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过犹不及。西谚亦云，真理过一步即成谬误。事实也的确如此，茶水斟满了要溢出来，肥皂泡吹大了会破，给人看相也只能恭维他红光满面，决不能说红得发紫。
过头话便是说得太“过”了的话。何谓过？一是超过了事物本来的实际程度，亩产几百斤说是几千斤，写几首诗说可得诺贝尔奖；二是越过了人世间的常情常理，说高山可以低头，河水可以让路。这两种过头话似乎容易看破，其实未必尽然，君不见为“文革”唱赞歌者还在滔滔不绝，不过改变了一下话题么。
上述两者以外，还有一种好心的宣传，想歌颂或反对的并不错，问题是宣传过当，有如防卫过当一样，结果反而弄糟了。这在纪实、自述和传记一类作品中，尤其是不可忍受的缺点。有的作者，名位既崇，实在没有歪曲事实讲违心话的必要，可能是受定势思维支配，习惯了照本宣科，写出来的东西每每不顾事实，悖于常理，与其说看了可恼，还不如说为他可惜。
2008年3月21日《文汇报》“新书摘”一栏，摘刊了杨振宁的《曙光集》，其中记述1962年杨父接受了“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引号内为书摘原文，下同）去日内瓦劝杨回国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宣传过当之一例。
杨氏父子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因为爱国，父亲才不远万里去找儿子，给他写下联语作为座右铭：“每饭不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宏”疑当作“隆”）；因为爱国，儿子才在今天写书出书，复述父亲的话，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但父子俩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家之可贵，正在比常人更富科学精神，更尊重事实，更不会说不顾事实的过头话。但在这里，我们却失望了。
杨氏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说“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这当然都是事实；他们“灵魂深处的愿望”，是“有生应感国恩宏”，要赞颂新中国，这当然也是事实。但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说“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过头话。
杨氏所谓“从前”，当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几千年来缝衣裳打鞋底的针难道都是从芝加哥、普林斯顿进口的么？事实上，《
礼记》中便有“纫针请缝”的记载；《左传》也有记载，成公二年即公元前589年，鲁国为了向楚国请盟（求和），曾送给楚国数百名工匠，其中便有“执针”（缝纫女工）百人，既人执一针，亦有百针，这么多针更非舶来。我和杨氏一样，亦生于“从前”，儿时所见机制钢针，也都是汉口或长沙的产品，怎能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呢？
至于水灾旱灾，乃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避免的自然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氏说因灾死人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了”时，正是难忘的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虽未明文公布，不敢随便乱说，但无论如何，总不会“完全没有”吧？
这当然是杨老先生“原创”，杨老夫人亦曾叫他“不要专讲这些”，并以自己摸黑起床买豆腐仅得两块不完整的为例，说“有什么好”。但杨先生写书时的看法，仍是父母“二位的话都有道理”，对于父亲的过头话，至今并未表示丝毫不认同。
杨氏父子“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拳拳之心，无人能够怀疑。他们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自不忘随时随地为“今天”作宣传，讲好话。但即使是好心讲好话，亦需尊重事实，不悖常理，而不应该宣传过当，说过头话。如使看者觉得肉麻，又何苦呢。■
【宏伟荐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