懒，一个比一个迟到还要多。大家干自家的是认认真真、精精细细，干集体的是马马虎虎、毛毛糙糙。王队长意识到这样下去生产队的粮食收成会出大问题，他冥思苦想几天后，创造了一种集体生产“分仗干”的办法，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的问题。
       “分仗干”就是分组划地块完成每天的劳动任务；早干完早休息，先干完先收工。每天上午，王队长喊完工后，先领着队委会的一班人赶到劳动地点，将要完成的同一劳动任务平均分成三至四份，并划好界线，待社员们都赶到地头时，采取随机抽签的办法分出劳动小组，然后每个组再选出一个代表抽签认地块。接着，热闹的场面出现了：社员们扛着劳动工具像打仗一样一窝蜂地向责任地冲去，跑在前边的喊后边的快跟上，跟在后边的喊前边的跑快点。干着的骂站着的，力大的吼力小的，年轻力壮的责怪年老体弱的，干得认真细致的骂马马虎虎的，吼声、骂声、喘气声、劳动铁具的碰撞声不绝于耳。犹如大跃进时期争先恐后的劳动竞赛场面。
       这种“分仗干”的活计，虽然累得人气喘吁吁，甚至有人累倒在田边地头，但劳动效率高。原本一天的任务半天就能干完，社员们可提早收工耕作自留地，所以大家都热衷于“分仗干”。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出来了，那种忙天抢地、风风火火、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劳作方式根本打不出粮食。王队长想扭过来，但民愿难违，再则又是他自己提出来干的。只好顺应民愿、顺其自然了。站在老槐树脚的岩子头上一眼望去，私人自留地里的庄稼绿油油、黄灿灿的，而集体大地里的庄稼却是死蔫蔫、黄瘪瘪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社员们一门心思想的是盘好自留地，一些胆大的群众还偷偷地将自留地向外扩张，甚至跑到山头上去开荒种地。
       母亲也学着别人。在我家自留地旁边开了一块堂屋大小的荒地，种了一片辣子。我领着二弟经常去帮母亲拔辣子棵脚的草，并搬来一些石头垒成埂子将辣子地圈起来，号称自家的，以防别的人家侵占。
       王队长的老伴也在房山角偷偷挖了一片荒地种了几厢茴香菜，王队长还时常挑一些猪粪水去泼洒。茴香菜长得绿油油的，吃不了的时候，还送一些给隔壁邻居。
       有王队长家开荒种茴香菜的榜样。村民们是胆子越来越大，由偷偷摸摸地小打小闹向公开的大开大挖发展，小片开荒愈演愈烈，集体的8分工分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大家都把力气和汗水节约到自家自留地里。于是“分仗干”的激情逐步降温。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故意迟到者有之，扯谎请假者有之，公然旷工者有之，生产队的庄稼地杂草丛生，王队长的威信一落千丈。那年秋天，尽管集体的庄稼收成不好。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得益于小片开荒，居然没有人家饿饭。
       正当社员们津津乐道地忙着小片开荒之时。王队长被李大老爹领着一道去大队部开了一个会。据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重要会议。那天下晚。王队长急匆匆地回到家后，提着锄头一声不吭地走到屋山角，将老伴开地栽下的那几厢茴香菜铲平了，接着又一声不吭地将家里好不容易养大的七八只鸡留下一只老母鸡做种后，全部杀了。王队长的举动惊得全家人目瞪口呆，村民们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那天晚上，生产队开会时，李大老爹说为了巩固大集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党中央号召革命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李大老爹说，小片开荒是资本主义尾巴，盘猪养鸡搞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妇女织麻纺线拿到街上卖也是资本主义尾巴，连小孩割马草卖、摘野果子卖、捉青蛙卖、抓鱼虾卖都是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干自家的不干集体的，不到供销社卖而到街上卖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王队长说，他家的资本主义尾巴他在开会前就割掉了，希望社员们天亮后就自家割自家的尾巴，自家割不干净的生产队组织民兵帮割。顶着不割的要抓起来开群众大会批斗。还说大队上要组织干部来检查验收割尾巴的情况。
       一时间，我们村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大人们含着眼泪将开荒地里的庄稼和蔬菜一片一片的铲倒，含着眼泪将好不容易养大的鸡一群一群的宰杀，含着眼泪将超过两头的猪都在时限内三文不值两文的卖掉。村子里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抬着大块的鸡腿，相约到大槐树脚下的岩子头上津津有味的撕咬，还说割尾巴就是好，小娃还得啃鸡腿。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几个调皮鬼一夜之间组成了一个“割尾巴小红队”，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串来串去，说是找资本主义的小尾巴。看到谁家跑出一只鸡后，便兴高采烈地追着满山遍野撵。抓到鸡后扭断脖子整死，拔掉毛开膛破肚。烧火烤吃。鸡主人尽管气得捶胸顿足。但谁也不敢说是自家的鸡。接下来的几天，一些馋嘴的大男人也加
       入了小孩子割尾巴的行列，玩起了满山遍野围追堵截鸡们的游戏了。
       母亲开挖的那块辣子地，自然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我们家偷偷留下的两只老母鸡只得用鸡笼罩着藏在床脚喂养。那两只老母鸡时不时的下几个蛋，但因为没有公鸡交配，下的都是轻轻一碰就烂的轻壳蛋。我们家养的一头毛长嘴尖的老母猪和三头瘦架子猪也难逃厄运，经母亲的苦苦哀求，队委会只开恩许可饲养一头老母猪，那三头架子猪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卖掉了，原因是母亲单人独手，猪养多了会耽误集体生产。我们三弟兄的口粮钱就指望那头老母猪生仔了。
       四
       割尾巴运动还在没完没了的继续，王队长的官却被下掉了，据说是上边下命令给下的，接班的是李队长。李队长年轻气盛，脚手又勤快，还会背几段复杂的毛主席语录，深得李大老爹的赏识，他一向大队部推荐就轻松搞定。
       李队长上任后，就谋划着从杨队长、王队长的身上将毛主席像和大红旗揽过来。为此，他煞费苦心地三天两头将两位老队长请到家里猛灌自己酿制的芭蕉芋酒。都是寨里乡亲，两位前任也不推辞，只要喊都乐呵呵地去，并放开肚皮喝得脸红筋涨。人仰马翻。常常梭到桌子脚吹呼噜淌口水。但说到毛主席像和大红旗，两位老队长就是死不开口让步，弄得李队长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李大老爹歪点子多，他给李队长出了一个扛大字上工的主意。于是，李队长每天喊完工，就扛着一块写着“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大字招牌第一个走到工地。此后，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场所不仅有毛主席慈祥的笑容，有大红旗迎风招展的风姿，还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念念不患的阶级斗争最高指示。几任队长将我们那偏僻山丫丫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顶峰。
       李队长上任不久，按李大老爹的吩咐，除了不准社员们烧香献饭、喊魂敬神外，还将祖祖辈辈传下的唱山歌的习俗也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香花毒草，禁止再唱。从此，谁都不敢放开嗓子唱山歌了。一到晚上整个寨子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气。在社员们的强烈倡导下，李队长到邻村取经回来组织了一支由村里的大姑娘、大伙子参加的农民革命文艺队，天天早上和晚上在社房后边的那块小晒场上跳忠字舞、唱样板戏给村民们看。一时间，三叔教唱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在我们村子的上空从早飘到晚。尽管那些大男大女蹩脚蹩手，腰杆直杠杠的，动作歪巴斜扭的。但那个严肃劲，认真劲是少见的。虽然集体和私人都穷得叮当响，大家吃的都是没有一点油星的菜菜饭。大人小孩都长得黄皮寡瘦的，但李队长还是动用了仅有的一点集体储备金，着实武装了一下农民革命文艺队，不仅买了锣鼓家什、二胡笛子、彩带扇子，还为队员们每人买来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语录和一枚崭新的毛主席像章，让队员们着实激动了几天几夜，疯唱疯跳了几天几夜。寨子里像过年一样欢腾了几天几夜，那些猪狗牛马们胆颤心惊地竖着耳朵过了几天几夜。直到有一天，因村子里出了男男女女疯抢文艺队的毛主席像章事件，农民革命文艺队才不欢而散。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头，农村流行一句既是对领袖人物的崇敬，又是放任个人私欲膨胀的土话，那就是大人小孩都会说的“毛主席像章人人爱，哪个抢得哪个戴!”没几天功夫。李队长好心买来的、原本戴在文艺队员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遭到疯狂抢夺，一忽儿戴在老人的身上，一忽儿戴在小孩的身上；一忽儿戴在大姑娘身上，一忽儿戴在大男人身上。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见着毛主席像章就疯抢，反正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你抢我抢大家抢，不得翻脸，不得小气，有本事就去抢吧。抢着抢着动机变味了，有的汉子以抢像章为名在人家大姑娘的胸脯上乱摸乱捏，甚至将人家大姑娘的衣裳故意撕破；有个别春心萌动的女孩子，故意将一枚像章戴在胸前的显目位置上，有事无事地走进人堆堆里让小伙子们来抢。男的抢得是张张狂狂原形毕露，女的被抢时是半推半就心花怒放，众看客看的是心潮澎湃涎水直流，只有我们小孩子被蒙在鼓里不知个中奥妙。李队长也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抢像章的行列。只不过动作含蓄一点罢了。但李队长的加入就像一副催生膨胀的催化剂，将抢像章的游戏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有时几个男人追着一个女人抢，就像寨子里的一群公狗追逐一条发情的母狗一样，你推过来我搡过去，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当女的被撵得绊倒在地仰翻八又、袒胸露乳之时，男的像饿虎扑狼，争先恐后地扑上去乱抓乱捏。先扑倒在女人身上的被后扑倒的抓开。再扑倒的又被再再扑倒的抓开，被抓开的又将别人抓开，恰似几只野地里的饿狗撕抢一堆腐肉，你争我夺，前仆后继。那场面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大战，让我们小娃看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这种男女争抢像章的游戏，只等到女的被抓痛捏疼哭了，或者是哪个不知趣的男人用力过猛真将像章扯脱了的时候。一群男人才很不情愿地悻悻离开。
       我们寨子有一个我们喊幺叔的大伙子，因为手带有天生的残疾干活慢被人们说成懒汉，加上他家是中农。在我们村子阶级成分最高，二十七八岁了还娶不到老婆。人家姑娘们都说。宁愿嫁鸡嫁狗也不嫁给他这样的懒汉。邻村也有一位长得不错的地主家的姑娘，也是二十七八岁都没嫁出去，有好心人介绍给幺叔。幺叔说人倒是老实好看，就是出身不好不敢要。那住地主家的姑娘等了幺叔半年后，赌气嫁给了一位五十多岁死了老婆的贫农。幺叔很懊悔，他逢人便喃喃自语地说，早知道贫农都敢娶地主姑娘，我这个中农怕哪样。
       幺叔的懒主要表现在干劳动时手上的力使不出来显得慢一些，而在个人卫生上没有说的。他每天早晚将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的确良衬衣穿在身上，并从灶房里偷一小块生猪油将头发抹得油亮油亮的，穿着那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在寨子里串来串去的兜圈子。还边走边掏出天天揣在衣兜里的圆镜子照一下脸，时不时的用手沾一点口水擦一擦眼睛角。幺叔见着姑娘就凑过去。生怕人家看不到他挂在胸前小包包上的那支水笔。其实。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不会写一个字，挂水笔不过是学着街上人赶时髦而已，人家姑娘见着就躲，根本不理会他的白衬衣和烂水笔。幺叔为此耿耿于怀。见着大姑娘远远的躲开时，就像疯人一样丢泥巴团打人家。弄得大人小娃都厌恶他。
       抢毛主席像章那些日子，幺叔可谓出尽了风头，尝到了近距离与女人接触的快意。有一天。他一口气抢了七八个大姑娘的像章，癫癫狂狂地捏了七八个大姑娘的胸脯。过后，他逢人便侃抢像章过瘾得很，还有模有样的描述七八个大姑娘的胸脯如何如何，还说他做梦都在抢像章。这些话传到姑娘们的耳朵后，有一天人家约起来将他抓扯在地，手抓脚踢地收拾了一顿，还逼着他像狗一样从一个大姑娘的胯下爬过去。此后，臭名昭著的幺叔学乖了，见着姑娘身上的像章也只敢远远地躲着看。但是，自从与女人近距离接触后，幺叔整天恍恍惚惚，魂不守舍，终于酿成了夜游症。每到夜晚就自个儿在村子里游荡。
       就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幺叔像幽灵一样一家接一家地推开了七八户村民家没有上门闩的篱笆门。走到人家夫妻的房间里喘着粗气听人家打鼾。天快亮时，被一对夫妻从床脚拖出来暴打了一顿后。用牛皮索捆紧交给了民兵连长。
       那天上午开批斗会时。幺叔被七八对夫妻轮番痛骂暴打得哭爹喊娘，好在他勾头点地一家一家的磕头告饶才保住了性命。李队长审问他时，他老实交待说，自从参加抢像章接触女人后，天天晚上都做捏胸脯的梦，也不知道是怎样走到别人家去的。李队长问那几对夫妻幺叔有没有下流动作，大家都说没有，只是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喘粗气。最后，李队长给幺叔定了个大流氓罪，规定只要大队部开批斗会就把他当名额送去参加批斗。李队长还正式宣布，今后不准任何人再抢毛主席像章，热爱毛主席，就自己花钱去买。至此。抢像章的游戏宣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老老少少都带上了毛主席像章，是李队长硬逼着各家各户买来的。幺叔的知名度却在不断扩大。因为每逢大队部召开的批斗大会，他都要亲自带着写有“大流氓”的木牌，跟着民兵连长到会场，勾着头让十里八村的女人们往自己身上吐口水。
       五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三十余年。
       我所在的山丫丫村己不复存在。村民们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实施异地搬迁，到公路边建设新农村了。
       李大老爹、杨队长、王队长、李队长和我那被甄别平反出狱的父亲都已作古。
       而年近七十的幺叔依旧是孑然一身，靠政府救济活着。
       沐浴着和谐阳光、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山丫丫村的人们，总在念叨着一句话：但愿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文革”那样的荒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