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月，幸福的九月，我和新贵、开朝等几个好友都考进了篾厂小学附设初中班。
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我们，读书欲越来越强烈。可是那时书的品种太少、太金贵了，课外所能看到的文学书籍和电影、戏剧，全是“样板书”和“样板戏”，翻来覆去，《红灯记》等几个样板戏中的台词大都能背诵下来了，久而久之，不免腻烦起来。偶尔有同学带很旧的“新书”，比如《林海雪原》、《
三国演义》连环画套书中的一本到教室翻看，一经发现，班里爱看课外书的同学便大声喊着：“我第一看”，“我第二……”。有时，同学问为争先后会动拳头。
渐渐地，看小人书已经不过瘾，便开始借小说看。而在篾厂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有小说书或小人书的只有两三家，要继续跟他们借书看，困难很大。他们以前借小人书给别人看，传来传去，失踪了不少。为此，他们惟恐重蹈覆辙，极少借书给人看了。是啊，在那个年代，丢失了一本《
西游记》或《
水浒传》什么的，想重新买一本，简直是做梦。
面对这种借书难的窘境，我们曾骂个不停：这些小狗日的，太小气了!骂归骂，书还得借了看。骂过之后，我们思索着如何接近书主讨好书主，使他愿借书给我们看。我们一碰头，便有了办法。晚饭后，我和新贵等几个好友跑到书主家，书主家有藏书，他是低我们一个年级的同学。我们到书主家后，帮他家推磨、铡马草、剁猪菜。然后，说出借书的愿望。第一、二次没有奏效，书主的父亲以书被借去还没还为托辞，挡回了我们的要求。可我们一如既往，继续到他家帮忙。第三次，他终于借了一本发黄的无头无尾的《
西游记》，并限定我们还书的时间。’我和新贵、开朝三人轮流看完后，按时还了书，取得了书主的信任。之后，我们陆续从他家借了《
三国演义》、《
红楼梦》，《苦菜花》、《烈火金刚》等古代、现代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可以说，我后来酷爱文学，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与这次打工借书是分不开的。
除借书看外，我们还想方设法自己赚钱买书看。
初秋的一个星期天，吃过早饭，我和新贵、开朝如约来到学校西南面的那两棵同心相连的古相思树下玩耍。突然，我们眼前一亮：浅草中的颗颗相思红豆，在太阳那万道金光的辉映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一个想法蓦地从我脑中蹦出：卖红豆买书看!想法一说出来，立即得到朋友们的赞同。于是，我们便争先恐后地拣起红豆来，不多久，上衣口袋就被红豆撑得鼓鼓囊囊的了。
星期天，我们几个带着红豆，步行二十公里到毗邻的红河州河口县桥头镇去卖。开始时，不好意思大声叫卖，见药摊上也摆有红豆，就轻声细语问那些民间医生还要不要红豆，沿街转了一圈，只卖出去百十颗，我们马上意识到：这种卖法，不行!
三人一商量，找个地点蹲下，打开一张纸，摆上红豆，大声叫卖。叫卖声吸引来一束柬好奇的目光，我们趁机大讲特讲红豆的好处：此物最相思，不仅是情人互赠的礼物，还有止泻的药用价值等等。不久，又卖出去三四百颗。
快散街时，我们拿着卖红豆得来的钱，喜滋滋跑进新华书店，买了大家都喜爱看的《小英雄雨来》、《刘胡兰》等10多本小人书。回家后互相交换着看，爱不释手。
吃到了甜头，以后每逢星期天，只要班主任不安排复习，我们便如法炮制，轮流到八寨、桥头、篾厂卖红豆实书，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
接到高中入学通知书，准备去县城就读时，清理了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竟然已有百多本小人书和《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10多本小说书。
二十年过去了，卖红豆买来的大部分书籍至今仍齐整整摆在我的书柜上，虽然有些陈旧，但页码却齐全如初。每当女儿周璞翻看那些书时，我就会给她讲卖红豆买书的故事，希望她多少能了解一些以前艰苦的日子，愿她求学的精神比我更胜一筹。
二
我上初一那年，二弟祖能上小学三年级。有一个学期，因母亲的眼睛患白内障病，需到昆明做切除手术(那时，州、县医院都不能做此手术)，家里只剩下我和二弟。有一天放学后，二弟和同学到山上吆马回家，爱冒险的二弟骑上无鞍子的马，哼着电影《侦察兵》里的歌曲：“……我们是人民的侦察兵!”学着侦察兵的样子，“驾——”一声长喝，拍马飞奔而去，马跑到村口时，得意洋洋的二弟被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树打个正着，人从马背上摔下，他的左肘骨被跌断，骨断处肉皮凸起来一大块。
他的同学骑另一匹马追上他，见到此情景，很害怕，把他送进公社医院后，急匆匆跑到我家，告诉了我事发的原委。我赶到医院时，医生已把二弟的伤处理完毕。医生说：断骨已扭正接上，需用夹板固定，用石膏敷半个来月，再到县医院照X光片，才能用接骨药。至少要花两三百块钱，治疗两个来月才能好。谢过医生。我领二弟回家。
那晚，二弟疼得直呻吟，我也彻夜难眠，心里老是想：要是父母在家多好啊!我打开记忆的大门，快速搜寻父母的朋友，我想起韩大爹，我想他定能帮忙医好二弟的肘。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学校请了假，打着一把伞为二弟遮阳，沿着那条赶街时不知走过了多少遍的山间小路，向八寨赶去。走了四个多小时赶到八寨。谢天谢地，韩大爹没外出。韩大爹笑笑说，没事，小娃的骨折好医，我领你们去找个人，不要几天就能医好。说罢，他麻利地煮面条给我们吃。吃过面条。韩大爹领着我们向浪桥公社的草果山村走去。
夜幕降临时，我们赶到了草果山村。韩大爹的老表(杨大爹)热情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敷上接骨草药后，他对韩大爹说：你们在这没电灯、没自来水的山沟沟里住不惯，吃过早饭就可以回八寨街了。再带几付药回去，照这个方法搞，就可以了，等星期天我来赶街时，再带一付药来敷就完全好了。
杨大爹的药果然神，回到八寨后，韩大爹照他所授方法给二弟敷了四、五次药后，二弟的手就基本好了，便能和新结识的朋友玩单、双杠了。
两星期后。父母从昆明回来，得知此事，非常感激。父亲领着我和二弟到八寨粮管所，找到韩大爹，一起到小草果山村拜望杨大爹一家，父亲说了一大箩感谢的话，向杨大爹递过去136块钱和20斤粮票。杨大爹脸一垮，说：“我给人治病，不图回报、不图钱，只想为更多的人消灾。多交几个朋友”。
他硬是不收父亲的钱和粮票。经韩大爹用苗语再三劝说(韩、杨二位大爹都是苗族)杨大爹才收下20斤粮票。我看见父亲的眼眶里泪水在打转，他拉过二弟给杨大爹磕了个头。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又领着我和二弟去看望过杨大爹几次，后来各忙各的，来往就少了。现在，杨大爹已去世，但愿夜深人静之际，我会忽然想起他、想起他坟头的青草。
三
中学时，正长身体的我们，除渴书外，还很渴肉。在粮管所和缝纫社工作的父母亲，收入微薄，总是精打细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厚着脸皮找熟人“开后门”，争取能多买点肉，以保证我们弟兄3人的营养，(那时每人每月凭票仅能买一市斤肉，怎么够
吃?)有一次，二弟病初愈，很想吃点鲜瘦肉。于是，星期天凌晨5点钟，父亲便到食品站排队买肉(比父亲先到的已有五六人)，轮到父亲时，父亲请师傅砍点瘦肉，可那师傅像未听到似的，一刀下去砍了两斤三线肉。父亲用哀求的口气再次请师傅给点瘦肉，那师傅恶狠狠地问父亲“要不要?不要就下次再来买!”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含着眼泪把肉提回家。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父亲的心，同时也迫使挺本分的父亲学着走“歪门邪道”，为我找了两个在供销社任主任的干爹(那时，公社管辖下的大队的百货及肉食由供销社统一调配、供应)，过年过节前和想吃肉时，我便和父亲天不亮就背着背篓步行20多公里的山路找我干爹，天黑才返程，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肉买回家。自从走了这条拜干爹买肉的路，我家基本解决了买肉难的问题，父母亲也丢掉了一块心病，再也不用到公社食品站买“受气肉”了。
四
中学时，每年寒暑假期间父亲都要领着我们弟兄3人，从篾厂乡回大栗树乡(那时叫公社)的倮洒村老家看望独守空房的奶奶。奶奶每次见到我们，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便挂满了笑。第二天，奶奶把自己怎么也舍不得吃的、挂在灶头上方那两只被火烟熏得黑黑的大猪脚中的一只取下来，交给父亲烹饪。
说烹饪，其实就是用木炭火把猪脚烧黄，再用刀刮净猪毛、烟垢等，洗干净后放进锅里炖熟。父亲按此程序把腊猪脚理麻清秀炖好，由奶奶看火，父亲领着我们弟兄3人上山砍柴，待我们把柴扛回家，喷喷香的猪脚令我们馋得直咽口水。那猪脚色泽犹如鲜肉，不咸不淡，恰到好处，香味十足，食之可口。猪脚汤煮出来的蔬菜也别有一番风味，吃起来柔软滋润。
每年，奶奶总是这样，把腊猪脚保管得好好的，一点也舍不得动它，直到我们放假回老家时才拿出来炖。
看着奶奶慈祥的面容，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可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奶奶，真苦了您啦!”因为在我父亲出世不久，祖父被抓壮丁便杳无消息，从那时起，奶奶一直领着父亲过日子。父亲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奶奶便独守空房，靠耕耘那几分田地过日子，主要经济来源是织麻布卖。我结婚时绷沙发用，的布，也是奶奶织的。
奶奶一生节俭勤劳，一点也闲不住。我父母三番五次叫奶奶从倮洒搬到篾厂和我们一起生活。可她老人家总是说：我在倮洒生活几十年了，喝惯了这里的水，看惯了这里的山，搬到篾厂过日子。我实在过不惯。再说，你们那里没有地挖，养不成猪鸡，一天闲着吃饭，我闲不住，闲了会得病。
我们弟兄3人逐渐长大懂事后，也曾多次劝说奶奶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可还是没有奏效。她老人家就这样一个人独自劳动、生活着，直到永远离开我们。
奶奶离开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可她那慈祥的容颜恒久地镌刻在我的心上，她吃苦耐劳的精神鼓舞着我克服了人生旅程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关，她腌制的腊猪脚够我咀嚼一生……
五
上初二时，正赶上学校转轨定向，一股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热潮，伴随着电影《决裂》的余音，把我们篾厂小学附中的师生推到一个上不挨村下不着寨的地方，创建文山州惟一的一所半工半读“七·三零”中学。
开学后的第一课是盖学校，我们初、高中部4个班近200名学生和10多名教师，分别住在沙坝生产队的队房和农民的家里。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扛着锄头、挑着箩、拿着粪箕。到工地上开挖和平整地基。地基挖好，砌好了石脚，学校将沙坝村无偿赠给的那4格旧房屋架立起来，我们开始钉椽子、盖瓦片，到老刀大箐里砍伐竹子做成竹篾笆。铺在楼楞上当楼板用，用木板把楼上隔成宿舍，老师住中间，把男女生隔在两边。教室的课桌用木板做桌面，树杈当脚搭成。这就是我们“七·三零”中学集教学、住宿为一体的“综合大楼”。
到老刀大箐里砍伐树木建盖校舍的一天，一块锋利的石头穿过我的鞋底，把我的左脚板划了个三寸来长的口子，开朝听到我“哎哟”的大叫声，拨开浓密的竹林，赶过来，脱掉我左脚上的鞋，撒了泡尿淋在伤口上，并要来了几支香烟撕碎，把烟丝糊在我的伤日处。用手帕包好我的脚，背着我回到沙坝村。第二天，班主任老师跟沙坝生产队长商量后，队长派了个社员用一匹马把我送到篾厂公社医院住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等我出院，建校表彰会已开过，我得了个二等奖，领到一张用大红纸做成的奖状。
伤愈返校后，同学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都很关心我伤口的恢复情况。这时，我发现少了班长和其他几个同学，一问才晓得他们有的已回家，有的已转学。卷起行李回家的那几个同学认为：来学校每天只上两节课，第一节还是农基课，下午全是干劳动，家里就在农村，在学校干劳动不如回家；转学的同学认为：这种书有哪样读场?早走为妙。
人各有志，走就走吧。留下来的毕竟是大多数，我们这些“坚守阵地”者，继续过着每天只上两节课，下午劳动，自己种蔬菜，自己煮饭吃的半工半读的校园生活。
“七·三零”中学仅办了一年多的时间，便迁回篾厂公社所在地粑粑厂，回归了原来的全日制教学。拆迁那天，父亲找了6匹马，驮回一驮我种的大青菜、白菜，驮回5驮我砍的柴禾，也驮回了一段历史的印记……
六
篾厂，有一条令我们魂牵梦萦的大河——桥头大河。那时，夏天的每个星期六放学以后，新贵、开朝我们几个好友脑中蹦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到桥头大河捕鱼去!丢下书包，带上撒网、捞兜、塑料布和手电筒，唱着欢快的山歌，我们向离篾厂五、六公里远的大河边奔去。
来到河边，我们并不急于下手，而是顺着河水逆流而上，凭经验观察哪段河里有鱼，又易捕捞，才动手劈岔。所谓劈岔，就是在河床里有两条河道的地方。疏通(劈开)一条河道，用石头、泥巴、杂草和塑料布把选定捕捞鱼的那条河道的水堵起来，并使其流进另一条河道里，这样就会水落石出，鱼全部暴露。然后，在堵好的河道下游放下竹篾编成的鱼篓。再从上至下用生石灰或一种野生的闹鱼藤，放进水中猛搅，把鱼熏晕，或是把鱼撵进下游的鱼篓里。这是第一种捕法。
另一种方法是：等夜幕降临之后，带上捞兜、手电筒和其他必要的捕鱼工具来到河边，脱掉衣服，跳进河里，两个人一组，一人在河下游放好捞兜，另一人在捞兜上游用竹竿猛捣，把鱼撵进捞兜里。用此方法，需要较好的水性和捕鱼技术。我与新贵是一对好搭档，水性好技术也高，开朝水性差些，只能打打下手，他抱着我们的衣服，打着手电筒照着我们沿河前进。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六9点钟下晚自习后，我们用这种方法到桥头大河折腾了一晚，捕到10多斤棍子鱼、花鱼、花江鳅。当我们把所获的胜利品开膛破肚，用盐腌好，已是凌晨两点多了j因没有油炸鱼，我们只能用铁锅将鱼焙干收藏起来。
除了捕鱼，还有一件快事，那就是看露天电影了。那时，只听说过有比看电影更过瘾的黑白、彩色“匣子”叫电视，可从未见过。因此，看电影便是最高档的文化享受了。
一天中午，在上学的路上，听到一个同学说：今晚去不去看电影?发全家爹在收工的路上碰着驮电影机的人啦，说是到大新寨的，有两部新片子!听到这消息，我们大声欢呼，奔走相告，巴不得把这消息传遍全世界。
那天，有好多同学没吃上晚饭，匆匆扒了两碗干冷饭就上路了。当我们步行10多公里赶到大新寨，队房前晒场上已经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二弟在人群里看不见银幕，我领着他挤到一个鸡圈上站着看，从《新闻简报》一直看到正片结束，硬硬站了两个多小时。
在露天场子里一动不动地呆站两小时，是很累人的，那时我们却毫无感觉。幕布在风中抖动，枪声炮声不断，战士们冲锋陷阵，敌人成片倒下，革命歌曲回荡在无边的黑夜。那是一个梦，一个山外世界的美梦，能做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人生美梦，真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