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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搬家
       一九六0年八月的一天下午，奶奶扛着锄头刚想出门参加集体生产，就见张区长扛着一只三八大盖枪，嘴里咬根一拃长的辣烟袋，领着一个工作人员跨进我家门来。区长大块个子，理着平头，浓密的头发梳得一根根齐刷刷地竖起来，就像马尾扎成的大刷子。奶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发慌，睁大眼惊奇地看着区长。区长从嘴上拿下辣烟袋，便向奶奶传达了上面的政策：四类分子必须下放到边远山区进行劳动改造。经区里研究，你家被安排在柏木箐。区长咂了一口辣烟继续说：限三日内搬走!
       奶奶是地主。爷爷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经常赶着马帮驮着洋纱、布匹和草纸下船头到安南卖，然后又买些安南的物品驮回来。爷爷做生意赚了些钱，置了些田产，还请了几个长工。爷爷死后，奶奶便被划成地主，当起了四类分子。 奶奶知道：柏木箐在兴街西面十公里，虽然路程不远，但那里森林茂密，长年雾气笼罩，是个典型的高寒山区。奶奶还知道：柏木箐居住着十余户苗族，是个典型的苗寨。奶奶不知道搬到那里怎么与苗族相处?如何交流?怎样生活?
       “好好准备，搬家吧。”区长语气缓和下来，“柏木箐那边，我们已经通知了熊队长，他会给你们安排房子，你们到那里找他就行。”说完，扛着大盖枪、咬着辣烟袋转身出门。
       “区长”，奶奶叫住张区长，扑通一声跪倒地上，请求说：“我们孤儿寡妇的，能不能给我们调个好点的地方?。”
       “不行!”区长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区里的决定。”边说边跨出门外，扬长而去。
       奶奶瘫坐在地上哭了。她实在不明白，她在这里天天参加集体劳动，这还不算改造么?难道一定要把她们撵到边远高寒山区才算改造?奶奶实在不想搬到柏木箐。
       到了区里规定搬家的时限。区里又派本家大奶来催奶奶搬。本家大奶参加过边纵部队，是边纵部队里的卫生员，回来就在区里工作，后来当了副区长，奶奶想托她帮忙，调个好点的地方；她不肯。奶奶没有办法，只得和母亲收拾东西。我家的财产早几年就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家里已经没有像样的家具，楼上有一口棺材，一个贮粮的大凳箩，楼下有母亲和奶奶睡的两张床，有一张破圆桌，几把破板凳。这些东西都搬不走，也没必要搬。奶奶和母亲就捡一些急用的东西收拾：铺笼帐盖、衣裤细软、锅碗盘瓢、粮油酱醋、镰锄斧锤，收拢已就四大箩筐。
       然而，奶奶和母亲看着四大箩筐要搬的东西犯愁了，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哥和我都还小，父亲又在外地工作，这些东西怎么搬走?奶奶去找李满老祖、杨二老爹、福满三耶这些过去和我家有点交情的人帮忙，可时过境迁，现在的地主没人敢沾边了，左一个右一个都找理由推辞，不肯帮忙。奶奶只得垂头丧气回到家里。
       “要不，我回娘家找我爹帮忙。”母亲提议说。
       奶奶心里明白，母亲娘家离这里五十多公里，老早起来走路也要两头黑才能到达，何况现在天色已晚，哪里放心母亲出门!“先想想办法吧，明天再说。”奶奶说。
       夜幕降临，奶奶点上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奶奶和母亲仍无计可施，气做一团。就在这时，奶奶好像听到后门有轻轻的敲门声，竖耳细听，的确有人敲门。这个时候谁还敢来找她们?奶奶抬起煤油灯开了后门。一个黑影侧身挤进门来，他带进来的风使奶奶手里的灯闪了几闪，差点熄灭。奶奶急忙侧掌挡住来风。遮住灯火，才使灯火重亮起来。就着灯光，奶奶看清了来人是显福。
       显福四十多岁，是奶奶以前雇过的长工，一个老实地道的庄稼汉。奶奶雇他们时，对他们很好，并没把他们当长工看。那次，显福婆娘生病了，奶奶给了他三十块大洋，他就用这三十块大洋医好了婆娘的病。因为显福家比较困难，奶奶没有扣他的工钱，还时时帮助他家，我家的财产被没收分给贫下中农的时候，显福分到了我家的两匹骡子。如今这两匹骡子虽然入了社，便仍由显福家养着。以奶奶现在的身份，大家都不敢交往了，他来干什么?奶奶正在疑惑，就听显福说：“大嫂，听说撵你们搬家了，我想你们孤儿寡母的，肯定有难处，早我就想来看了，白天不敢来，这才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奶奶和母亲见显福肯帮忙，心下既欢喜又感激。“说实话，我们正为搬家发愁，你就来了。”奶奶说。
       母亲急忙从鼎锅里抓了两个扯着糖丝的煮红薯递过去。那时红薯可是好东西!
       显福也不客气，接过红薯掰成两截就往嘴里塞。他回去扛来了两个马驮架子，把要搬的那四箩筐东西绑在马驮架子上。“走早一点，天不亮就上路，别被人看见了。”显福说。
       二、修房
       柏木箐坐落在群山环抱中，十几间茅屋东一家西一家分布在座山坡上，四周古树参天，森林密布，山风吹来，林声怒号。在兴街坝中，晴空万里，可这里却雾锁树梢，阴霾沉沉，空气潮湿而带寒意。显福把我们送到这里，卸下驮子，赶着骡子回去了。熊队长把我家安排在村东的一间破茅草房里。
       奶奶拉着哥，母亲背着我推门进了那间破茅屋，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使奶奶和母亲倒抽了两口冷气。奶奶扫了房中一眼，红土夯就的墙壁开满了竖裂，从那些裂缝中，奶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木和草丛。房顶上通了几个大洞，借着从大洞射下来的天光，奶奶清楚地看见屋中墙脚四周的泥地上长满了青苔，几个老鼠受到来人的惊吓四处逃窜，迅速没入墙角的土洞中。墙壁没有封顶，几根木柱伸出墙头高高支撑着屋顶。奶奶听队长说，这是一问孤寡苗族老人住过的房子，老人死后，房子就一直闲着。奶奶和母亲置身于这荒山野岭的破草屋里，阵阵凄凉直袭心头，婆媳俩相拥痛哭。
       “媳妇”，奶奶站起来，挺直腰板对母亲说：“为了两个小娃，无论如何，我们要鼓足勇气活下去。现在，你在家收拾一下房子，我去割些茅草来，先把房顶补一下。”奶奶在搬来的箩筐里翻出镰刀到房后割茅草去了。
       母亲翻起斧头，在房前的棕树上割下几片棕叶，临时扎了把扫帚，在房里外扫起来。
       一个苗族男人穿着粗麻短褂，腰间别着把两尺长的镰刀，抱着手悠闲自得地在房前屋后转了一圈，然后慢慢踱进屋来，东张西望一阵后，便紧紧盯住母亲看。
       母亲回过头来，突然看见身后站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盯住自己，心里一阵恐慌，丢掉棕叶扫帚，一把搂住哥便缩进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个男人究竟要干什么?苗族男人的凶悍野蛮母亲是听说过的。
       “高支夺支凶。”苗族男人说了串苗语，见母亲没有反应，又摆摆手，示意母亲不要害怕。然后转身退出房来，沿着墙脚向房后走去。
       母亲见苗族男人没有歹意，这才放下心来，拉起哥追到门外，见他走远了，才又踅回房中干活。
       奶奶回来了，挑来一挑茅草，她把茅草解开，整齐地排在房前的场地上晾着，抄起柴棍和藤子又向屋后去了。
       苗族男人又来了，他扛来了
       一架竹梯子。母亲不知道这男人扛来梯子干什么?她已经没有先前那样怕他了。苗族男人把梯子架在屋山头，腰杆上抽出镰刀在房边砍来些金竹条，把奶奶挑来的茅草夹成一片片。母亲这才明白苗族男人是来帮她们修房子的。
       奶奶又挑来一挑茅草，看见苗族男人在帮她们，她想这一定是队长派来的，队长真好，她很感激熊队长。奶奶问他，他听不懂，摇了摇头只顾忙手中的活路。奶奶后来知道，苗族男人叫陶锦亮，他不是队长派来的，他听说搬来一家汉人地主，想看看地主什么样?见奶奶和母亲相拥而哭，觉得可怜，便起了恻隐之心。
       陶锦亮夹好茅草，又砍来根长竹竿，竿尖留了个叉，示意奶奶用竹竿挑着茅草片递给他，然后翻身上了梯子，爬上房顶。
       奶奶就用竹竿叉起茅草，一片片递上房顶。
       房子修好，我们一家便在这里定居下来。
       我们在柏木箐住了近两年，并和当地苗族同胞建起深厚的感情。奶奶和母亲通过与陶锦亮等苗族同胞相处，觉得苗族并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相反，他们民风纯朴，乐于助人，是一个很好的民族。
       这天，熊队长告诉奶奶一个消息：上面又来政策了，凡以前流放的四类分子，可以搬回原籍，不愿搬的，也可留下。奶奶和母亲一商量，觉得还是搬回去好。
       搬家这天，举寨的苗族群众依依不舍地把我们一家送到柏木箐垭口。陶锦亮扛着支筒炮枪，提着笼画眉鸟，赶着驮着我家全部家当的四匹马送着我们回来。在下大山陡坡时，陶锦亮脚下一滑，仰天八叉倒在山坡上，滚了几转才停下来，筒炮枪丢朝一边。奶奶和母亲吓得出一身冷汗，想去拉他。陶锦亮翻爬起来，仍高高举着画眉鸟笼，笼里画眉受到惊吓上下左右乱蹿。“支莫里支，支莫里支。”陶锦亮说。
       三、忆苦思甜
       搬回原籍，母亲便把我们送进学校读书。上二年级的时候，哥想当红卫兵，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当上。我想当红小兵，也没当上。学校里闹红卫兵，我们就三天两头停课。然而，我们还是天天背着书包进学校，遇到老师在就上课，老师不在就自由活动。
       端午节这天，正逢赶街天。我们进了教室，老师便宣布说：早上放假，下午来参加“批斗大会”。哥便领我到田坝里的小山上玩，我们在小山上摘酸浆果吃，直到下午才进学校。我们扛着长凳在老师的指挥下一班班依次来到操场上，操场上已经搭起个会议台。上方飘着条大红横布标，布标上醒目地写着：批斗李德昌暨忆苦思甜大会。李德昌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不知他犯什么错?我们无精打采地顶着烈日坐在台下等着会议开始。只见操场边一阵骚乱，一伙“红袖套”押着一长串戴高帽子挂黑牌的“罪犯”进场，头一个便是李校长，第二个是张区长，张区长后面跟的多数是学校的老师，老师后是四类分子。他们被押进会台前的空场上，面对我们低头站了一长排。我看见奶奶也戴着高帽挂着黑牌低着头站在前面。奶奶旁边是陶锦亮，陶锦亮胸前没有挂黑牌，而是挂了大腿粗五尺长的芭蕉秆。看见奶奶，我的心一阵紧缩，又一阵紧缩。然而，我纳闷了：奶奶是四类分子，被拉来批斗是理所当然的，可陶锦亮是个地道的贫下中农，而且远在柏木箐，何以被拉来批斗?
       原来，奶奶有三斤肉票要过期了，便趁着今天过节起个大早，背上篮子到猪仓库排队买肉。买肉的人很多，前面已经排了一长队，奶奶跟在长队后面，没多久，她的后面又跟了一长串。等了好久，卖肉的才慢吞吞来上班。买肉的队伍慢慢向前滑行，等了半早终于轮到奶奶。卖肉的是个烂眼老头。奶奶把三斤肉票一块半钱递进去，烂眼一刀下去，把肉往称上一丢高喊道：“三斤!”奶奶接过肉刚转身，烂眼在背后高喊道：“肉卖完了!”接着“嘭”一声关掉窗口。好险!奶奶暗自庆幸。
       买好肉，奶奶还想打点煤油。便来到街上，街上还是凸凹不平的土石路面，街旁两边人家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几个“红袖套”押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中年男人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块又厚又沉的大黑牌子，牌上写着：“反军乱军急先锋杨永康”，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中年男人边走边敲边喊：“当当当!”反军乱军杨永康!”奶奶低着头急忙闪身进了高石坎的供销社里。
       在供销社里，奶奶又凭票买了两斤煤油一斤酒。刚跨出大门，迎面碰上了陶锦亮。几年不见，奶奶还真想他们!陶锦亮有恩于我家，奶奶便热情地邀他到家吃顿饭。他拗不过奶奶的热情便去了。奶奶炒了半碗肉，炸了几颗花生米，又炒了两样小菜，倒了半碗酒给他。自己盛了碗饭陪着他吃。奶奶在柏木箐的近两年，已经学会了一些苗语，他们边吃边互问一些别后的情况。
       一伙“红袖套”突然冲进门来，掀翻桌子，不容纷说便给奶奶和陶锦亮扣上了高帽子，又给奶奶挂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黑牌子。陶锦亮的黑牌没准备。一个“红袖套”便把我昨天找来准备剁碎喂猪的那截芭蕉秆拴上索子挂在他脖子上。陶锦亮不知发生什么事，拼命挣扎，“红袖套”的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他鼻青脸肿。
       奶奶说：“你们别抓他，他是贫下中农!”
       “红袖套”为首的是个刀条脸，刀条脸上下打量着陶锦亮说：“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和地主阶级在一起，他就是叛徒、内奸、走狗、卖国贼!我们就抓叛徒，带走!”
       我抬眼又看一眼奶奶。奶奶在强烈的阳光下低着头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只是头上的高帽子在微微抖动。她胸前的黑牌上写着：地主分子黄某某。我不忍心再看奶奶，便把眼光滑向陶锦亮。陶锦亮可不太老实，他总是抬起头来东张西望，既尖又高的白帽在他头顶东戳西指。一个侏儒走过来，跳起扬手就是一巴掌。陶锦亮只觉后颈上一阵火辣辣的生疼。“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侏儒说。
       会场准备就绪，几个穿着褴褛的老贫农依次被请上台来。在台两边坐下。在台左边的第二个凳子上，我看见了显福，显福正在抽纸烟。
       刀条脸走到台中央宣布会议开始，接着举臂高喊一阵口号，然后大叫：把反军乱军急先锋李德昌押上台!
       几个“红袖套”便连推带搡地把李校长弄上台。一个胖子数落了李校长的“罪状”，数落完便高喊“打倒李德昌”的口号。第二个是张区长，接着第三个、第四个
       奶奶站在台前，我心烦意乱，又被烈日晒得头昏脑涨，至于台上数落什么，一句没听进去。只是台上举手，我跟着举手，台上喊口号，我跟着喊口号，然而，那口号在嗓子眼打了几个滚，始终没喊出来。
       台子上批斗完“反军乱军急先锋”，会议便转到老贫农“忆苦思甜。”其他老贫农诉苦我没心思听，轮到显福诉我家的苦，我却来了兴趣。
       显福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的布纽扣衣裳，一寸长的花白头发四处揸开，黑亮的额头闪着汗光。显福大字不识一个，他来到台中央那张课桌后面坐下，扫一眼台下，几百双眼睛都在盯着他，干咳了两声，然后捡了前面老贫农说过的话开头：“各位红卫兵小将、各位同学、各位群众。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我们穷苦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抬起右手捏一把鼻尖上吊着的不知是鼻涕还是汗珠，甩到地上，想了想，又清清嗓子，继续说：“地主天天吃肉，地主家的狗天天得啃骨头；地主家的猪天天得喝油汤。可我们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帮地主干活，地主却每个星期只给我们吃一顿肉，喝一斤酒。你们看看现在，”显福弯过左手提着右手臂上的衣袖说：“我还穿着旧社会留下的破烂衣裳，吃肉喝酒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一斤，买回来一顿都不够‘甩’!地主过去每顿给我们吃包谷面拌着花花的米饭，可现在我们天天吃芭蕉芋圪塔、荞圪塔和白沙药(红薯)，有时这些还都吃不上……”
       刀条脸听显福越讲越不像话，走过来悄悄制止说：“瞧你都讲到哪里去了?”
       显福瞟了刀条脸一眼，横起袖子抹一把额头上的汗，顺势捏一把鼻涕甩到地上，又扫了台下一眼，尽管学生们被烈日烘烤着，却都黑压压端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准备听他讲地主怎样压迫剥削他的精彩故事，一双双眼睛从四面八方射出的光线都汇集到他那里来，更来了兴趣，也不管刀条脸说什么，便提高嗓音继续说着：“自从毛主席闹共产党，才打倒了地主阶级，穷苦的人民才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说完，举起右臂高呼：“打倒地主!打倒恶霸!打倒黄——!”他想喊奶奶的名字，但奶奶的名字在他喉头噎了一下，终于变了词，“黄世仁!”
       ……这场批斗会终于在颇有诙谐与讽刺意味中收场。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