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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谏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拒谏则各有各的不同。“冷拒”与“酷拒”作为常见的拒谏方式现于市面的时候，你会非常同意这一点。何谓“冷拒”？又何谓“酷拒”?且容我先摘抄几段旧事。
       周厉王做天子的时候，好利又近佞臣，大夫芮良夫劝他不要与百姓争利，也不要任用小人，并讲述了一大堆理由，结果“厉王不听”，还是继续他所做的一切(据《史记·周本纪》)。还是这个厉王，见人民议论他，便派了暗探监视，“以告，则杀之”，用这种方法禁绝了人民的声音。于是召公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两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据《国语》)这番话很有道理，结果却还是“王弗听”。
       这是拒谏的一种方式。
       1519年，明武宗决定南狩，百余名大臣极力劝谏，其中医士徐鏊还用南狩有碍养生之理上谏。武宗却把他们有的下诏狱，有的罚跪。大理寺的10名官员“自以职在平狱，请停止诸臣留驾之罪，且上疏极留”。皇帝大怒，下诏狱不算，又降旨这10人和以前的几个人一同戴上枷锁，罚跪5日。不想又有二十多人“上疏极谏”，当然还是下诏狱，并罚跪5日。可能是谏者太多侵犯了皇威，也可能“囚徒满前，观者辄泣下”的景象使皇帝失了面子，这位武宗不仅怒得杖笞了各位谏臣，而且动用了调任、降级、夺俸、削职等手段，最后有十几个人因杖而死(据《明武宗外纪》)。
       明武宗和周厉王拒谏的方式，是不同的，明武宗以强力拒谏，自己想做的，别人就不能持否定意见，否则就行使自己的权力，让人不死也要脱层皮。此可称谓“酷拒”。周厉王的拒谏方式是“不听”，没有采纳芮良夫和召公的建议，但也没有毒打他们，没有扼杀他们的生命。当然，周厉王最终仍是我行我素，你讲了也白讲，说了也白说，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种拒谏之法没有强力参加，只有冷漠．我称它为“冷拒”。历史上拒谏的事，这种“冷拒”可以说占了大多数。
       从谏者的角度说，谏而不用比谏而获咎要好；从社会效果论，无论哪一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都不利。以强力拒谏，使人生惧怕之心，难有后继者，“冷拒”则易使谏者产生怠惰之情。人浸入这种感情虽然如雾里行人，衣裳不会大湿，但此时之衣已失了干爽，日积月累必有湿透的一天。《国语》记述，厉王不听召公的谏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尤其重要的是，进谏者如果多次劝谏，“冷拒”者常生厌烦之心，此时若有奸佞者从中挑拨，情势就会发生变化。伍子胥屡谏吴王不听，又加上伯嚭的谗言，吴王便“使使赐伍子胥晨镂之剑”要“子以此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从“不听”到“子以此死”，变化可谓很大，粗看是伯嚭之言起了作用，其实还是吴王自己对伍子胥早有看法。
       无论“冷拒”还是“酷拒”，都源于对谏言的不正确理解，至少没有体察谏者的赤诚之情。“酷拒”比起“冷拒”来，名声臭多了，几乎成了昏庸残暴的表征，实际上它只比后者多了一点蛮力，反过来说，后者只是形式上温和一点而已，二者内里都是一样的。谏，从来不是虚饰品，是非常实在的东西，是社会管理所必需的，是“上者”之外的人从另一角度看待人和事所产生的思想。无论它遭到何种方式的拒绝，最终都会导致思想的泯灭，社会的停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不会拒谏，而且会千方百计让人思考，因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的是思想而不是相反，谁听说过有拒谏而繁荣的社会?■
       【明明荐自《北海晚报》2008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