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笑花》是文山州惟一一份具有国内公开发行的统一刊号以及国际标准刊号的严肃文学期刊。
曾有饱学之士这样认为：《含笑花》不是一本静态的杂志，而是一棵具有生命力的树。对于这一高见，笔者不但赞同，而且乐意不顾孟浪与浅薄之嫌，就这棵树的生命价值发表一番浅陋见解并求教于方家。
一、《含笑花》生发前后
(一)边陲文人的沧桑话题
虽然，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并被喻为“中国三七之乡”的文山州，早在两千多年的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被中央王朝列为郡的辖区之一，然而由于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民智未开等实情，被司马迁在后人将其称为“史家之绝唱”的《
史记》中记述为“蛮夷之地”、“化外之邦”，尤其那段“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糜磨之属君长以什数，滇最大……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的描述，十分贴切地阐明了祖国西南边疆广袤山川之广大民众的经济、文化和生产生活情况，而当今文山州这片31456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是两千多年前被称为“西南夷”的最边远地区，那么其民智的愚纯程度应当可想而知了。
当历史的长河流淌了1600多年以后，便是大明朝政权在云南设置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史司(简称“三司”)的鼎盛时期，再随着边疆的日益稳定和市场的日益繁荣，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6年)，继而边地土司龙上登奉命晋京领职、开阔眼界和尊孔习儒以后，汉文化之风才姗姗拂入山门，特别是清康熙六年(1667年)实行改土归流以及汉族人口与日俱增，再随着开化府的建立和设教授、训导署、建师庙、办庙学的兴起，识文断字以及用诗文抒发胸臆情愫方才成了极少数人的一种精神寄托，然而，那时开化府最大的藏书阁里，也只有《
史记》等16种共57部(本)书籍。到了清代中期，道光版的《开化府志》所收录的文人墨客和作品也是寥寥无几，而本来就寥若晨星的那些个桑梓墨客们，除了极少数的作品被收入1923年形成的《民国文山县志稿》以及作为碑记、楹联、壁刻流传后世外，绝大部分是一人写给几人看甚至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案头小品，委实没有较大的社会意义。
虽然，清朝末期和民国期间，文山州这片土地曾诞生方友石、李健、柯仲平、楚图南等文化大家，然而这几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化人物都是青年、甚至少年时期离开故土前往昆明求学以后，方才逐步名扬四海的。
虽然，自民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文山境内的文化教育日益发展，有识之士逐年增多，却又由于境内没有专门刊载文人作品的文学期刊，众多能够提笔写出绵绣文章的知识分子们，也只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于案头，像小家子酿酒的农户那样，自酿自品其劳动成果，充其量也只是几个人互相传看。由于不可能进入排版印刷程序，那些虽然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往往不加锤炼，一稿定音，缺乏深度与广度，甚至苍白生涩，不可玩味，从而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当历史的时光照耀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的那个年头之际，一份专门寄托边地文人思想感情并营造文学意象的纯文学期刊，在被命名为《文山文艺》的同时，以16开64页的“内部资料”形式，由州群众艺术馆郑重推出。继而，这份很大方很朴素也很有分量的文学期刊，便受到边地民众尤其教师、中学生和驻军指战员的欢迎。
那年头，直接策划并担任《文山文艺》编辑的王洁先生，委实受到众多文学朋友的尊敬与爱戴。
(二)山梅绽放红艳艳
1981年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根据文山州即将成立文联并且要办文艺刊物的实情，批准即将成立的文联创办被定名为“山梅”的综合性文学双月刊，同时希望文山州委加强对于文艺界的领导，使《山梅》杂志按照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并结合当地特点，越办越好。一个多月以后，《山梅》文学双月刊便以云南省出版管理局批准的“045号登记证”正式出版，并经省邮电局核实以后，正式公开发行。
《山梅》从1981年2月创刊号至1986年6月30日的终刊号，一共走了5年零6个月的路程。在这段不长不短的历程中，由于办刊人始终在高举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之前提下，结合当地实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从而使34期《山梅》杂志(终刊号为33、34期合刊)犹如六诏山脉所绽放的报春红梅，在向人们传递撩人情怀的信息之际，也给人们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尤其1982年11月6日《解放军报》二版，以《用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山梅〉杂志发表大量军事题材作品》为题，向军内外广大读者作了报道之后，文山军分区政治部就向全区部队发文规定：每个连队每年订阅《山梅》杂志1份；继而，文山州438公里边防线上的子弟兵们，就将《山梅》誉为“战地之花”、“具有边疆风味的精神食粮”；与此同时，全国十几个省(市、区)的读者也来信给予称赞。
对于文山州广大作者的心态而言，现任丘北县文联常务副主席的季炳成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以最简洁最洗炼最真挚的文字作了概括：
“因为幸遇了《山梅》，从《山梅》的微笑里，我看到了从春天里透出来的一线亮色。于是，我就朝着亮色走，走啊走，走进春天里正在吐蕊的《含笑花》。”
(三)边陲盛开含笑花
在《山梅》停刊之前的1985年3月10日，州文联出版了内部性质、拟定两个月一期的四开诗报《含笑花》创刊号。一年以后的1986年3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在对文山州委宣传部作出《关于批准〈含笑花〉公开发行和停办〈山梅〉的通知》中指出：考虑到《含笑花》诗报自1985年11月批准内部发行以来，除了深受各方面关注以外，它作为诗报的形式，也不与省内其它文艺刊物重复的因素，决定在停办《山梅》的同时，《含笑花》诗报自当年下半年起，由双月刊改为四开四版的月刊，并且由内部性质改为国内公开发行。从此，《含笑花》身价倍增，社会影响更大。
三年之后的1989年2月，文山州文联根据本土实情并征得州委宣传部和州委主要领导的同意后，向省新闻出版局呈递了一份关于《含笑花》诗报要进行改刊、从而增加容量、增加不同体裁和风格之文艺作品的报告。不久之后的三月初，省新闻出版局就以“云新出(1989)报字第6号”文件作出批复：允许《含笑花》诗报改为16开本，为文学双月刊，64个页码，国内公开发行。
一个多月后的仲春时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题书刊名的综合性文学双月刊《含笑花》便在发行了40期诗报的基础上，以“半吐微开，临风荃尔”的风姿，展现在刚刚散尽硝烟的祖国西南边陲之“中国三七之乡”，从而在与众多文学作者结下难解情结的同时，又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品格，给广大民众予精神上的慰藉，并且成为文山州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含笑花》敞开情怀
(一)心灵深处的呼唤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山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升起“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旗帜引领下，都觉得热血沸腾，应当做些事情，以求达到与心里头某种情绪相对接的目的。于是，一批批有识之士便把思想感情倾注于笔端，写啊写，从此与州文联主办的文学期(报)刊结下不解之缘。
以下这段文字，是一个叫韦世平的文友之亲身经历。似乎，可以作为诸多文学爱好者起步的景况和切身感受——
他说：因为他爱好写作，父母亲多次劝诫和哀求，要他停止这种看不见收获只能算是不务正业的耕耘，然而他心已所属无法改变，每天依然躲在小屋里谱写其心中无尽的喜怒哀乐。
17岁那年的夏天，他收到了一封《含笑花》编辑寄来的函件，便又惊又喜地打开翻看，终于看见了他那小小的名字署在了那首名叫《故乡的山》的诗歌下面。那正是他多年以来苦苦追求而获发表的处女作。刹那间，两行热泪不禁涌了出来，因为这是他将无数个黑夜交给孤独，以及将多少寂寞忧伤融入方格的结果。过了两三天，他又收到了《含笑花》编辑部寄予的15元稿费。于是乎，在同学们钦佩的目光中，语文老师当场表扬了他。后来《含笑花》发表了他的《开玩笑》、《试心》等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到目前，他已在《农民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农民文摘》、《辽宁青年》等6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有的作品还获了奖。
他曾这样感慨：“写作这条路真的很难，多风多浪。但我要勇往直前，直到生命之船沉没的那一天!因为我爱；因为《含笑花》给我铺就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其实，像以上这位文友的故事，文山州20多年以来的“含笑园地”里，早已屡见不鲜。
(二)本土作家频频涌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山这片红土地就开始孕育自己的作家。迄今，其文学作者的情况大至如此——
第一种状态：以屈庆琮、黄士鼎、戴光禄、那家佐、王洁、杨照昌、代成弼、冬旭、张鸿鑫、俞维祥、杭忠心、陆诚、刘德荣、刘德昌、金星高、张任、赖文凤、郭明进、高星、蒙祖寿等同志为代表的近三十位元老级作者群；
第二种状态：以陈宗光、吴传玖、刘建军、朱耀东、黄玉春、耿君宇、祝正礼、杨增金、文福祥、王玮等同志为代表的二十几位军旅作者群：
第三种状态：以黄懿陆、吴佳权、刘建华、李宗云、侬怀伦、黄保兵、王开、耕夫、张远达、张荣昌、戚洁、詹锦龙、唐丽萍、刘禹耕、杨映雪、颜恒、李楠等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几位知青型中年作者群；
第四种状态：以周祖平、王建芬、柏桦、王豫文、廖云华、何元超、林浪平、罗成晖、王立辉、高剑鸣、刘廷贵、陆贵庭、何泳进、周家鸿、龙符、郭绍龙、孙小荔、吴薇、王勇、张邦兴、杨桂林、杨茂鑫、柏昌明、郑世伟、韦世平、唐文荟、王永坤、俞志平等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几位实力型作者群；
第五种状态：以唐文华、李光员、李万辉、张忠明、周朝荣、何源梅、袁微、郑先怀、段雪梅、郭文俊、杨琼梅等同志为代表的二十几位青年作者群：
第六种状态：以季炳成、朱法飞、郭若辉、朱佩云、雷刚、范正光、郭云沧、李正荣、李红林、张华、李敬华、陈维刚、马慈相、朱志刚、谭凯、胡发平、邓林芬、杜维明等同志为代表的近四十位丘北县作者群。
以上罗列的近200位本土文学作者，都是在《含笑花》园地长期坚持着辛勤耕耘并且获得可喜收获的同志。可以说，文山文坛二十几年的文学旗帜，是这近200位热血文人共同擎起的。
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工作的需要，如今这近200位仁人志士当中，有的黄鹤西归，有的退休赋闲，有的调往异地，有的回归故里；有的担任党政领导和军队干部职务，有的担任教授、讲师、编辑，有的弃文从商，有的还在文学道路上行走；有的七老八十，有的豆蔻年华，但只要谈及《含笑花》，无论他是什么头衔何等身份，都会兴奋地承认；那是自己寄托情感的载体，那是锻炼自身意志、抒发自身感情、烘托自身形象并向社会展示自己才华的载体。通过走入《含笑花》园地这段路程，之后的道路才会日益宽广起来，心灵的仓库也才随之充盈起来。
(三)外籍作者和名家乐意走入和扶掖
《含笑花》虽然生于边陲长于边陲，“好似掩面窃喜，抿嘴含笑”的少女，却因为始终在柯仲平文学创作精神的鼓舞下，坚持展示革命军事题材特色、老山战区特色、边地神秘文化特色的办刊宗旨，使其园地具有吸引州外、省外乃至国外的著名作家、学者和高级领导的魅力，继而获得关注。其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
1、曾经因为《含笑花》举办当年的“老山战区军民共建诗会”，以及陶冶战士情操、讴歌英雄业绩而致信而题书社团之刊名，或者乐意于担任某诗社顾问的有：文坛巨星巴金、原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政委杨白冰、原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以及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萧军、刘绍棠、魏巍等。
2、囿于琐事或身体状况不佳、既没亲临文山，也没给《含笑花》赐稿，却也对之题词的有：楚图南、贺敬之、丁玲、冯牧、艾青、张光年、冯至、朱子奇、钟敬文等我国当代文化艺术界的领导、著名学者、诗人、评论家共72位。
3、亲临文山走一走、看一看并直接对《含笑花》“浇水培土”的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和邓友梅、《中国作家》常务副主编章仲锷、《文艺报》“社会副刊”主编吕虹、作家出版社社长暨《大众文艺》主编李景锋、《绿叶》主编高桦、被誉为中国散文编辑第一高手的范希文、蒙古族著名诗人查干、《人民日报》“文学作品”副刊部主任袁茂余、《世界华文文学》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白舒荣等30多位著名作家、诗人和编辑家。
4、境外应邀和慕名到文山采风并与《含笑花》联谊的有：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新钿博士夫妇、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常务理事暨著名作家陈娟博士、香港古典文学作家金东方教授以及日本、新加坡、美国、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十几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华人作家共38位。
5、省内领导和作家、编辑们对于《含笑花》之关爱与扶掖更是频频而来。其中，对文山文坛倾注心血最多的有：彭荆风、周良沛、史宗龙、刘鸿渝、那家佐、陈志鹏、杨照昌、黄士鼎、张永权、晓雪、黄尧、张昆华、杨知秋、刘永年、米思奇等二十几位。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罗列的若干著名人物以及诸多实在难以列举姓名的外籍名家从《含笑花》这条“山野小径”和“边地桥梁”走过，《含笑花》才有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生存意义，从而成为文山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闪光点。
三、含笑历程二三事
在文山州的文学园地里，除了正常的耕耘与收获，作为载体的《含笑花》又生发出以下值得提及的话题。
(一)几次重大的活动
1、“老山战区军民共建诗会”活动。此次活动的开展，从1985年延续至1988年。在这一活动的推动下，仅1985年以内，军地双方就相继成立了“红棉”、“老山魂”、“醒狮”、“开化”等33个文学社团及苑地，计有千人之多的热血青年欣然提笔，写下了大批反映老山精神、边地特色以及歌颂四化建设的作品，受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文联、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高度赞扬；尤其1986年11月11—14日举办的共有100多位同志参加的诗会，严肃地提出和确立了“老山诗”的称号和地位，从而树立起新时期和特殊环境下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一面旗帜。
2、“老山笔会”。举办于1989年11月，共有来自湖南、江苏、西南诸省以及云南省内的近百名文艺人士参会。此次会议通过一连串的边关军营巡回、老山主峰采访、烈士陵园拜谒等活动，使作家们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净化、精神上的洗礼，是一次崇高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而坚定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人生观和使命感。
3、’97滇东南笔会。此次笔会于1997年10月29日在文山举行开幕式，11月6日在麻栗坡举行闭幕式，共有以中国作协副主席蒋子龙等来自大江南北的著名作家、编辑和本土作者237人参会。对于外来作家和编辑家，这是一次认识文山拥抱文山从而歌颂文山的机会；对于本土作者，无疑便是通过接触外来名家，从而获得更多知识以及创作养分的极好机遇。通过此次笔会，文山人所获得的精神实惠，那是十分可喜的。
4、“2000年广南笔会”。会议于11月11日—16日先后在广南、八宝、砚山、丘北等风景名胜区和山野田园举行。参会者共计120人。其间除了以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台湾著名作家黄春明等38位分别来自北京以及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作家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本土作家。会议的主旨是：宣传文山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丰富奇特的边地物产；让世界了解文山，让文山走向世界。这次会议获得了中共文山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姑且不说会议的系列活动以及会议之后的社会效应，仅仅就是会议期间的一个故事，就能领悟到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和历史意义。这个故事就是：在广南县城之铜鼓广场，广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精心准备了一批被中国科学院认定为世间稀有的木兰科树种——千年含笑，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十分高兴地种下一株株珍贵的“千年含笑”后，又出现了三次心灵的震动，一是这片刚刚种下“千年含笑”的园地，已被广南县委取名为“世纪含笑林”；二是广南县委宣传部已将每位作家所种的树编上序号和注册存档，待将来小树长成大树，就在每一棵大树跟前插下牌子，上书：此树于某某年某月某日由旅居某国的海外华人作家某先生所种等字样；三是台湾著名作家黄春明先生当场应邀挥毫大书“今日含笑，明日笑开”的墨宝，作为永久性纪念。
(二)外籍作家对于文山的宣传
含笑文苑因为有了以上罗列的几次重大活动，也就产生了不含本土作家在内的若干篇在国内乃至海外颇有影响的文章。首先，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发表于199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第11版，题为《普者黑》的散文；其次，便是云南鹏程艺术基金会会长、著名文化活动家陈志鹏先生的《情与缘》、《莲荷散淡》；著名作家殷宗器的《三游普者黑》、《漱石枕流摆龙湖》、《普者黑，十里湖光一船秋》以及查理的《普者黑》等；接下来，便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的《世纪末乡情之旅》、鹏志的《文山行》、吴丕清的《甜甜“苦旅”》、欧之德的《踏青世外桃源》等；再接着，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们专为文山所倾诉的亲情和友情，譬如日本华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法国张宁静的《在云之南》、台湾吴孟樵的《云岭一瞥》、新西兰瑞瑶的《壮乡风情》、澳大利亚沈志敏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加拿大姚船的《普者黑的篝火》、美国周琼的《美不胜收在文山》和余国英的《相约于含笑花树之前》，菲律宾沈志敏的《文山地区和文化苦旅》、庄子明的《云岭文化苦旅千禧缘》(选载)、东晓的《蜜月云南行》、紫茗的《普者黑》，以及新加坡骆明的《村寨行二帖》等饱含深情的文章，将文山这片昔日的“老山战区”之独特区位、神秘物产、浓郁风情、潋滟风光以及300多万各族人民的品格、气度、风范、节操等自然状态和人文景观在国内外展示出来，使文山这片版图提前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和喜爱，真是功德无量的幸事。
(三)文苑硕果满枝头
文山州文化与文学之积淀情况，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及。说得武断一点，可以说当历史的车轮辗进20世纪80年代之初，文山培育作家和打造文学作品的课题，才真正进入事物发展的轨道。那么，作为培育作家和打造文学作品之载体的《含笑花》，在历时2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除了在推出六种状态约200名本土作者的同时，又将129期总计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呈献社会以外，还有26位作者的文章由各级出版社聚集出版发行，至笔者撰写拙文之际粗略一算，文山州出版文学集子的情况大致如下：
刘建华的小说集《归去来兮》，周祖平的诗集《亲近南高原》，万国华的小说集《脸色》，柏桦的诗歌集《小小女孩》，黄士鼎的诗集《吻的悲壮》和《黄昏星》，吴传玖的诗集《生命与思想》和长篇小说《遥远的金朗乌》，刘德荣的诗集《花月篇》，黄懿陆的中篇小说集《龙山女》和长篇纪实《风雨兼程》，张鸿鑫的诗集《力与美的嫁接》，高星的长篇纪实《红线草》、散文诗集《爱的谣曲》、报告文学集《播种太阳的人们》和《国门天保》以及小说集《闹鬼的山谷》，侬怀伦的诗集《爱如星空》、《让爱更潇洒》和《爱的流淌》，王豫文的诗集《雾梦南国》、《峡谷风》，王建芬的诗集《缀着补丁的阳光》，胥佑良的《胥佑良诗集》，杨映雪的散文集《心中的丰碑》，周家鸿的诗集《料理秋月》，龙符的论文集《歌海飞花》，郭明进的小说杂文选、小说选和纪实文学共4本，张兆阳的长篇纪实小说《迤南鏖兵》，朱万林的诗词楹联集《梦境集》，俞维祥的散文集《风雨情深》，王勇的散文集《爱的笛子在夜间吹响》，刘统的散文随笔集《潇洒九州行》，朱法飞的散文集《生活拾零》，季炳成的小说散文集《故乡情韵》，郭若辉的诗集《生命之歌》等39部。
应当说，这是桑梓文学发展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这一创举填补了历史以来文山州缺乏个人文学专著的空白。
结束语
文章写到这里，按说还需对《含笑花》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作一番阐述，但是仔细想想，还是不阐述为好。究其原因，一是笔者直接参与编辑《含笑花》已达12年之久，会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二是这种话题若由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口中或者笔下陈述出来，更会获得较为广泛和强烈的社会效应。不过，通过这篇文章列举的诸多实例，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到《含笑花》这棵已经绿阴披拂的树之风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