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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四月一日是文山建州的喜庆日子。然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建州(1958年4月1日建州)一个多月后，我在中越边陲的富宁县木央乡出生，从此开始了同自治州一起成长的人生历程。
       我的家乡是苗族聚居地区，地处中越边境上的一个贫困山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生活在边远、贫困的边境线上的穷苦苗族农民，艰苦的边境山区生活铸就了他们勤劳、朴实的品质和边疆高山一样沉重的性格。边陲的苗族山区同我州大多数少数民族山区一样，教育落后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也是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我家乡村小学和大队完小附设初中班读完的。六、七十年代苗族聚居的边境乡(当时称“公社”)。行政村(当时为“大队”)学校教育的条件可想而知，但我们这一辈毕竟比父辈幸运多了，尽管条件很差，但自治州还是为我创造了读完小学、初中的基本条件，为我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1972年，我在富宁县木央公社附设初中班读完初中。我初中毕业以“德、智、体”三方面都比较优秀为由，踏进了自治州惟一的最高学府——文山师范学校的大门，深造了两年毕业后顺应当时的从边境来回边境民族山区开展“边陲教育革命根据地”的大潮流，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木央公社普阳大队附设初中班任教。当时，像我这样的中师生，在中越边境我的家乡苗胞中还是个“高级文化人”。不久后，我成为大队完小教导主任、校长和区中心校校长，再后来，我参加了州、县委民族工作队到边境一线开展了“地下”民族工作。尔后，历任乡镇党委宣传委员、纪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1996年夏调到州里任州民委主任，2003年2月被选为州人大副主任。
       回顾我同自治州一起成长的历程，我深深感到党的平等、团结、进步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如果说没有党的民族政策，如果没有党的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政策，像我这个中越边境上穷苦苗族农民的儿子，至今也许仍然是贫困的农民。实事求是地说，比我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有的是，但党把我放到这么重要的州级领导岗位上，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提出的实现各民族平等、进步、繁荣的政治主张是实实在在、坚定不移的。我深知，党悉心培养我是为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干部政策，是为了让我为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中越边境苗族干部做出表率，更是为了让我为党和少数民族地区多做一些工作。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才华出众。为此，无论在基层工作还是在州里工作，我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用江泽民同志勉励中青年干部的四句话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廉洁自律、无私奉献”。我在乡、县、州里工作的这19年，是我们州及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新时期。其间，我出席了第四、第六两届州委党代会，州第八届、第十一两届人大代表会和省第九、第十两届人大代表会；在省委党校、中央党校和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学习过七年。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逐渐成熟，特别是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锻炼和思考，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提高，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事民族宗教工作近七年，我认真学习邓小平、江泽民的民族宗教理论，通过调查研究尽快熟悉情况，在(自治州)州委和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州民委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充分调动民委系统的全体干部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边境文山民族自治州民族宗教工作的特点，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在我州贯彻落实，在历届州民委领导班子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州 民族宗教工作，使民族宗教工作为全州“三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新贡献。
       人类已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于年轻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来说，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下，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发展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但我相信有党中央、省委和州委的指引，更有我们党八十多年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经验，特别是有文山330多万各族人民的真诚团结，年轻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一定会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前进，并赢得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