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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个第一次。每个第一次的经历，往往给人印象最深。有的甚至是终生难忘。第一次在小黑江边过的春节，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1971年1月15日，离新春佳节还有几天，我和70多个同学分别登上两辆解放牌挂斗车，怀着献身祖国林业事业的雄心大志，告别了故乡和亲人，迈出了走向社会人生的第一步。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要去的地方叫卫国林业局，位于普洱、景谷两县交界的小黑江原始林区，距红河家乡有千里之遥。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有关卫国林业局的信息，只知道它位于普洱，其它的真实情况，被招工人员和学校革命委员会实行了严密封锁。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容不得我们在思想上有什么准备。我们这届初中生，本来还不到毕业时间，由于碰上计划性大招工，县里也正需要充实人员，入校才一年半就让我们集体毕业，由县里分配工作。
       毕业分配，这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古人曰“学而优则仕”，何况我们都是些小初中生，还达不到谈优论劣的文凭档次，就不管白猫黑猫，拿不拿老鼠都给饭吃，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那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原以为等待我们的命运是像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谁想到我们这一届时来运转，连唱带念读了几段最高指示，就要去领票票吃香喝辣了。
       当时，学校虽然没有公布某人分配某单位，但事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同学们都打听到了自己将花落谁家。
        “事物是不断变化着的”。但这种变化有时候是激流直转，让你想都不敢想，防不胜防。1月10日是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上山砍柴去了。大家都以为下个星期五就去糖厂劳动，接着就到单位上班，这是当学生期间最后一次砍柴，心里就显得特别高兴。慢悠悠下午5点多钟才回到家。进家后，母亲心急地说，中午学校来人通知，叫你晚上7点钟到学校开紧急会议。还不快吃了饭去！
       母亲和我都不知道学校有什么急事。那是个特殊的时代，随时都会有“最高指示”、“战备动员”、“愤怒声讨”的国事部署下来，学校开个把紧急会议，并不新鲜。
        我匆匆吃了饭赶到学校，懵懵懂懂走进教室，里面早已挤满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由于人多，有的还坐在桌子上或者靠墙站着。没多会，校革委会负责人A老师晃着一张平日少有的笑脸温和地说：别乱罗!开会前先唱支歌。什么叫工作……预备……唱!同学们不知山高水深，热情地吼了起来：“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歌声高昂嘹亮，结尾干净有力。就要工作了，谁不是满腔激情！
        “好！”A老师举起右手点了点，示意大家安静后，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你们坐桌子也不计较罗！过几天，你们几个毕业班就要滚出学校罗。有一部分学生，还要滚出县、滚出州，滚到思茅去。”
        A老师幽默的四川腔还没落定，教室里叽哩哇啦乱开了。到思茅去，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同学们你望我，我看你，突然反应过来今晚来开会的是被列入要“滚到思茅去”的人。但思茅在哪里？去思茅干什么大家一无所知。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歌曲唱了，革命态度已随歌声表达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在座的都是生长在偏僻红河县、从未出过家门的初中生，面对即将面临的人生，一个个显得无所适从。
        接下来，A老师推出一名来招工的人员介绍情况，他说：单位名称叫卫国林业局，是新建的省属单位，在普洱。就是出产名茶的那个普洱。新单位嘛，正需要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去施展才干。单位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住的跟你们教室差不多，也是两层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月工资40元，大米50斤。
       那时在校男生每月供粮32斤，女生28斤。如果不是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恐怕半个月就报销了。大家都饿怕了肚子，一听说每月有50斤大米，好像肚子一下就鼓了起来，饥饿顿除，脸上也泛出了亮光。
       听来待遇是不错的。别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光40元工资和那50斤大米，就足以勾引起穷乡僻壤的学生了。但四天后就要出发，总觉得太突然太紧迫。何况，谁都知道自己已经分到了县里单位，现在又叫去思茅，该何去何从？
       接下来A老师和招工人员轮番大讲林业工人的好处。一个说有识青年志在四方，要身在林业，胸怀世界革命，一个说你们有文化，许多好岗位等着你们去挑选，等等。A老师说，你们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去不去，两天内作出答复。
       A老师说这句话。声调很轻，显得自如。但在我们听来，却像一口古钟的嗡嗡声，强烈震荡着我们敏感的思绪。当天被通知到会的70多名学生，大家相互看看，都有一种莫言的苦楚。这种苦楚不敢在嘴上表露，只能往肚里咽：被抽去当林业工人的同学，都不是什么好鸟，看去看来，不是地富反坏右子女或沾有海外关系，就是经常被老师点名，被学校认为是学习不好或表现不好的人。而且，我的同班同学最多。孝光、李俊等等，男男女女共计二十余人。也不知我们班何时得罪了哪路大仙，半数同学都被点了差。
       红河县迤萨人解放前以赶马到东南亚一带经商闻名,富起来后买田置地的人家不少,解放后侨居国外的人家也不少。历史造就的地富反坏右和海外关系家庭比比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这种家庭的亲属子女受冤受屈是常事。因此，大家的政治神经似乎触摸到了什么，就是不敢点破那层窗纸。但我们心里糊涂的是，既然林业工人的待遇那么好，那些同志的子女和八辈贫农的子女怎么不多抽些去呢？
       虽然A老师放言给两天考虑时间，但自感有这样关系或者那样毛病的人，谁还顾得上去“考虑”什么？那古钟般沉重的声音，不是在向我们暗示了什么吗？好笑的是，两天内提出不愿去思茅的人很少，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40元工资50斤大米诱惑报名要求去的同学倒不少。
       四天的精神、物质准备时间确实很紧。好在家家都穷，捆床毡子、被子就把子女打发了。成龙上天，成蛇下地，一切交给命安排。单纯的是我们，为了那50斤大米，对将要面临的环境，在思想和情感上都无准备。
       我们按时离开家乡和亲人。当天一早，四个班的毕业生都到车站为“滚到思茅”的同学送行。去思茅的70多人“滚”出红河后，剩下的百余同学便被送去了县糖厂，作分工前的劳动锻炼。
        二
        小黑江林区木材主产地位于普洱、景谷两县交界地区。澜沧江、把边江、小黑江、铁厂河从其边缘或者腹地流过。林区内峰峦叠嶂，波澜起伏；溪流潺潺，林涛声声。一山山的思茅松，远看浓荫滚滚，近看傲然屹立。由于林区地处热带雨林气候，土质肥沃，一棵棵松树长得粗壮高耸，气贯山河。普通的松树，都要两人才能合抱。高度在三十米左右。而且，每颗松树只在树梢五米左右段面生杈枝，下部树干则光滑笔直，不见疤痕。我们怀着山中易找标直树，世上难找称心人的感叹站到树脚抬头向树顶望去，只见树冠在旋转飘动，白云在蓝天凝聚，整棵大树也在徐徐下倾。看着梦幻般旋转的天空，眼前一会儿就金星迸发，头昏眼花。及至你赶快离开树下，再抬头看去，大树又挺拔在那里，岿然不动，只有云彩在空中轻轻飘荡。那种高大、挺拔、威武的气慨，让人真正领略“劲松”二字的含义。
       林区内的植物分布极为明显。河边、沟谷五十米内生长的是 麻栗、锥栗、红春、香樟等等百科乔灌木，它们既是百川之源，又是我们享受不尽的花果园。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年四季在里面采摘野果野菜。在野味中，最丰富的是竹笋和木耳。奇怪的是，那里的任何一种树木都是成片成片地长，采摘季节，任何果菜都是满树飘香地去捡。特别是木耳，雨季来临后，倒地的一棵朽木上，可以摘下几大桶鲜亮的木耳。我们拾回来后用开水煮过，放上盐巴辣子凉拌，三四个人就报销一大盆。
       在乔灌木以上的山峦上就是根连根臂挽臂的原始松林。这些松林存在了多少年植物学家也说不清楚，工人们只知道它是原始的，自生自灭的，可以乱砍滥伐的。由于它很原始，地面上，每年两次脱落下来的松毛铺了很厚一层。松毛带有脂肪性，不像其它树叶容易腐烂，但漫漫岁月不知腐化了多少松毛，把小黑江边的土地培育成了黑油油的沃土，就是灰尘落在上面都会生根发芽的。就在这些铺满松软针叶地毯的山上，雨季来临以后，满山遍野长满了菌子。
       山上的菌子有奶浆菌、青头菌、扫把菌等十多种，开初我们不敢乱吃，看到别人吃过几次，才试着尝鲜。我们煮食菌子很简单，同宿舍几个人，留两个提水烧火，放两个到住房后面拾菌子。但往往拾菌子的提着满满一桶回来了，烧火的还没有把锅烧烫。
       这就是原始丰饶的小黑江林区。
       说实话，像我们这些生长在红河边上的人，平日里看惯了荒秃的山梁，裸露的沟谷，初次见到一望无际，连绵百里的原始森林，胸中自然勃发一腔穿林海气冲霄汉的激情感慨。
       在我们年轻的生命刚进入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历史在我们的每根神经细胞里都注进了政治兴奋剂。因此，我们善于激动。特别是把任何属于生活范畴的事都与“革命”二字联系起来时，我们就会因公忘私，就会克已复礼，就会狂热，甚至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当挂斗货车从普洱把我们一颠一甩地拉着驶进林区道路时，我们只顾欣赏根连根的满山青松，赞叹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全然顾不上去考虑一下这里是不是将要尘封我们青春的地方。
       挂斗车向林海腹地行驶两个多小时后，突然车到山前没有路了。带队的小眯眼钻出驾驶室说“下车，下车，连行李一起拿下来”。这时我们才省悟被“革命”欺骗了。
       在学校教室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招工的不是说我们去的地方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并且，在场的A老师对此说也是认可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天苍苍，野茫茫，望穿双眼却望不到尽头的原始林海。
       车上已经有人发出哭声。小眯眼以胜利者的口气再一次催我们下车，突然有几个同学站在车上吼道：你再叫今天就揍死你！小眯眼不吭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他退到一边去谋划下一步的心计。
       运送我们的两辆挂斗车是开远总站的，此时此情，两位驾驶员也起了同情之心，并口称老乡过来跟我们说话，说小眯眼跟他们坐了几天的驾驶室，也不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们把车头调过来，再把我们拉回去。”有同学建议说。
        “我们不敢这样做。”驾驶员说：“要是把你们拉回去，我们要挨整死呢。”
        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大家乱哄哄闹了半个多钟头，该哭的哭得差不多了，想骂的也骂得差不多了，抱“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态度的也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小眯眼就过来劝导：有什么事到了单位再说，现在谁也作不了什么主，大家还是下车走吧。
       车到山前已经无路可走，只得听天由命了。几个首要分子商议了一下，叫大家下了车，背着行李朝老天安排的地方走去。
        这时的我们，已经没有了几天来的满腔革命豪情。茫茫林海，吞没了我们那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但我心中，却新生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在短短几十分钟的下车风波中，我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亲情和凝聚力。
        三
       那时，新建的卫国林业局机关也还在普洱、景谷两县交界的铁厂河边的原始老林里，属景谷地面。机关人员也只有筹备组那几个人。局下属分三个采伐林场两个土建工区。一、二林场和一工区驻景谷境内，三林场和二工区驻普洱境内。各场部都只有十多个从省内各森工企业调来搞筹备的管理人员，少数单位虽有少量生产工人，但还没有正规投入生产。小黑江原始林区就是等候我们这批新工去为它揭开少女面纱的。
       我们的单位是二工区，住在普洱境内，距普洱、景谷两县交界的小黑江和铁厂河交汇处三公里。工区的二十多名老工人是省属楚雄林业局过来的。他们人虽少，组成却很复杂。如果数到县一级，那就更多了，几乎一人来自一个地方。据说当时全局的干部职工中，除了西藏、新疆、台湾，各省市来的人都有。
       我们下车后憋着一肚子闷气，背着行李翻越一个多小时的原始山路，终于到达那个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
       工区住在一个深山谷中的低洼处。两面山上的沟梁一道接着一道。住处被一条小沟把它隔成两半，一边山包上歪歪扭扭摆着几间细圆木围起来的破油毛毡房，那是老工人们的宿舍；另一边山坡从下到上排着三间新盖的油毛毡房，每间长度二十米，墙是用劈开的大块大块的木柴围起来的。由于木柴锯短了，油毛毡和木柴之间还空着一段距离。围起来的与木柴之间也不是靠得那么紧，相互间留有很大缝隙。不用说，这三间新房就是恭候我们新工的宿舍。
       
       当我们来到宿舍上边时，老工人们拖儿带女排成两行准备夹道欢迎我们。还有人点响了炮仗。可我们没有领这份人情，在欢迎的队伍前拐个弯就直朝油毛毡房走去。女同学朝当头的一间走去，男同学则踩着草皮向最下面的一间走去。
       自从学校召开紧急会议那个晚上知道我们要“滚到思茅”当林业工人开始，即使从最坏处想，我们也不敢梦想要到这样的地方当这样的工人住这样的房子。
       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油毛毡房二十米长五米宽，房中两边各打了两排很粗的木桩，木桩上又用抓钉钉上大腿般粗的长木，长木上每隔五十公分钉几块木板。从没有门的进口看过去，除了中间一米左右的通道，两边就是两排长长的笼统铺。圆房用的是刚劈开的松树木柴，搭床用的是刚锯开的松树木板，走进房子里，满鼻子灌的是松香味。
        我们颓唐地坐在木板上，不知道满腹冤屈该向谁诉。这时，走进来一高一矮两个人。当时，我们无法测定这两个人的大概年龄，只感到他们都有些年头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才知道矮个子不足三十岁，还没有老婆；高个子也不足四十岁，都是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半年后，高个子成了工区的党支书，三百人的小命就捏在他手里。
        高个子介绍说：这是二工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是党支部委员。今天，我们代表党支部和革委会来看看大家。请副主任给大家说几句。
        副主任讲了只有几分钟，见大家没有什么反映，就打住了话头，起身走了。小个子走后，高个子说，副主任是上海人，十几岁就到云南工作，他讲话不好听懂。是的，副主任是用上海口音讲云南方言，谁听了都会感到头痛。
        高个子告诉我们，目前单位很困难，他们也是一年前才从楚雄集体调过来的。这次二工区要来两百多新工，住宿很紧，需要两个人住一张铺，大家就将就着点。
        从高个子的脸面外表来看，他也是个火爆脾气，但此时他受领导之托来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不便发火，只有压住性子，不时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讲一通革命道理，再安慰我们几句。看得出来，他讲的也不是真心话，他是在应付工作，消磨时间，让时间消磨我们心中的怨气。
        过了一会，高个子从左胸小衣袋里拉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说：吃饭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饭。没有碗筷的同志，到对面老工人家里借一借。
        高个子刚离去，上面女同学宿舍里就传来了哭声。我们几个人走出去一看，见女宿舍里出来了两个老工人，不用说，她们也是去做思想工作的。或许是握惯了锄头锯子的老工人们不善于把握人的思想，反而把工作做到了人家的伤心处，引出了一声声的痛哭。
        明白了女同学的哭因，我们又退回屋棚里。不少男子汉的眼圈都红了。有人还不断地擦去脸上的泪痕。这时，有两三个人打了饭回来，可那碗红米饭上，只有几块方形的萝卜坨。他们说，萝卜汤里只有盐没有油，一股铁腥 味，像盐水泡饭没法吃。胡乱嚼了几口，就泼到冲沟里。其他人一边叹气一边骂，吊不起饥饿的食欲。
        中午时分，外面又乱哄哄嚷了起来。我们出去一看，又来了一批新工，有二十多个，其中有五六个女的。问他们从何而来，回答说元阳县。元阳县与红河县相邻，彼此间在情感上就亲近了许多。元阳新工多数来自农民，年龄比我们大些。相见之际，大家都笑一笑，点点头，像在相互表示被别人欺骗之后的难言之苦。
        第二天，又来了三十人，是绿春县的。以后几天，不时有新工进来。他们是从文山州一些县分来的，被编为二工区第一连，驻地在铁厂河边，从我们驻地翻山越岭下去还有三公里。我们是第二连，每个连队有150人左右。
        出乎意外的是，第三天，学校又来了三十多个同学。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要来，我们离开家乡时，他们还在学校的农场基地值月班，谁想得到三天时间世事就发生巨大变化，有同学步我们后尘来了。这批同学是1969年9月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的，年纪比我们还小，才当了几天的初中生，就来为世界革命作奉献了。
        出乎意外的另一件事，是校革委会头头A老师也来了。A老师的到来，我们感到兴奋和激动，把离家几天的苦楚和迷茫都诉给他听，并要求他回去后向县里反映，让我们集体返回家乡，重新安排工作。可是，A老师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安慰，他讲了一大堆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之类的政治经典给我们听，并要求我们继续“身在林区，放眼世界；安心工作，为革命再立新功”。而他，却在第二个晚上的半夜时分，以绝密的方式把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女同学带离了林区。天亮后，大多数女同学发现那个女同学不见了，以为出了人命事故，便嚷了起来。个别知道内情的安慰说，别乱了，她已经被A老师连夜带到三林场坐车回家乡了。
        事情传开，留下的人只得仰天感叹！那个女同学是一干部子女。分配时，她并不在当林区工人的黑名单上，只是她觉得几个好友都走了，想去浪漫一番，更不顾父母劝阻，捆起行李上了车。殊不知老爸早已运筹帷幄，只当放她出去游泳一趟，尝几天苦头，煞煞娇气，让她知道小锅是铁打的，不是泥做的。所以，就有了A老师千里赴林区，夜带学生溜的故事。
        A老师走后才知道，我们的档案户口就是由他在后续办理好送过来的。
       
       四
        林区的第一个夜晚，真不知道是怎样熬过去的。夜幕降临之后，原始森林里一片漆黑，万籁俱寂，我们犹如沉落一个黑咕隆咚的陷阱中，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抬头看天，既无星星也无月亮，天和地浑然朦胧一团。在冲沟对面老工人居住的棚子里，柴缝间黯淡地透着一点灯光，可是那灯光显得又淡又弱，离我们很远很远，无法给我们藉慰与温暖。
        也不知道是困乏是忧伤，天一黑，大家都睡下了。没有交谈也没有议论。我和杨街睡一张床，因为床板不宽，有点拥挤，我们不时翻着身，老是睡不着。特别是枕头边大块大块的松柴，白天被太阳晒过之后，晚上就释放出一股浓郁刺鼻的松香气息。第一次闻着那样的味道睡觉，脑子是无法进入休眠状态的。我问杨街睡得着吗？睡不着，他说。实际上，睡不着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两排长长的统铺上，不时传出翻身时的叽吱声和难眠的叹息声。长长的夜晚黑黑的天，只不过各有各的心事，谁也不愿吭气罢了。
        夜，已经深了。我感觉手背和脑门上凉丝丝的，摸一摸，两只手背和脑门都似乎有潮湿的感觉。再往被子上摸去，被面上已经凝聚了一层湿漉漉的露水；再摸头发，依然是湿漉漉的。这怎么睡呢？干打垒的棚子，真是天当被地当炕了！
        无奈之中，听见有抽泣之声传来。那声音由小变大，好像不止一处。仔细一听，上面的房子里也有哭声，是女人的哭声。而且，那声音是群体发出的，悲切而杂乱。
        有了外部感染，同舍的抽泣者更有了知音，声调也放高了许多。所有委屈都化为泪水，呜呜地释放出来了。
        哭声，似是给静静的山野奏起了一支陌生的小夜曲，伴随着沟中的小溪向小黑江潺潺流去。
        第二天一早，高个子就来到宿舍里，或许他从大家忧伤的神色和黯红的眼圈里看到了什么，没有说过多的话，只交代叫大家休息一天，没碗没筷没纸没笔的到第三林场买去，那里有个小卖部。休息一天后，要组织两天的政治学习。
        到第三林场去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没有钱。碗筷不够可以轮流吃饭，但几天的疲劳和灰尘却不能不洗了。更多的人，吃过早饭就朝棚子下的沟溪钻去。 两天学习过后，挖了几天包谷地，就准备过大年了。这几天里，食堂给我们每人发了半市斤酒票和一张节日餐券，组织了部分新工到断路地段背萝卜、丕兰、白菜、猪肉、酒，很有点过年的气氛。几天来，我们一日三餐都是一碗大米饭外加一勺有盐无油的萝卜汤或者酸菜汤，闻都闻腻了，别说谁能把它吃进肚里去。听说背来了肉和酒，一股醇香直灌饥肠，浑身血液又躁动起来。
        当然，任何时候的梦想都要比现实美好。我们也把节日的奢望看得很高。因为我们是新工，我们将在自己要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过第一个春节。这是走进社会的第一个起点，也是人生最值得庆贺和纪念的一个节日。大家都想着工区会为新工们安排一个丰盛而愉快的节日。
        实际并非如此。开饭前，我们用口缸打来几缸酒，还没有喝，就闻见酒里飘荡着一股怪味。食堂卖酒的人说，普洱县供应的就是这种用麻栗果烤制的酒，就这怪味。你们还不能多喝呢，要不然明天会拉肚子。用节日餐券打菜时，我们以为像在家过年一样，每家都有八大碗。五六张餐券递进去，所有的菜递出来只有三碗。也就是说，三十晚上食堂只吃三样菜：回锅肉、萝卜汤、粉丝煮白菜。每张餐券每样菜舀一小勺，五六个人的菜，就是一碗萝卜、一碗粉丝白菜、半碗回锅肉。
        看着那菜，我们直摇头。若是一个人吃，还马马虎虎，可五六个壮小伙子吃那点菜，会是什么感觉？
        牢骚归牢骚，年总得要过。开始提倡“革命化”的年代，当然一起都得革命化。既然是革命化的春节，或许是条件越差越好，品种越少越好，油盐越淡越好。
        饭菜端来了，装酒的口缸端来了，大家就三五成群围做一团，或卷起行李以床当桌，或在门外席地而端，把一只只装满麻栗果酒的口缸传来传去。虽然那酒又苦又涩？说不清是过年兴奋，还是思乡的悲发，或者是麻栗果酒太烈。没多会，这些在家不会喝酒的穷学生，一个个满脸潮红，口吐狂言，摇摇欲仙了。
        这一夜，异常的睡得安静，或许还响起了鼾声。
        大年初一开始放假三天。凡休息日食堂只卖两餐饭。卖早饭的钟声响后，我们以为又有萝卜白菜回锅肉，还像头天晚上一样凑了几个碗去装菜，可炊事员说，你们想得倒好，哪有那么多的肉给你们吃？春节每人供应半市斤肉，除了骨头、损耗，昨晚不是全部卖完了吗？我们很感惊奇，过一次年，每人半市斤肉？正二八经大年初一才开始，陈米老饭上面又是一勺有盐无油的萝卜坨了。
        三天的假期，我们都约了人去小黑江边，去那里看鱼翔浅底，浪淘沙滩。虽然，这是一个过得很单调很贫乏的春节，但我却在这个节日里第一次认识了小黑江，并领略了它的博大与丰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小黑江融为一体了，不论它多么冷漠和偏僻，我们都得面对现实，用青春和热血与这个千年沉睡的少女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