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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父亲冤冤枉枉被抓去马关坐牢后，我们家三、四年没有杀过猪。平时不要说吃肉，就连油星子都沾不上几顿。
       我们常年吃的是包谷面面饭和荞面圪塔，白米稀饭是要等到生病的时候，母亲才舍得用那个茶杯大小的土罐子煨一点给喝。不是母亲吝啬，而是每年一家人才分得几十斤稻谷，实在是没有办法。下饭的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天天一碗清水煮青菜、清水煮羊瓜、清水煮南瓜、清水煮豆子或清水煮野菜，加上一碗辣子水，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勉强吃上一碗油炒菜。
       每年的腊月间，寨子里要放一天假，让村民们杀年猪。
       杀猪的那天早上八九点钟，每户人家在屋山头挖一个土灶，支上一口大锅，烧上一锅沸沸的涨水，几个人将肥猪从厩里拉出来，活生生地按倒在四方桌上杀死后，拖到滚烫的锅里烫热刮白……那一家接一家传来的年猪凄惨的、垂死挣扎的哀嚎声，吓得我家的小猪们躲在厩里发抖。这天，除了我们母子愁眉苦脸，该做什么做什么外，寨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说有笑，喜气洋洋。中午以后，满寨子充满了诱人的肉香味，人们见面时，都有意无意的互相请客。当然也有几户人家会早早地来到我家，告诉母亲晚上带娃儿去吃杀猪饭。这时母亲也会客气地谢绝说：“多谢你们啦!我家杀不起猪，请不起你们，我们就不去了。”我和二弟也能理解母亲的难处，母亲不去的人家，我们是绝对不会去的。寨子里杀猪那天，母亲外出干活总要等家家户户吃完饭后，很晚才回来。而我们哥弟三个却早早地关着门，躲在家里，任何人来喊也不吱声。有时候，我安排二弟爬到门口那棵李子树上望风，见着有人向我家走来的时候，二弟立刻滑下树来报信，我们连忙关好门，抱着三弟就躲到楼上。直到确认不会有人来喊吃杀猪饭了，我们才烧火做饭。
       说实话，我们渴肉都渴得肠子生锈了，怎么会不想到别家吃上一顿肉呢?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欠人情啊。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吃过肉，只不过是一年到头吃到肉的机会屈指可数而已，每年的端午节，生产队要杀上几只羊，支起两口大锅煮熟后，按人口汤汤水水的分回去吃。有一年的端午节，快分羊肉时，母亲叫二弟提上一个竹筒去排队取肉。在提羊肉回来的途中，香喷喷的羊肉味诱惑得二弟边走边低头往竹筒里看，一不小心跌倒了，羊肉洒了一地。汤是没有了，二弟将沾满泥巴渣子的羊肉拣起，哭泣着提回家来。母亲将脏羊肉用水洗净后加上一点盐巴重新加热，尽管清汤寡水的缺乏本味，但我们照样吃得有滋有味。
       说句没良心的话，我们渴肉渴得做梦也盼着生产队的牛滚坡。因为牛滚坡摔死后，我们便可分到几小块牛肉解馋。但是，牛滚坡的机会不多，一年最多有一两头，生产队近200号人口，每家也分不得多少，更何况放牛的人要负担一些经济损失，轮着谁家放牛都不敢冒险把牛赶到危险的山地去放。
       还有就是盼着鸡瘟。瘟鸡是不能卖的，多数人家也是不吃的。我们家的情况不同，能吃上死鸡算有口福了。母亲把几只死鸡除去毛和内脏后，用盐巴腌制烘干，时不时的拌上许多辣子面炒上一小碗给我们下饭吃。活鸡只有等亲戚朋友来时，偶尔杀上一只招待客人。招待来客时，我们再馋也是不能多拈多吃的，按母亲教的礼貌，客人夹一筷，我们才能夹一筷，并且要把大块的、肉多一点的让给客人。
       我们家屋顶年年都有两只燕子衍泥来做窝下蛋孵儿。每当小燕子破壳出蛋后，便会伸长脖子、张着大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而两只老燕子却忙得飞出飞进，四处捉小虫子来喂养他们的孩子。母亲说，燕子也懂得母子连心的道理，为了让小燕子不挨饿，老燕子宁肯自己受饿也不忍吞下含在嘴上的肉，这叫忍嘴喂儿。现在想想，我们的母亲就像那只忍嘴喂儿的燕子妈妈，为了让我们能吃上一点肉，她时常苦了自己的嘴。
       母亲是党员，每年要到大队部开四、五次会。每次会议上都要开点伙食钱，吃上一餐肉。到吃肉的时候，母亲就到厨房找一张菜叶子铺在地上，大家拈一筷，她拈一筷的放在菜叶里包好，待散会时带回来分给我们三哥弟吃。而母亲只能就着一点煮菜的肉汤下饭。生产队偶尔也会在糖房里吃上一顿有肉的“落地响”(也叫“打平伙”，开现钱或者记账式的会餐)，一般只能是劳动力参加，有钱的也可以领孩子去吃。以我们的家境，母亲是无力带我们去参加“打平伙”的。但别人热热闹闹的“打平伙”吃肉时，母亲考虑也不能把我们冷在一边，让三个孩子六只眼睛瞪得直直的在远处看着别人围拢吃肉。为此，大凡村子里吃“落地响”时，母亲总要报名参加，目的是别人拈一块肉放在嘴里时，她也拈一块肉放在菜叶子里，多多少少带一点回来给我们解馋。母亲自己只舍得喝一点汤，吃一点油汤菜，我敢肯定，她是一丝肉也舍不得夹到嘴里的。母亲出山劳作时，也时常给我们带回一些野味，如几只筷子头大小的蚂蚱、几只水田里的虾巴虫、几只山沟里翻到的指头大小的螃蟹、几只别人嫌脏的野田鸡，几条白白的冬瓜树蛆虫等等。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也是肉，我们用火烤熟后，你一只脚。我一只头的分了吃。因为三弟小，多数时候只有他的份。
       有一天，母亲趁集体中午放工时，去地边的山沟翻螃蟹，手伸到石头脚下抓摸时，被一条盘在石头缝里的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幸亏咬人的是一条无毒的水蛇，不然就会发生我们不敢想的后果。因为村子里蛇咬死人的事情曾经发生过。
       现在，我们不会为吃上一顿肉而操心，母亲也不再为“省嘴喂儿”而亏了自己的嘴，但那些渴肉的日子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母亲用菜叶子包肉回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要读书
       日子一天一天的熬，不知哪天是个头。父亲在遥远的马关坐牢，一去就是三年多，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三十六、七岁的母亲弯腰驼背，并落下了一身风湿病。每到刮风下雨，天阴天晴的时候，母亲的腰背就疼痛不止。我和二弟、三弟经常要轮换着给母亲捶背，以缓解母亲的疼痛。
       别人的孩提时代是天真烂漫的，我们三弟兄的童年却是辛酸苦涩的。除了企盼父亲早一天回家改变一下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的境况外，我们不敢有什么幻想。
       时间过到一九七零年，我已进入八岁。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细心的父亲给母亲写信说，小“八十”已经到上学读书的年龄了，再穷，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不要让孩子今后吃没有文化的苦。也就在这封信中，父亲给我取了一个伴我一生的书名——“新贵”，顺便给二弟取名“新良”，给三弟取名“新能”。
       这时，我已经是家里能帮母亲大忙的小大人了。是否给我读书，确实让母亲伤透了脑筋。直到跟我年龄上下的村里的孩子们都高高兴兴的读书去了，母亲还拿不定主意。她试探着问我：“家里一大堆活路要做，你读书怎么办?”我说：“等我放学回来，多累一点就是了。”母亲说：“领老三的任务交给老二倒是可以放心了，但是，放猪、割猪菜、扛柴的事哪个来做?等你放学回来才赶猪去放，猪都饿死了。”母亲还是
       下不了让我读书的决心。
       开学都两个星期了，我依然每天气嘟嘟的赶着猪上山去放。每天下午，我总是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呆头呆脑的看从对门山走回来的上学的伙伴们。看着看着，一股辛酸泪不禁夺眶而出。别的孩子可以上学，我却不能上学，在幼小的心灵中，我开始埋怨老天不公平。
       此后的几天。我心神不定，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垭口发呆。特别是隔壁陶家八生老表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从我家门口晃过的时候，我躲在家里，从篱笆门缝往外看时，羡慕得直想哭。
       不能上学的我，整天耍小孩子脾气，或者砸碗砸筷；或者对两个弟弟大吼大叫；或者用木棍抽打小猪小狗出气；或者对母亲安排的家务拖三拉四……反正一门心思想的是读书。
       那个年龄，那个年代，我不会有什么志向，也不会想通过读书的途径而改变家境、改变命运。我之所以想读书，主要是想识点文化，免得长大当“白眼先生”受人欺负。当然，也幻想过：读了书后像隔壁二叔一样，当个民办老师拿工资吃饭，或者当个赤脚医生为人治病、或者像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干部同志一样，能穿上几件灰咔叽布做的四暗袋衣服，并能经常吃到大块肉。
       我的反常举动，被母亲看在眼里，但她就是不理不睬。而二弟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我赌气“装疯”时，总是冷嘲热讽地说：“我哥不得读书发神经啦!”这时我便没好气地吼道：“滚远点!你才发神经。”
       小我一岁的二弟有一副好心肠，母亲不在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对我说：“哥，如果妈妈同意的话，你就安心的去读书，我会领着老三去放猪找柴。”此时，我便会感激地说：“妈妈太苦了，我不得读算了，明年你去读。”话虽这么说。而我心里确实是太想读书了。
       终于有一天晚饭后，母亲把我们三弟兄叫到灶门前，就着一堆红红的火开“家庭会”宣布说：“我想了很久，还是让老大明天去读书，不给你去读书，你会埋怨我一辈子。老二除了领老三，还要学煮饭。放猪的事情到底怎么办，你们几哥弟说，我要抢工分喂你们，不可能把猪赶着去放。”
       母亲终于同意让我读书，使我十分兴奋，我当即表态说：“天不亮我就起床烧火煮猪食喂猪，上学的时候我把猪拉到半路上拴着让它们吃草，等下午我放学回来时再把它们赶回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母亲只好同意我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觉，一心想着到学校后好好读书，并尽力做好母亲交给的家务，为母亲多分担一些忧愁。东想想，西想想，我不知不觉的进入了梦乡。在梦中，我梦见自己读啊读，一直从老门寨读到篾厂，读到八寨，读到马关，在马关看到胡子拉碴的父亲被大军用枪押着游街；一忽儿，又梦见我当上了一个小官儿，用手枪逼着看守所的人把父亲放出来后，我搀扶着父亲走回家。梦境不断变幻：我拿到一大扎钱交给母亲盖上了一间宽敞的大瓦房；我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到桥头街买了一大盆肉，一家人津津有味地吃啊吃，油珠子从三弟的嘴角不断往外冒；我骑在一只飞得高高的大雁的背上，飞呀飞，飞过大山，飞过云雾，飞到月亮上……大雁飞累了，突然抖动翅膀，将我从高高的天空摔了下来。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醒过来后，天已经灰蒙蒙亮了。
       我急得翻身起床就往灶房跑。此时，母亲已经早早的起来，煮熟猪食喂好猪了。她笑着对我说：“你现在才起来，等煮好猪食喂好猪，就赶不上读书了。饭我热好了，快点吃饱赶着猪跟伙伴们去吧。”
       我吃完早饭不一会，听说我也要去读书的隔壁的八生老表来约我了。母亲递给我一个早年二叔用过的木书箱，给我一块钱的学杂费后，我就赶着三四头猪踏上了上学路。
       学校在大队部的老门寨村，离我们村子有五六公里路。我们读书走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去的时候要翻过一公里左右的大陡坡，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滚地。我将猪赶到途中一个叫老屋基的山弯弯，选择一片没有高棵树丛的青草地，将长长的棕绳一头拴在猪腰上，另一头拴在木桩上，反复确认猪们不会挣脱绳子、不会被树棵绞紧绳索勒死后，我才敢离开跑往学校。
       我们村子到老门寨小学读书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有二三十人。因为路远，去的时候大家吆喝一声，就一个跟一个的跑着去。回来的时候，也是互相约拢跑着回来。因为途中的坟不少，据说经常有鬼怪出没，小孩子一般是不敢单独走路的。我每天要赶着猪上学，自然不可能跟着伙伴们疯跑，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落在后边。每当路过坟堆时，常常是心里吓得嘣嘣乱跳，有时一只小山雀从坟堆上飞起也会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更令人气愤的是，经常会有几个捣蛋鬼捉弄我寻开心。他们趁我在途中拴猪时，往前赶到一转弯处的草丛中躲起来，待我经过时，他们突然大吼一声跳出来，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瑟瑟发抖，而他们却放声大笑。还有更缺德的是，他们知道我每天拴好猪后，都要上气不接下气地沿着坡路往学校跑，于是他们便变着花样耍弄我：或者在路中央挖一个坑后铺上一些杂草，让我踩空扑倒；或者把路两边的茅草、野藤交叉打结，将跑过来的我绊倒。每当他们起哄狂笑的时候，我气得想哭，想淌眼泪。但是，为了使他们不孤立我，不远远地躲着我，我不敢哭，不敢骂，即便手脚摔痛了，头脸砸破了，我都会佯装无事，咬着牙任他们拿我开心。
       刚上学那段日子，因为要赶猪到山上吃草，我经常迟到挨老师罚站，但我不敢跟母亲说，担心母亲知道后不再给我读书。终于有一天，母亲还是知道了我上学迟到的事。她不但不骂我，反而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要读书就认真读，明天放猪的事交给老二和老三，你放学回来后，每天找一背篮猪菜，扛一捆柴，晚饭由老二负责煮。”从此，放猪的任务交给了二弟。
       上小学时，老师发给的课本很简单，就一本语文和一本算术。记得语文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三面红旗万岁!”可以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读起来也不费劲。每天晚上做完家务后，我总要在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读呀写的。山风从篱笆墙吹进来，吹得那原本就不亮的灯火前后摇曳，我的眉毛和头发常常被烧焦。我们的班主任姓张，是一位二十出头的苗族姑娘。她留一头短发，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但身材不高，说普通话很别扭，比学校广播里的差多了。但是，她上起课来很严肃，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甚至在心里默默地恨她。我恨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在课堂上不顾我作为她的学生的感受，揭我的家底，让我在众多同学面前蒙羞受辱。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大队部在我们学校的土皮操场上召开上千社员群众参加的批斗大会，将各生产队民兵送来的十多个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戴着“尖尖帽”一排地跪在台子前面，接受贫下中农诉苦批斗。批斗会上，二叔和张老师轮换着带领群众呼口号。无论是大人小孩、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听懂的还是听不懂的，大家都要举起拳头，跟着二叔和张老师乱喊乱叫。一时之间，“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阎红
       彦!”甚至打倒跪在台子脚的每一位“反革命”的口号震得地上的黄灰冒，震得天上的云彩在抖动，也震得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因为我联想到父亲也是被打倒的对象。批斗大会结束后，或许是带喊口号的激情还未散去的缘故，张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阶级斗争。讲着讲着，她突然说到：“我们老门寨大队的阶级斗争也十分复杂，坡头上生产队就纠出了一个大反革命蔡文栋，现在关在马关接受人民的审判。这种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人绝没有什么好下场。”张老师可能无意给我难堪，但她的话却像一根长长的钢针刺进我的心灵，使我为有这样一位“胆敢反对毛主席”的父亲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特别是同学们转过头来指指点点地看着我的时候，我羞得毛毛汗直淌，巴不得地下有一个洞钻进去。那一天，我恍恍惚惚、脑袋瓜里一片空白，是怎么躲着同学们走回来的已经记不清了。
       此后的日子，我最怕途中遇见其他生产队的学生，因为从张老师那里他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马拉冲生产队和老门寨生产队的学生中有几个调皮鬼，他们动不动就拿我当散气包，或是遇见我就大叫“反革命分子的龟儿子”；或者有意走近我的身边，突然伸出脚将我绊倒在地，然后哈哈大笑跑开；或者在我的背上悄悄贴上一张写着“刘少奇”、“反革命”等字样的张牙舞爪的小人画，让我满校园背着走时，他们捂着嘴远远的笑。有一天午间休息时，我孤零零地走到球场看同学们打篮球。一会儿，一位比我个子还小的学生拍着篮球向我冲过来，趁我不备之机，他将篮球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砸得我眼冒金星，鼻孔流血，晕倒在地。我们村子里几位四五年级的同学看不过去找他论理时，他还气冲冲的说：“他爹是大反革命，他就是小反革命，你们帮他就是帮反革命。”他这么一吓唬，想帮我的伙伴们就都不再吭声。类似因父亲的问题受欺侮的事数不胜数，为此，我差点辍学。
       那是上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事。一天下午，放学后回家的我，被邻村的几个学生堵在路上，要我承认偷了他们中一个学生的铅笔。他们搜遍我的衣服和书包找不到后，硬要我第二天赔一角钱，不然要给我一顿“小黄昏”(毒打的意思)。我十分委屈，含着泪回到了家。为了第二天如何应付赔一角钱的事，那天晚上我倒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来，我没偷别人的东西，为哪样要叫我赔?二来，为了免遭毒打，可以拿钱免灾，但我又怎么能向母亲开口讨要?再说，我那穷得叮当响的家，又怎么拿得出一角钱呢?我越想头越疼，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快要迟到啦!”母亲的吆喝声让我惊醒后，我连忙从床上滚爬起来，来不及吃饭和洗脸，提着书包就跑。此时，村子里的学生们走远了，我只顾光着脚丫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拼命跑去。一口气跑上两公里左右的大斜坡坡头时，看到离学校不远的邻村岔路口三三两两的站着几个人，我不禁想起了昨天的事：难道那几个学生堵在路上等着收拾我!一阵心惊肉跳使我放慢了脚步。走着、想着，想着、走着，头发窠里冒出的汗珠子一串一串的滴个不停，两只小脚杆不听使唤地索索抖动，最后瘫倒在地喘气不走了。那天，我第一次逃课了。一直在山坡上的草丛中躲到太阳偏西，看到村子里的同学们从学校走到大斜坡脚，我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赶回家。接下来的两三天，我故伎重演：总是等村子里的同学们走远了我才懒洋洋的背着书包出家，下午太阳偏西时，同学们还在路上走着我就跑到家了。其实，我玩的“时间差”逃课游戏，既欺骗了母亲，又蒙蔽了同学。
       母亲以为我上学去了，而同学们以为我生病了。
       到第四天，我实在不想再过这种偷偷摸摸的逃课日子了，想好了向母亲提出不想读书的主意。那天起床后，我战战兢兢地对母亲说：“妈，我读书读不进去，家里又忙，我不读书了。”母亲以为我说了玩玩而已，她顺口说：“难得你有这种孝心，我巴不得多有一个帮手。”我还以为母亲答应了我的请求，连忙说：“我现在就去大梁子扛几捆柴。”说完，我提着柴刀就想出门。母亲被我的举动惊呆了—会儿后，突然提高嗓门说：“你这个不争气的，当初是你吵着要读书，今天又是你提出不读书，你想把老娘气死?你敢不去，我打断你的腿。”母亲气得拾起柴堆上的一根棍子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我的背上、腿上被打得生疼，哭嚎着连忙提起书包逃出家门。母亲气得“发疯”，她边破口大骂，边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块追打，一直将我撵到一半路程，看到我乖乖地顺路跑往学校才肯罢休。
       此后，再有多大的屈辱，我都能默默忍受，乖乖地读自己的书了。三十多年来，我非但不怨母亲，而是默默地从心底里感谢母亲赐予的这顿“石砸棒打”的“早餐”，若没有这顿“石砸捧打”的“早餐”，哪有我后来上初中、高中、大学的历程，哪有我人生历程上的丰收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