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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当过知青，内心深处对这伙人，总有点成见不太正确。首先不喜欢公子小姐的落难情绪，知青刚下乡那会儿，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在农村寄人篱下，当时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干活一个个不怎么样，衣着光鲜，男女皆引人注目，一过年便回城。知青难免都有一种情结，觉得委屈了自己，不应该当农民，凭什么，难道乡下人天生适合呆在农村。
       王小波的一个比喻，让我看法立刻改变。他举例说刚下乡时，很多农活都是驴子在干，知青们去了，人多活少，因为吃苦耐劳，原本驴子的活儿，让城里来的年轻人给承包了。驴子闲着还得吃饲料，有点浪费，便被农民宰了吃肉。这事顺理成章，等到王小波他们突然觉悟，才发现不知不觉中，一颗红心大有作为的自己，已赫然变成了驴子。人一觉悟，麻烦就来，不管怎么说，国家和人民培养了许多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肩负着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使命，谜底一揭开是这结局，多少有点尴尬。
       只算政治账，知青下放还真没什么不对，让孩子们吃点苦，锻炼锻炼十分有必要。一算经济账，完全不对了，人再贱，再不值钱，与驴子相比，立刻黑白分明，连傻瓜都会明白要昂贵太多。同样的例子是我伯父当年在五七干校放牛，他是位高级知识分子，拿很高的薪水，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国营大工厂六七名职工。我觉得文革中最冤大头的便是付大价钱来养那些高薪阶层，与革命群众相比，绝对同工不同酬，太不划算，今天常听到的词是“高薪养廉”，那年头是“高薪养牛”。
       要说伯父也够辛苦，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住地道的牛棚，半夜三更要起来为牛把大小便，照料小孩子一样。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书呆子，我不太明白，反正他兢兢业业，干得挺欢。环境脏些，体力辛苦些，与过去沉重的案头工作相比，与多变和捉摸不透的意识形态对照，养牛显然轻松许多，吃得香，睡得着。
       简单地算政治账，这是最好的改造思想，算经济账就对不住国家了。文化大革命革的是文化的命，真正吃亏的却是经济基础。我们是个不太习惯算经济账的民族，虽然也说“亲兄弟明算账”，也说“先小人后君子”，也锱铢必较，也毫厘不爽，骨子里却向来重义轻利。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荣，利容易计算，义往往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便一次次犯糊涂，经济账是死的，政治账太灵活。都说人不能掉到钱眼里，可经济毕竟是基础，基础扎实，别的事才好办。■
       【杨孔翔荐自《现代快报》2008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