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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临近年关的一个深夜，麻栗坡大黑山。
       夜出奇地黑，天出奇地冷，雪子儿打在吉普车的钢板上叮叮当当乱响。
       我立在风中，用军大衣把全身裹得严实，依然感到寒风刮得脸生疼，把棉帽耳朵放下来，双手捧着脸颊，鼻子还是被冻得发麻。
       大黑山山高路远，坐车到麻栗坡县城得三、四个小时。我们是晚上临时接到紧急任务，匆匆从大黑山连队出发的，没想到刚走了一半车就抛锚了。大黑山几年没下的雪，也让我们碰上了。
       “排长，还是不行!”驾驶员小王在吉普车前前后后捣鼓了半天，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这鬼地方前不着村，后不挨店，手机又没有信号，离麻栗坡县城还有20多公里。
       “排长，你在这里看着车，我到山上去试试手机有信号没有。”小王这样建议。高一点的山顶应该有信号，只有打通电话，才能得到支援。我把惟一的手电筒交给小王，叮嘱他注意安全。
       微弱的手电光转眼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我回到了车内，把车门关紧，暂时御御风寒。车顶上的叮当声慢慢变小，直到消失，雪子儿变成了雪花，挡风玻璃上很快铺满了厚厚一层。雾气扑向挡风玻璃，车厢板上很快潮湿一片，继而出现一层薄冰。我看着，心里不断叫苦。在高寒的大黑山呆了大半年，这样的天却并不多见。
       突然间，隐隐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静静的夜里，从老远的地方传过来。远处的山间有灯光闪了几下，随即又消失在大山深处。风雪交加的深夜，除了我们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谁还会来这种深山野岭?简直不可思议!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把应急灯打开。
       过了好一会儿，声音近了，灯光亮了。小王看到有车过来，赶紧下来了。我们站在路边挥手。车子停下来了，是辆拉货的大卡车。从车上跳下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爽朗地说：“兵哥，你们是大黑山连队的吧?有啥麻烦?”
       “嗯。我们下麻栗坡，车子出了点毛病。”我回答。
       “我去年到你们连队送过煤，怎么没见过你?”
       “我今年才毕业分配下来的。”
       “我刚给上面乡里送煤下来，车子也坏了，耽搁了半天。来，我给你们看看。”他边说边坐进吉普车驾驶室，试点了几次火，还是不行。他下来打开引擎盖，检查了半天后说：“水箱坏了，只有拉到麻栗坡再修了。”
       “怎么拉?”
       “我有钢丝绳，我们天天在外面跑，都带着有。”小伙子的热情让雪花也变得暖和起来。
       小伙子慢慢把卡车开到前面，从驾驶室底座取出钢丝绳，将卡车和吉普车拴在一起，交待小王控制好车速。
       雪花依旧飞舞，气温仍在下降，大山里多是陡坡和急弯，山路被雪覆盖得不知哪是路中央，哪是路边。卡车在前面慢慢地试路，吉普车沿着卡车压出的车轨前进，两辆车子一前一后慢慢前行，几乎是步行的速度。
       有特殊路段时，小伙子都要把头伸出车外，朝我们喊：“控制车速!”“前面急弯!”我则一直把头伸出车外，和他喊话保持联络。呜呜的风刮过来，像坚硬的铁片，抽打着我面部的肌肉，眼睛也因为冷风的刺激，流下泪来。虽然戴了厚厚的棉帽，却不管用。风一阵紧似一阵，只觉得一股冰凉，顺着脸颊游动，直到心底。大头皮鞋坚硬如铁，脚在里面像是踩在冰上，冰得膝盖钻心地痛。厚厚的棉大衣，此刻竟如金缕玉衣，冰冷，没有一丝暖意。嘴唇不由自主地颤动。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变成一团团白雾。惟有小伙子爽朗的笑声和卡车闪烁的尾灯，驱赶着寒冷和恐慌，让人感到有些温暖。
       好不容易赶到麻栗坡县城，夜已经很深了。
       第二天早上，我拆下钢丝绳放回卡车驾驶室里，无意中看到里面挂着一个倒立的“福”字，“福”字的旁边还吊着一幅对联：“雪中送炭家家暖，锦上添花户户春”。
       分手的时候，小伙子才告诉我，他叫阿健，是普阳煤矿的一名司机。
       后来，阿健成了连队的常客，成了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好朋友就如一家人，互相关照，互相牵挂，不论离开多远，不论分开多久，人生旅途上都将风雨同舟，一路同行。风雪中为人送炭的朋友，黑夜中一路同行的朋友，以温暖千万家为“福”的朋友，怎能不是值得一辈子同行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