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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尖帽
       四岁开始记事的时候，我的家境在寨子里还算不错。二叔结了婚后不久，就与我的父母闹分家，原因是我的父母有三个孩子给他们带来一些拖累。父亲也不阻拦，将那间泥巴墙的茅草房一分为二，一家一小格，安有大门的中间一格和磨玉米的石磨共用。分家后，父亲和二叔又各在自己分得的房屋一侧盖一间小灶房，免得吃香喝辣碍眼。就连父亲为二叔办婚事所欠的债务也平均分配。
       凭父亲的关系，初中毕业后未考上中专的二叔被安排到老门寨小学任代课教师。二婶是村子里的人，参加过“三线”民兵，先后“拉练”到蒙自、开远、昆明等大城市守过电话总机，因为没有文化被安排回乡才与二叔结了婚。应当说，从我记得的时候起。二叔一直拿着国家发给的工资到退休，他家的小日子过得不错。至今我还在意念中嗅得出从他家耳房里经常飘出来的、诱人的、蒜叶炒肉的、香喷喷的肉香味。
       早些年，二叔一家虽然和我家分开过，但无论哪家来客，父亲和二叔都会凑拢在一起喝酒陪客，我们小孩子偶尔也会得到一只鸡把腿，或是一个放在灶窝中被红火碳烤黄的米饭团。酒桌上。父亲和二叔经常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他们从山外听来的、或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新鲜事。什么“文化大革命”啦，“井冈山”啦，“大联指”啦，毛主席怎么怎么说啦，“划线站队”啦……我常常听得云一头、雾一头，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山外边的大人们在像小娃儿一样为争什么在吵架、打架。儿时的我对“毛主席”的记忆最深，因为我家茅草房正堂屋的土巴墙中央挂着一幅方方正正的彩色毛主席像，尽管那张像被火烟熏得黑不溜秋的，被棉虫咬得千疮百孔的，被蜘蛛网罩得稀稀疏疏的，但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孔却一点也不显得难看。我们村里的孩子经常在一块比“谁家的毛主席最大”，“谁家的毛主席最新”，“谁家的毛主席最好看”……在我的童心里，毛主席就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大好人。
       终于有一天，附近寨子的几个男人戴着用纸壳做成的“尖尖帽”，被村子里的几个民兵用半自动步枪押着，挨家挨户的低着头向毛主席“请罪”，我和小伙伴们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看热闹。“尖尖帽”的队伍从寨头走到寨脚，途中低着头，见着熟人也不敢吭声。他们每到一家，都要在堂屋中排队低头对着毛主席像“请罪”，按部就班地说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如果有谁头抬高了点，或者是动作慢了一点，就要被民兵们摁倒在地，或踢上几脚，或重新捆紧那根早已绑在身上的棕绳。这种时候，被重新“加码”的“尖尖帽”们是不能吭声的，再疼也得忍受，不然就又会惹来民兵们的一顿暴打。寨子里一位在大队部做事的叫李金蔡的男人，是村里我记得的惟一的“尖尖帽”。每次“请罪”都少不了他。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到他家玩耍时，偶尔会听到“请罪”后的他睡在屋子里呻吟。知道有外人后，他的呻吟声会马上停止。
       看习惯了，我们一群常在一起玩泥巴的孩子便会学着大人的样子玩起“尖尖帽”。我们到村子里的大竹棚下拣来大张大张的干竹笋壳，折叠成像模像样的“尖尖帽”，相互轮流着罩在头上，当“民兵”用树枝当作枪，押着“尖尖帽”在村里走来走去寻开心。这种游戏没玩上几天就被大人们制止了。
       那年头，村里村外乱哄哄的，好像“坏蛋”无处不有；我们村子原本就在高山上，四面峭壁林立，不要说人走上去费力，就是猴子爬上去也得喘气。但为响应“上边”说的毛主席的号召，村里的民兵们要在险要的山垭口站岗放哨抓坏人，特别是夜间要加人加岗，防止坏人进村杀人放火。我们一群爱凑热闹的孩子也偶尔跟着大人去值班。民兵们冷了，烧一堆野火起暖；渴了，喝上几口用竹筒扛去的山溪水；饿了，从衣兜里抓一把玉米丢在炭灰里烤着吃；困了，在火堆旁铺上一捆杂草睡上一觉。天亮后，几个守卡点的民兵们扛着长长的大砍刀陆续到民兵连长那里报告情况，顺便让记分员挂上8分工分。
       终于有一天清早，在寨头花子洞垭口站岗的民兵发现一个“坏蛋”从山背后的坡底往上爬，带班的边派人进村报信，边组织埋伏抓捕。
       不多时，那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坏蛋”终于进入了伏击圈。早已摩拳擦掌的民兵们一跃而起，将其掀翻在地。那家伙扑在地上大声叫喊“妈呀!妈呀!狗日的……”正当民兵们找来牛皮索准备将其捆绑时，那家伙突然咬伤了一位民兵的手后挣脱从山林里乱跑。
       此时，寨子里增援的人群赶来了。于是，出现了喊声震天、热闹非凡、男女老少齐上阵的“追坏蛋”的场面。附近村寨的民兵们听到消息后，也自发赶来参加抓坏蛋。为防止“坏蛋”伤人，我们小娃被大人赶回村子，集中在几户人家的屋楼上躲起来。
       据大人们后来说，“坏蛋”被民兵们追撵后，东逃西窜，最后钻进了毒蛇猛兽经常出没的花子洞。那洞里传说有吃人的蛇妖，村民们自然是不敢贸然进去的。最后，几十人分头堵住几个洞口，采用烧草火烟熏的办法，直到太阳落坡时才将“坏蛋”赶出来抓获。
       伤人逃跑的“坏蛋”被抓到后，民兵们将其五花大绑，长长的队伍沿着弯弯的山路，有说有笑地将“坏蛋”押回村子社房门口的泥巴场子上审问。
       那家伙挺顽固的，民兵们几次将“尖尖帽”罩在他头上，他一甩头便将“尖尖帽”甩落到地上。被激怒的民兵们轮番对他拳打脚踢，他除了大哭大叫外，什么也说不清楚，弄得民兵们束手无策，只得等大队部民兵营派人来带走。
       时近黄昏，大队部的人到后，民兵们边兴高彩烈地汇报抓“坏蛋”的经过，边将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的“坏蛋”从羊厩房里拖出来交给大队部的人。
       大队部的人一看可傻了眼，这人原本是山外边一个村子里叫闻家的、患精神病多年的、人们称为“闻疯子”的人，这几天从家里跑丢后，家里人正焦急四处寻找。
       抓坏蛋撞上一个疯子，村民们一下子泄了气，把人打伤了不知如何是好。大伙儿像冷蜂子一样，东一个，西一个的逃回家了。
       看到势头不妙，大队部的人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表扬人民群众“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专政”、“有阶级觉悟”。还说“宁可抓错好人一万，不可放过坏人一个”等诸如此类的话。
       后来，也是大队部的人通知“闻疯子”的家人赶来，用马架子将“闻疯子”抬了回去。
       再后来，听说“闻疯子”在抬回去的路上死了，被埋在路边的—个偏岩脚。
       在我的蒙咙记忆中，那一顶顶“尖尖帽”是大人们轮流戴着的。那时，父亲已经被调到八寨区当“农民革命军”的军长，我自然看不到他戴“尖尖帽”的样子。
       小猪倌
       小时候的我，个子比寨子里同龄的加友、八生、宝才老表他们矮一个头。房后的三老爹经常对母亲说：“你家小八十怕是一个矮子，长不大啦!”母亲说：“我家八十命苦，吃不好，穿不好，还要管家常，不像你家六斤一天好吃好过，当然长不高了。不过，哪家的小娃成器还难说。”
       由于家境的逼迫，我确实过早地成熟懂事，五岁多一点就挑起了家庭的大梁了。
       白天，母亲出工后，家里的一大堆家务自然就落
       在我的身上。放猪、打柴。这是我一年到头、一天都不能少的活计。
       为开“口粮钱”，母亲每年都要喂养一头老母猪和两三个架子猪。因为缺少饲料，猪关养是长不大的，必须吆到山上吃野草放养。每天吃了早饭后，我就戴上一顶烂篾帽，扛上一根竹响把，赶着朝夕相处的猪们，顺着寨子后边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到长满野草的山地去。于是，猪们自顾钻到树林中找食吃，而我却提着每天必带的大镰刀，或爬到树上砍干桠枝，或翻到岩子头上拣干柴，因为一家煮饭、煮猪食要烧的柴禾都是我负责的。到太阳落坡的时候，猪们肚子吃得圆滚滚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哼哼着走到一块集中，等着我扛上一捆柴，吆喝它们回家。放猪虽不是苦差，但也要精力集中，稍不注意，这几个嘴馋的家伙便会溜进集体的庄稼地或别人的自留地惹麻烦。一天中午，患感冒发烧有气无力的我在草地上睡着了，猪们偷偷地钻进李家的包谷地偷嘴，把人家的包谷苗吃了一大片，被李家现场逮个正着。李家我们喊大老爹的中年男子得理不饶人，硬是拖着我去数包谷窝窝，足足数了一百多窝。那天，吆着猪、扛着柴回家的我边伤心地痛哭，边用响把狠狠地揍那头带头惹祸的老母猪。回到家后，李大老爹背着篮子，提着口袋在向母亲索赔损失了。母亲边骂我，边向李大老爹求情。母亲好话说尽，最后还是让李大老爹背走了两大袋包谷。那一年，我们一家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靠山毛野菜搅面糊度日。二弟边吃边奚落我：“就是你不成器，让猪把我们的饭都吃掉了。”
       与人相处长了，猪也通人性。那几年，我放养的猪都给它们取一个名字，如“秃尾巴”、“高架子”、“小耗子”、“尖嘴”、“花肚皮”等等。只要喊谁、谁就会直起耳朵走到我的身边，乖巧地躺在地上，伸开四脚仰面朝天，让我给它们捉虱子抓痒。每天，只要我将它们从厩里赶出来，吆喝到一条山路，它们便会自觉的走到目的地，从来不会出错。地里没有庄稼的季节，将它们赶到草地，我便去忙做其它活计，太阳落坡的时候，猪们相互邀约起来。一个跟着一个的哼哼着回家来，从来不会迷路或走失的。
       别的人家养猪为过年，我们家养猪为开“口粮钱”。每年年底，在生产队算账“分红”之前，母亲就要将好不容易养大一点的两三头架子猪卖掉，为我们三弟兄开一年的口粮钱。当买猪人用粗长的棕绳拴着猪腰杆，将和我朝夕相处的猪硬拖走时，随着猪的哼叫，我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远远地躲在屋山头，眼泪禁不住一串一串的往下流。因为我知道，卖出去的猪，到新主子家好吃好喝几天育肥长大后，就要被摁倒在案板上，被人用长长的尖刀残忍地从脖子插到心脏，撕心裂肺地痛苦尖叫，然后四脚一蹬，随着鲜红的、冒着热气的血流尽慢慢死去。
       我们最盼望的是那头长毛嘴尖的老母猪一年能生两窝儿，一窝多生几个崽，这样我们的“口粮钱”才有着落。所以，在老母猪肚子里有儿的日子里，我总是把它当“功臣”对待。经常避开那些馋嘴的架子猪给它“开小灶”。当然，所谓“开小灶”，也不过是在用野草野菜煮熟的猪食里加一些糠皮和自留地里栽种的红薯等软饲料而已，油汤油水连人也吃不上。老母猪的一生肯定是享用不到的。老母猪怀胎，我们一家都很欣喜，在它“生产”前的一个月左右，它肚子里的小猪崽就会隔着凸得将要着地的肚皮蹦蹦跳，我和二弟经常将手掌放在被猪崽们撑得薄薄的老母猪的肚子上感受猪崽的蹦蹦跳寻开心。这段日子，我边放猪，就要边割一些柔软的杂草扛回家来，为老母猪和未出生的猪崽们准备舒适的猪窝。母猪下儿那天，母亲总是抬着火把，一夜到亮守在猪窝旁，为猪崽们接生。有时候，遇到老母猪白天产崽，“接生”的任务就由我承担。猪下儿是很痛苦的：在要产崽的前几天，猪崽在它的肚子里弹跳的幅度和频率十分明显，用眼睛都看得清楚。老母猪用嘴拉草垫窝，那一排奶包子胀鼓鼓，并且屁眼开始发红的时候，说明它就要下儿了。老母猪下儿的时候，总是懒洋洋地躺在草堆里，边伸脚抬头抖动，边喘着长气哼哼，艰难地从屁股上挤出第一头血淋淋的、带着乳白色衣包皮的猪崽。接着，接二连三地生出一窝猪崽，少的时候有五六个，多的时候有十把个。妈妈交待我，为老母猪“接生”要做三件事：一要把产下的猪儿顺到一边。防止被老母猪不小心压死；二要把裹在猪儿身上的衣包轻轻地撕掉，免得勒紧猪儿出不了气；三要在老母猪难产的时候，伸手帮它拖出卡在屁股上的猪崽，不然老母猪会被卡死。我最怕的是老母猪难产，为此我还吃了一次亏。那是—个冬天的下午，穿着一件掉完扣子的烂衣衫浑身发抖的我，按母亲的吩咐，老老实实地蹲在猪窝旁守老母猪下儿。以往猪儿都是头先钻出它妈的屁股，这一次是脚先出来了，头就是迟迟不肯出来。老母猪疼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哼叫，我也吓慌了，连忙掰开冻得手指粘在一起的手掌，伸出右手去拉猪儿脚。这一拉，猪儿随着一滩鲜血的喷涌总算出来了，可老母猪却疼坏发疯了，它突然抬起头照准我的腿肚子就猛咬了一口。我痛得抱着脚在脏兮兮的猪厩里打滚，不懂事的二弟也吓慌了。连忙跑到自留地里把背着三弟挖芭蕉芋的母亲喊了回来。
       那年头，靠养猪卖钱，我们家从来不差生产队的“口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