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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的进化观念出发，胡适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活的工具”就是指活跃在老百姓嘴上的“自然语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一种文学形式的最初发轫是在民间，一些独具慧眼的文人士大夫看见了觉得好，就把他吸收进创作里面。有文人的参与当然不是坏事，参差的字句变得规整了，幼稚的技巧变得纯熟了，平庸的意境变得高超了，但随后便会跟来大批拙劣的抄手，只知亦步亦趋，将形式玩得越来越复杂，完全遗忘了文学的精神，最后只剩下一堆陈词滥调坏在那里。一二天才巨手只得再次向民间寻找变革的基因。
       与大批体制内作家运用死的语言放声歌唱的阵势相比，新时期以来也有一些作家能够充分运用活的工具“说人话，做人事”。比如，王朔的小说，于坚、伊沙的诗，王小波的散文随笔，李慎之的政论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先不说这些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因为思想和审美是见仁见智的，单说这些作家能够充分吸收民间方言、俚语，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很不容易。尽管与真正民间语汇的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相比，这些作家由于受生存环境、出版政策、发表媒介、书写工具等的限制，仍然不能做到“有什么说什么”。
       如果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白话文学只有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阶段。
       网络文学就相当于过去年代的手抄本，网络作家就相当于科举时代以“俗文字”自娱娱人的“白话作家”。虽然网络对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农民、漂泊在城市的贩夫走卒来说仍然是奢侈品，两亿网民在十三亿人口中也是少数，连零头都不到，但毫无疑问在当下中国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人群中，“网民”属于最大的草根阶层。网络文学就是当代的民间文学。它的发达标志着“沉默”了几千年的“大多数”有望不再“沉默”。
       夫网络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恩宠，不入正统之法眼，每受网警之打压，而卒不能断绝者，何也？我以为是网络代表了一种人性之自然趋势。就像在古典时代，功名富贵买不动曹雪芹、施耐庵，政府的禁绝、毁版挡不住《三国》、《水浒》的流传一样，网络文学只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为人们阅读交流的首选。因为网络文学使用的是一种更快的工具，更白的白话。官僚、权贵、士大夫之流当然瞧不起，但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文字一开始就不是写给这些官老爷或翰林供奉们看的，就像在文言时代人们瞧不起《水浒》、《三国》、《西游》一样，但几百年过去，那些翰林的“应制帖”、状元的八股文哪里去了？汗牛充栋、累筐盈箱的策论、时文不过是给历代收废纸的老汉提供了谋生的饭碗，倒是那些当时连饭也吃不饱，喝酒都要靠“按揭”的曹雪芹、吴敬梓们的著作却代代流传下来，以每年数百万册的销量影响着千百年后的读者。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文学不是和庙堂文学“争一时”，而是“竟千秋”。随着时间的无限延宕，新一代在网络中长大，完全没有纸质阅读习惯的读者成长起来以后，网络文学、网络语言对人们的日常交流与写作将会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总之，“活文学”必然要代替“死文学”。五四时期“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仍然是现时代作家们的使命。几百年过去了，文学创作无论从创作手段还是工具、材料上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思想和表达自由方面来看，文学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吴敬梓、曹雪芹的困难仍然是我们的困难。僵死、腐朽的文学不会自己跑掉，每一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要想打倒它，仍然得像前朝先贤们一样顶住来自权力与世俗的双重压力，十年面壁，勇猛精进，写出“比白话更白”，“比人性更人性”的文本。此外，一切怨天尤人、伤心落泪、骂人叫局、等待观望都不是有效的法子。■
       【杨兴文荐自《西安晚报》2008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