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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星球上，惟有生命是最为可贵而值得珍惜的，一切残害生命的言行都将受到诅咒，并且难逃报应。
       在“满月楼”酒家里，我第一次见到疤女杨英。
       我们报社搬迁新址没多久，马路对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了四五家规模大小不一的酒店饭店。明摆着，那些店主们是冲着我们报社这棵摇钱树来的。单凭这一点，你就不能不佩服商家的精明：媒体的迎来送往，怎生了得!其他部门不敢说，单单我们社会新闻部每年掏钱砸在酒桌上的就是五位数。因此，我作为部主任少不了经常进出这几个酒家，用不了多少时日上下便都熟络了。比如说那家常去的“满月楼”，除了大厨外，什么经理、主管、迎宾、招待姓甚名谁，我基本上都能叫出个八九不离十来。如果今天中午不是广告部的白主任死拖硬拽地要我去作陪。或者没有碰上那件事情，我们也许就没故事了，“满月楼”就不会出现在我的笔下。
       “满月楼”二楼的“聚仙厅”是基本上被我们报社长包了。这“聚仙厅”装修风格明快素雅，很是合乎我们的职业特点，据说正面墙上那幅出自我市书法名家司徒老先生的条轴，是酒店李老板三顾茅庐且奉送了三千元润笔费求得的。可见李老板瞄准我们报社的良苦用心。
       一伙人坐下，白主任照例点菜点酒。这当口，挺着啤酒肚的李老板不失时机前来敬烟，照例是一通寒暄，并推荐了当日的特价菜“画蛇添足”。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猜测着这“画蛇添足”究竟是道什么菜的时候，白主任一口回绝说：“什么花里胡哨的名堂，还‘画蛇添足’?想胡弄我?就是‘画龙点睛’我也不要!”
       啤酒肚笑问：“白送也不要?”
       白主任道：“白送?怎么不早说，白送哪有不要的?”
       看着啤酒肚堆满的一脸笑容，我有意刺他道：“天上掉馅饼了?你李老板每个菜价格上浮五个百分点不就出来了!”
       啤酒肚故作吃惊道：“哎呀呀，我李某人在你刘主任眼里竟是这么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白主任，你说我敢吗?——好，就冲你刘主任这句话，今天这顿我请客了。”
       我说：“得了，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刘某讹诈你李老板呢。”
       就这么一通说笑，菜也点了，酒也点了。片刻，冷盘端了上来。啤酒肚又散了一圈烟，双手一拱，道了声“各位慢用”退了出去。
       我刚才不是说过这“满月楼”的人我基本上都认识吗，大概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却发现今天端冷盘进来的女招待是张陌生面孔。不很合体的“满月楼”特制的红色大襟工作服，有些苍白的肤色似乎久病初愈，脸上虽然挂着笑，但明显让人感觉到死板僵硬。使我受不了的当然不可能是这些。否则，就显得我过于挑剔了。真正让我受不了的是她那双端菜的手，准确地说包括她的手臂!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你别动!”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直到现在，我在述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到那天的举动，仍旧不愿饶恕自己。我指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缩回去的手背，问道：“这，这是什么?”
       只见从她的手背开始直到小臂上布满一元硬币大小的疤痕，而且左右手都有!我的第一反映是，这女子纹过身。说真心话，当时我感到恶心，已经没有胃口享用什么“蛇”呀“龙”的了。
       我的神态举止惊动了在座的其他人，四五个脑袋几乎同时凑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属于那类“地方支持中央”的秃顶可能正有事有求于白主任，表情十分夸张地嚷嚷道：“令人作呕!太令人作呕了!去把她们那个大肚子老板叫来，这顿酒我们不喝了!退，统统退了!”
       按照我目前的心态，如果这个秃顶现在站在我面前，我说不定会扬手狠狠扇他两个响亮的耳光。但在那天听到他的话之后，我似乎想都没想，第一个站起了身。
       大概我们的声音惊动了外面，不一会儿，刚刚出门去的啤酒肚又折了回来。当他了解清楚这里的情况后，先是连连向我们赔不是，然后转过身对那女子厉声说道：“第一天试工就得罪了客人，马上去结账，走人吧你!”
       还是白主任动了恻隐之心，说：“算了算了，换个服务员就是了。”
       那女子眼中噙着泪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双臂藏在身后上下搓擦着，似乎这样就能将那两串疤痕磨去。
       啤酒肚见她不动，继续呵斥道：“你还愣着干什么?去!”
       就凭啤酒肚那天对她的那副德性，后来我果真就再也没有去过他的“满月楼”。
       那女子在退出“聚仙厅”之前，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内容十分复杂，但我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怨恨，也没有乞求。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在饱经挫折、走投无路之后的强烈求生欲望的眼神。这个眼神，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那顿饭当然不可能吃好。尽管换了招待，可是菜一端上来，我好像就又看到那双有着疤痕的手。结果，菜一个接一个地上着，不知是否受了我的影响，众人也很少动箸，最后，菜碟子一只一只摞成了金字塔状。
       为了不影响白主任他们，我找了一个借口提前退席。部里也确实有一篇稿子正等我签发。下得楼来，穿过底层闹哄哄的店堂，坐在账台后面的啤酒肚见到我，立即起身，堆着一脸毫无来由的灿烂，似乎要迎上前来，我赶紧向他摆摆手示意不要管我，然后紧走几步逃也似的出了大门。
       我已经决计今后再不到“满月楼”来。
       站在路边，我不由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似乎也顿时好了许多。上午为了见习记者采写的那篇稿子就伤透了脑筋，三改三退，最后还得我自己动笔，本来就没有心思去“满月楼”凑热闹，偏偏还碰上了这档子事。唉!
       “老师……”一个怯生生的声音。
       我侧首一看，就是刚才在“聚仙厅”见过的那个女招待。不过，她这会儿已经换去那身不合体的大襟工作服。看样子，她果然被啤酒肚炒了。打量着眼前一身土灰色北方农村肥大装束的她，我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她。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自己一时的唐突，把她的饭碗给砸了。尽管我心里这么想，但还是生怕她缠上自己——现在想来当时我简直混账到了家。
       “是你，有事吗?”我问。
       “没……有”她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
       “喔。”我急于脱身，作出急切状。
       “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听得出，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又开了口。
       “说吧。”我当时又在肚子里嘀咕：看看，怎么样，果然不出所料被她缠上了吧?我问：“到底有什么事?”
       “老师，您是报社的，能不能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嗓音倒是挺好听的。
       “你自己不会打?”我不想与她多缠。
       “会。可是，可是我没钱……”她脸一红，垂下头去。双手抠着胸前的一颗黑黑的大板衣扣。一左一右两串疤痕，呈现出亮亮的光泽。与刚才稍稍有些不同的是，我发现她的右手腕上多了一块廉价的男式塑料手表。她接着说道：“我想回家，打电话回去，叫咱爸寄钱来。”
       “那，好吧。”我找不出理由回绝她。手机忘在办公室里了，只能带她去部里。
       “谢谢老师。”她倒是个很懂礼数的女孩。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问了她的大致情况。她名叫杨英，老家是安徽阜阳东清县城关乡，三天前来到这里投奔她的一个远房表哥，不知是地址搞错了，还是表哥已经不在这里，总之，她没有落脚的地方。加上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她只能在街心公园宿了两夜。现在工作丢了，食宿更没了着落。
       杨英和她父亲通话时间不长，不到一支烟的工夫，也就约莫三五分钟的光景。挂了电话，杨英告诉我，明天她父亲就来接她。
       “喔，那就好。”我问：“午饭吃过了吗?”
       杨英摇头说，“昨天一早吃过一块大饼后，到现在还粒米未进。”
       “那还等什么?走，跟我吃饭去。”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有点同情杨英了。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潜意识里，我很想知道她的身世。记不清是哪位文学大师说过的：女人身上的伤疤，每一个都有一段故事。观察杨英，直觉告诉我，像她这样一个生长在安徽农村的女孩，不会是那类纹过身的女子。那么，她那从手背延伸到小臂上两串疤痕里面，隐藏着的究竟是什么呢?
       二
       杨英讲述的第一个故事：
       大腿上月牙伤疤的由来。
       其实，杨英身上的疤痕远不止双手上的两串。如果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排列，除了她腹部那道生儿子剖腹产时留下的，排列在第一位的应当是左大腿上的月牙形伤疤。
       我和杨英来到报社食堂的时候，早已经过了用午餐的时间。偌大个餐厅里，只有我和她俩人。因为我本来就不怎么饿，加上已经在“满月楼”里不这不那地也算吃了半顿，所以就打了一份盒饭给杨英。开始，她大概还有些不好意思，先是礼貌地显得局促地细嚼慢咽，可是究竟禁不住食物的诱惑，很快她就狼吞虎咽起来。我这时才发现，杨英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大眼弯眉，如果营养好的话，根本不用刻意去打扮，依我的眼光，凭她高挑的身材，决不输给城里的同龄姑娘。
       我一支烟还没抽完，杨英已经把她面前的一盒饭、两份菜全解决了。她把快餐盒里最后那颗米粒吃到嘴里，抬头看了我一眼，显得有些羞涩地说：“我吃完了。谢谢老师。”
       “不用谢。你歇会儿吧。”我知道她这会儿不可能完全吃饱，但是不敢再让她吃了，毕竟一连几顿没吃，肠胃无法承受久饥之后的暴食。正当杨英掏出手绢擦拭额头汗珠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了她手背上的那串疤痕，还有戴在右手腕处一个硕大的灰头灰脑的塑料手表。我猜想，这大概是为了遮挡那个最大的疤痕吧!我说：“小杨，我有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不必回答我……”
       杨英停止了动作，那一双亮亮的眼睛怔怔地看着我，好像一下子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知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辘辘饥肠被食物填充之后，她先前苍白的面色似乎有了一些红润。片刻，杨英恍然明白了我的问题，说：“老师，您是不是想知道我手上的这些伤疤的来历?”
       “你很聪明。”我点点头，问：“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碰到不少人都问过，但是我从来不说的。我知道老师是个好人，如果您也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杨英说道：“不过，有一点我先要声明，我从来没有纹过身。”
       看来，我一开始的判断显然也落入了俗套。
       杨英在我目光的注视下，右手食指在左手背的疤痕处轻轻点触着，那神情似乎在思考什么。我等待着。我知道这类事情涉及到杨英的生活，甚至很可能是隐私，她如果愿意告诉我，我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静静地等待。
       “这些疤痕是烫的，我自己用烟头烫的。”杨英停止了动作，面无表情地说。
       “真的，不骗您，是我自己烫的。”大概是怕我不相信，她又重说了一遍。这次她竟然笑了!那冷漠的神态让我暗自吃惊，她似乎在说一件完全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为什么?”我缓过神来，继续问道：“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您不会要听的”杨英摇摇头。
       “谁说的?我当然要听。如果有价值，我还可以写篇文章，——当然，你愿意的话。”这时，我已经隐约预感到坐在对面的这个女孩子，很有可能会成为我笔下一篇小说的主人公。
       “真的?会登报吗?”
       “可能会吧。”
       “那就不要写我，您应该写他!”不知为什么，杨英突然眼睛一亮，情绪激动起来。
       “写他?他是谁?”
       “我老公，不，是我的前夫!”
       “他怎么了?”
       “他不是人，是畜生!”说完，杨英终于忍耐不住，饱含在那双已经红红的眼睛里的泪水“哗哗”地泻下来。
       我没有劝阻她。从包里取出手机，向部里的值班编辑交代了一下有关那篇稿子的事情，接着又拨通我的一位开茶座的朋友许山，告诉他，我马上到他那里去，给我预留两个单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求他帮忙，等到了以后再说。做完这些之后，我带着杨英离开报社食堂，打了一辆出租，直奔许山的“桐花雨”茶楼。
       “桐花雨”位于闹市一隅，地理位置相当不错，闹中取静，交通便利，装修也十分优雅，颇具文化品味，是我有事没事经常光顾的去所。许山已经在门口迎候，安排我和杨英在二楼依窗而坐。我要了两杯龙井，一小碟杂果。然后，取出采访录音机放在一旁。
       杨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完成了这些。
       我笑着告诉杨英道：“别急，放松些。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到哪里是哪里，就像我们平时和朋友聊天一样，好吗?”
       下面这些文字，就是我根据那天杨英的录音整理出来的——
       (很长的一段空白。)
       老师，从哪里说起呢?
       (沉默。)
       我想从我大腿上的一个伤疤说起，可以吗?
       您已经知道，我是安徽阜阳人。娘家在东清县城关乡杨家集，婆家在周家铺，娘家到婆家八里地。我是二十二岁那年嫁到周家铺老周家的。丈夫大名叫周振林，排行老二，乡里乡亲都管他叫二小子。周振林弟兄姊妹五个，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三个妹妹。我们那地方人多地少，外出打工的很多。周家兄弟姊妹除了周振林，都在外地打工。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今年三岁多了。这不，再过十天就是儿子四周岁的生日……
       (片刻的停顿。)
       事情就是从三年前，儿子杰杰一周岁生日那天开始的。
       
       孩子一岁生日，在我们那里可算得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咱爸眼里，甚至不亚于女儿出嫁。早在两三个月前他就开始张罗，准备到时候请乡邻们好好热闹热闹。婆家因为小辈们全都出去打工了，两个老人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劝他们别忙活了，等周振林回来，我们一起去杨家集凑凑热闹就行了。尽管他们不是十分愿意，可是有心无力，也只能听我的。
       周振林是在杰杰满月后去的广东。
       这事说起来还要怪我。周振林本来是个胆小怕事、不温不火的人，周围差不多年纪的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可他就是守着父母和那一亩三分地不愿挪动一步。结婚后，他就更不愿意离家了。别人不知道的都夸他是个孝子，我还能不知道他?周振林高中毕业后两年高考都没能录取，这要放在别人身上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世上的路有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道理人人都懂。可周振林就是放不下架子，他觉得自己不是替人打工的料。就这么成天窝在家里，无所事事。
       我承认，那时候周振林确确实实对我挺好，特别是我怀孕之后，他就像老雀保护小雀那样。可是我不喜欢他这样。男人总该做点事才对，成天守着家有什么出息?我并不指望他能闯出多大的天地、升官发财有啥了不起的发展，但路还得走吧，最起码你得出去见识见识。做个井底的癞蛤蟆，一辈子就只能看到头顶上这块天。
       我在心里盘算着，等孩子一生下来就撵他出去。
       (杨英的叹气声和喝水声。)
       杰杰是四月十二号生的，周振林五月十二号出的门。他终于架不住我的劝说，鼓足起勇气去了广东，投奔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去了。这个同学是邻村人，我也认识，姓李，外号“棒子”。棒子高中一毕业就跟着别人去了南方。
       周振林刚到广东的时候，差个三天五天就会给家里写信。他说棒子的公司里正好需要人手，就让他跟着跑业务。一会儿在中山，一会儿在东莞，还有几次跑到了云南。只说是做药材，买卖很好。第一个月他给家里寄来一千块钱，第二个月三千，第三个月五千，后几个月有时多有时少，到后来就没有了，反正我不等钱花，所以也没往心里去。这些钱我一分没花，全给他存着，后来信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几个月也没有一封。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生意忙，虽然多少有些惦记，没往深处多想。每次给他存钱的时候，我还认为，外面的钱怎么那么好赚，叫他出去完全是对的。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后悔当初赶他出去，是我害了他。
       (片刻的沉默。)
       是我害了他。
       (又是沉默。)
       周振林是在杰杰生日的前三天回到周家铺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西装领带，梳着大背头，腰里还别着手机。见面就给他父母一人一千块钱，也给了我一千。周振林给杰杰带回两件生日礼物，一件是棒子给的，一件是他的。说出来您都不相信，棒子的那件是一尊半尺高的纯金老寿星，周振林是个拳头大的翡翠寿桃!我当时就傻眼了，这要花多少钱哪!他竟然不屑地瞅了我一眼，像吃了灯草灰似的轻飘飘地说多什么多，不多，也就一二十万的数。
       这件事情本该引起我的怀疑，周振林外出不到一年时间，和棒子究竟做什么买卖一下子就赚了那么多的钱?因为那天亲戚朋友乡邻来了不少，加上他大老远赶回来给杰杰过生日，一高兴，我就把这些全给忘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给他提个醒什么的，兴许周振林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刚才说了，杰杰的生日在他外婆家过，虽然周振林说后老大的不高兴，但已经无法更改。四月十二号那天，全家起了个大早，雇上同村林家老大的农用小卡，直奔杨家集。
       说来也巧，那天正好逢集，杰杰出生后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车一进村，他就直拍手，嘴里还“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杰杰虽然还不懂事，可是我觉得他现在都快四岁了，那天是他最高兴的。
       酒席棚就支在娘家院子里，满满当当的十大桌。瞧那阵势，比我当初结婚时还多了两桌。全是咱爸操劳的心血呀。这明里是为了外孙的生日，我心里明白得很，那还不是为我?咱爸本指望大家伙儿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就是再借给他一个脑瓜，他也不会想到，到外孙一周岁的生日宴席上，竟然差点儿闹出了人命案子，而我——他最心疼的女儿会血溅宴席!
       大概是连续几天忙得脱力了，咱爸原先土烧喝上八两都没事的，那天酒宴开始后，刚喝了两盅二锅头他就感到不支了，起身谢了各位，叫我搀他回屋里睡一会儿。进了里屋，我扶他躺下。咱爸拉着我的手问，看出什么来了么?我一时没有听明白。他抬手指指屋外说，周振林!我看那小子变了。我以为他喝高了，压根儿没把他的话往心里去，劝了他一句“先睡会儿吧，别胡思乱想了”就赶紧出去照应。
       咱爸一点没有看花眼，周振林确实是变了。可是等我们这会儿发现，已经为时太晚了。
       屋外，大家伙儿闹得正欢。杰杰在大人们的手上传来传去，却不见了周振林。一问，得知我把杰杰交给他扶咱爸刚离开，周振林就说要上茅厕，把杰杰给了别人。酒席上有人调笑说，周振林一去大半天，是不是昨晚让你给折腾惨了?我没理他们，拔腿直奔屋后。我当然知道周振林的酒性，量不大，瘾不小，平时轻易不喝，逮着机会没有不醉的。
       屋后的茅厕春天咱爸刚翻修过，因为加高了半截围墙，他就专门又打了两级台阶。我踏上台阶，正想开口喊周振林，却听到里面有说话声，我奇怪了，这茅厕只能蹲下一个人呀，还会有谁在里面?我不敢贸然进去，就立在外面等。茅厕里说话的是周振林，声音不大，像是怕被别人听到。
       “……你想我吗?我想死你了。当然是真的，骗你我是小狗。你没听过狗叫?那我就叫给你听，汪!汪!汪!我想你，汪!汪!汪!我想你。什么?你不懂，有老婆陪着想得就更厉害。昨天晚上和她干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拼命想你。不过，她和你比差十万八千里，哪有和你干来劲……”
       听了一半，我马上就完全反应过了，周振林是在打电话!和一个女的!我当时感到有股子热气直往脑门子窜，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茅厕，一把就把周振林拖了出来。周振林裤子都没褪，专门找这么个地方打电话来的。
       我问他：跟谁打电话?”
       他骗我说：“跟大哥。”
       我哪里会信，说：“跟大哥说话还要用普通话吗?”
       他强词夺理说：“你管我用什么话，跟大哥就是跟大哥。”
       我说：“那好，你把手机给我，我马上打过去问你大哥。”
       他说：“手机没电了。”
       我想到自己这一年里在家含辛茹苦照顾老人，还要带孩子，他的钱一分不舍得花，结果他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鬼混，他周振林有良心吗!想到这里，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嗓门也就大了，我说：“周振林啊周振林，今天你要不说清楚，我和你没完!”
       我的声音惊动了前院宴席棚里的人，呼隆隆一下子全拥到了屋后。我那时正在气头上，全不顾后果，一定要让周振林说出跟谁打的电话。周振林见众人围观，想逃离这个场面，一边摆手说“没事没事”，一边撒丫子往外溜。我怎么会放他走?追到屋前一把拽住了他。周振林死命想挣脱，我就死命拽住不放，他一急，扬手就打了我两巴掌。我在家虽然是老大，但父母是最疼爱我的。从我记事起，咱爸咱妈就没舍得动过我一指头，我怎么会容忍周振林动手打我?我当时似乎啥也没想，抬起手就回击了他两个耳光。周振林挨了我的巴掌，肯定觉得自己穿得板板正正的却在众人面前掉了价，竟然像只疯狗一样“嗷嗷”地叫道“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不顾旁人又拉又劝，顺手抄起靠墙边的一把铁锨朝我铲过来。要不是被人拖了一下，我那天肯定就没命了。但是铁锨还是铲在了我左大腿上热乎乎的，低头一看，整个左裤腿就像突然泡进了染缸，成了紫红色的。我感到一阵头晕，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躺在乡医院里了。
       三
       杨英讲述的第二个故事：
       烟头触及皮肤的感觉。
       也许是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倾诉对象，也许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杨英就如同洪水找到了外泻的出口，似乎非要将压抑在胸中的一腔愤懑喷吐出来而后快。
       下午杨英讲述的故事，就像一扇向我开启的窗户，让我初步了解到了一个生活在淮北农村女青年的现实生活状况。她的故事未必具有典型性，但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经济、文化和地域的某些有着一定代表性的特征。感觉尽管还不是十分的明晰，我已经意识到杨英的故事才刚刚开头，面前这个看似不很起眼的女子背后，也许隐藏着许多不是生活在同一阶层的人无法想象的东西。我预感到自己可能正在触及一个重大命题。
       晚饭后，我向许山求助，请他在“桐花雨”为杨英安排一下住宿，许山一口答应。从常理上说，本应该让她好好休息的，可是我还想听她没有结束的故事，所以，当杨英希望我留下继续陪陪她的时候，我重新打开了采访录音机。
       (劣质录音带“吱啦吱啦”的声音，片刻之后消失。)
       后来我才知道，要是那天不是我的一个出了五服的表哥用自行车的废内胎扎住我的大腿，我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死在去乡医院的路上。
       事情发生之后，除了我自己，变化最大的有两个人，都是假的，总觉得这种生活不该属于我这类人。
       当晚周振林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正当我不知该怎么是好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棒子打来的。他一口一个对不起，说是公司在云南有笔要紧业务，因为周振林是常跑那条线路的，非要他出马不行，所以周振林连夜就飞往云南去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一早就可以回到广州，叫我尽管放心。棒子还给我留下了他的手机号，说有事可以找他。
       第三天，周振林回到广州，先去了一趟公司棒子那里，回到公寓累得脸也没顾得上擦一把，躺下就睡，那样子好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似的。这一觉他足足睡了有二十来个钟头。睡醒后，他提着包又出去了。这回时间不长，两三个小时的光景就回来了，然后一连几天不上班，在家陪着我和杰杰。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出差去。
       到了广州将近一个月，这样的事情重复出现了好几次，而且每次我问周振林，捧子的公司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他都支支吾吾回避着。几次下来，我开始产生了怀疑。那天一大早，周振林从云南回来睡醒后又出门去，我抱起杰杰悄悄地跟着他，想看看他究竟在忙什么。
       周振林提着他出差时带着的那只黄色帆布包，一路上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但又不像是在逛街，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公寓去白云公园不到两站路，他却走了大半天。我挺纳闷的，周振林他是在干什么?到了白云公园，他好像根本没有打算进去的样子，又朝前走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回头进了公园大门。
       周振林的举动越发让我感到奇怪，我继续跟着他。他在公园里还是走走停停，最后在池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悠悠地点上一支烟，好像走累了要歇会儿似的。我和杰杰在他身后的草坪上坐下，一边和杰杰玩耍着，一边透过那排矮矮的冬青望着周振林。他吸完了烟，开始没有什么动静，又坐了一会儿，好像有什么事等不及了，周振林东张西望起来。突然，他站起身抬手朝不远处招了招。
       我一看，小路上有个年轻女人向周振林这边走了过来。那女人戴着副墨镜，看不清面部长相，身段不错，衣着很是光鲜。她走到周振林身边，二话没说，和他就是一个拥抱，然后俩人在长椅上坐下一个劲儿地又搂又亲，大白天的!我看傻了眼，好半晌才明白过来，原来他周振林压根儿就没和这女人断过联系!
       有过杰杰生日时在娘家的那一次教训，我尽力克制着自己，没有马上发作。我倒真要看看，周振林和那个戴黑镜的女人究竟还会干什么。
       出乎我的意料，他俩搂够了亲够了之后，又勾肩搭背说了一会儿话，起身挽着手走了。我在后面跟了一段，他俩一路上说说笑笑，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周振林和墨镜女人分手时，只见周振林把黄包给了她，自己悠荡着双手往回走。一副闲闲散散的样子，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我抱着杰杰在周振林之前回到公寓，不一会儿，他随后也回来了。那天我和他的一段对话，使我对周振林完全丧失了信心。
       “一大早上哪去了?我问。
       “去了趟了公司。”他答。
       “公司不是九点才上班吗?”我明知他在说谎。
       “和棒子约好的。”他连咯椤都没一个。
       “怕是根本没去公司，也没见着棒子吧?”我有点克制不住了。
       “那你说我去哪了?”他开始有些心虚了。
       “去哪，你自己不知道?还要我挑明吗?”
       “我去哪，不用你管。”
       “你去偷人，我也不能管吗?”
       “你说什么?”
       “白云公园的风景不错呀!”
       “好哇你，竟敢盯我的梢!”他突然上前一把揪住了我的前胸，瞪着眼睛，蛮横地问道：“说!你跟过我几次?”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振林会发这么大的火，一下子给闹懵了。当时我想，明明是你周振林瞒着自己的老婆去和另一个女人约会，反过来倒像是别人做错了什么似的。那时我绝然没有意识到，周振林之所以会这样对我，因为他和棒子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在当时，我完全被周振林的态度气坏了——不，是气疯了，因此根本就没有朝别的方面想。老师，您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欺负我，我是不怕豁出性命的。别看周振林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几年，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我。
       
       “实话告诉你吧，周振林，我早就知道你干什么去了!”我使劲甩掉周振林的手。
       他大概还有些不相信，眼光几分怀疑地在我脸上寻找着答案。
       “你老老实实说，那个戴墨镜的女人是谁?和你什么关系?”我当然不依不饶。
       “你这个臭女人，今天我宰了你!”周振林不再怀疑，他习惯地扬手就打了我一记耳光，然后掉转屁股出门而去。
       房门那声“嘭—”的巨响，好像要把整个大楼震塌一般，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感到胆战心惊。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周振林听我说已经跟过他好几次，便急匆匆地找棒子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耳朵从遭受周振林打击后的“嗡嗡”声中慢慢恢复了听力，这才发现杰杰坐在地板上已经哭哑了嗓子。我抱起杰杰，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哗哗地流了下来。
       好不容易把儿子哄睡下，我走进卫生间，朝镜子里一看，被周振林打的左脸上五条狠出的血印子清清楚楚。看到这五条血印子，我的心里立刻就像灌进了刺骨的冰水，冷得打了个寒战。老师，您别忘了，那可是在夏天的广州啊!那几天的气温都要接近四十度。
       我无力地瘫坐在座便器上，心乱如麻。从不抽烟的我看见盆台上有包周振林留下的香烟和一只打火机，想都没想，一连抽了三支，直呛得我咳嗽不断，甚至把胸膛都咳痛了。点燃第四支的时候，我再也吸不进了。望着袅袅飘起的青烟，我眼前一遍遍出现周振林拂袖而去的背影，我不想看到这些，只能闭上眼睛。
       突然，我感到手背上一阵麻麻酥酥的，还伴随着一股焦味。睁睛一看，右手背上已经被烟头烫起了一个大水疱。我当时的神经系统可能已经完全麻木了，竟然一点也没有痛感。说不清为什么，神差鬼使一般，我捏着香烟在手背上烫啊烫，像学生初学画画一样，从左手背上一个圈一个圈地烫着，一直烫到手臂上，又从右手背一个圈一个圈地一直烫到手臂。
       老师，说来您也许会不相信，我感到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真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感觉我在几天之后又体验了一次。
       (沉默。)
       那天，我是一面流着泪，一面在自己手上烫下了这些的……
       (杨英的抽泣声。)
       四
       杨英讲述的第三个故事：
       她与死亡之神擦肩而过。
       “桐花雨”的客人来了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等到我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了的时候，除了对面角落里还坐着一对情侣，就剩下我和杨英了。
       我和杨英靠窗面对面坐着，透过大大的玻璃可以俯视到大街上的一切。刚才还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面，此刻，车辆与行人明显减少，只有将“时间就是金钱”尊为金科玉律的出租车，一辆辆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带起的阵阵旋风将半张废报纸拖过去又送回来，竟直飘到我面前，贴在玻璃外。我定睛一看，是我们当天的日报副刊版，巧的是我看到我的一篇小说正刊发在上面。报纸像在有意戏弄我似的，一只角一扇一扇，生怕我没有注意一般。片刻之后，又飘落在地面上，就在这时，一只高跟鞋从上面踩过，报纸被尖尖的后跟踏穿，沾在后跟上被带走了。这当然是我不愿见到的，但是客观把这残酷的场景呈现在了我面前。生活有时不正是这样?比如——我突然觉得冷落了杨英，是啊，杨英的生活不是这样吗?
       “累了吧?”我问。
       “不。”杨英答。
       “不早了，是不是休息吧?”
       “我睡不着的。”
       “你明天还要赶路呢!”
       “没事的，咱爸坐的那趟车要很晚才能到。”
       “那我们明天还可以继续聊，对吗?”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杨英终于同意休息。刚回到家中，杨英的电话就追来了。从她的语气中，我明显感觉到她的孤独。我安慰她道：“放心睡吧。明天我请你吃早茶，好吗?”
       这一宿我被杨英的故事折磨得无法入睡，索性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理她的录音。杨英故事里出现的全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生，正是这些芸芸众生组成了这大千世界。他们一个一个像行星似的在自己的生命轨道上运转着，直到生命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谁也无法保证那道轨迹可以避免出现偏差，而正是这种偏差造成了生活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其中包含着人生的快乐、悲伤，喜悦、痛苦，生离、死别，包含着生命的诞生和死亡。杨英的故事中，让我感到人类中的一部分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和随意的摧残。我明白，自己触及到的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是面对具体的杨英，我不能不作这样的思考。
       第二天，杨英的电话唤醒了我。赶到“桐花雨”时，许山也已经到了。他告诉我，杨英天不亮就起来了，等他打开“桐花雨”大门，杨英早已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了。为了表一个是咱爸，一个就是周振林。
       那天中午，我扶咱爸躺下，出了里屋，他迷迷糊糊很快就睡着了。咱妈身体一直病恹恹的，做不了什么活，为了外孙的生日，咱爸里外忙碌，的确把他累坏了。后来咱爸说，自己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死过，活该那天要出事。当屋前屋后闹腾得翻天覆地的时候，咱爸在屋里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等到我被人七手八脚搬上林家老大的农用小卡车，直奔乡医院，宴席棚下一片狼藉，一直抱着杰杰没了主张的咱妈这才想起睡在里屋的咱爸。她摇醒咱爸，连哭带说，加上旁人的补充，才使咱爸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他下床踏拉着鞋子出屋一看，顿时傻了眼，咱爸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忙里忙外，到头来却是这么一个结果。当他看到那把还沾着血的铁锨时，大吼了一声“周振林，我跟你拼了!”说着，抢过铁锨就要去找周振林。村上人知道咱爸的脾气，谁要欺负了他的女儿，就是天皇老子他都不认的，如果放他一去，没准真要闹出一两条人命来。几个人见状不妙，连拖带劝把咱爸拉进了屋去。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话起了作用，他说，周振林那小子早吓跑了， 你上哪里找他去?咱爸这才打消了去找周振林拼命的念头。他让众人传话给周振林，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笔账先给他记着，早晚要敲断周振林的一条腿。从此，咱爸一心一意等待周振林回来，竟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周振林并没有躲起来。他当然也知道出了这种事，躲是没有用的。到底还算是读过几年书的人，加上外出见了点世面，他很快就从乱糟糟的事态中清醒过来。周振林和众人把我送到医院安顿下来，借口回去找杰杰，溜到城关镇上买了一瓶白酒，他先往肚子里灌了半瓶，接着再把剩下的全浇在了身上，然后，喷着冲天的酒气，跌跌撞撞地摸到了乡派出所。周振林本来酒量就不咋样，半瓶白酒灌进去，不多一会儿人就走了形，一跤跌进派出所的大门去，生生地把几个公安吓了一跳。派出所已经听说杨家集发生的流血事件，正要出发，周振林自己送上门来了，他们也就落得个轻松。见周振林虽然醉得不省人事，但还不像有什么大问题，干脆让人捏着鼻子灌了一瓶老陈醋，往滞留室一锁，等他清醒之后再说。周振林在滞留室被关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清醒过来。派出所的胡子所长让人把他叫出来，劈头脸就是一顿臭骂。胡子所长人可好着呢。我们全乡老老少少没人不认识他，没有不服他的。有时乡里的干部说话没用，他一句话乡里乡亲没人会说一个“不”字。他说按理你周振林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伤害罪，但念你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又是初犯，而且还能够主动来派出所投案，所以这次就不追究了。如果今后再发生这类事件，旧账新账一道算。最后，胡子所长命令周振林跑步去乡医院，好好服侍我。就这样，周振林用他的小聪明躲过了法律的惩处。不过，胡子所长的话他不敢不听，可能他也的确感到害怕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只见他一动不动地守候在我身边，我生杰杰的那几天他也没有这样。一连几天，直到我伤愈出院，周振林没有离开我半步。他的表现，使我产生了错觉，加上他口口声声对我说等伤好了以后，就带我和杰杰一道去广东，我还真以为他知错了。当时我想，尽管自己吃了周振林一铁锨，流了不少血，还险些儿搭上性命，但是如果他能够从此改好了，还是值的。我真蠢!
       果然，等我伤好回到家里，周振林一面躲着他的老丈人，一面张罗着要和我、杰杰一起去广东。说心里话，我本不愿意离开家的，但是一来生怕拂了他的一片好意，二来我想，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广东安了家，周振林或许就会收心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差一点儿家破人亡!……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
       到广州到那天，棒子开车来机场接我们。几年不见，棒子还真出息了，大热的天，一身白西装外加一双尖头白皮鞋，怎么看也不像是从我们那个穷地方出来的。特别是身后有着两个木头人似的黑衣大个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人是棒子的保镖，叫我觉得好不自在。当着我的面，棒子把周振林好一顿数落，完了对我说，今后周振林要是不好好待我，只管告诉他，看他怎么教训周振林。一席话竟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当天晚上，棒子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为我们一家设宴洗尘，然后，让人用车把我和杰杰送到了他为我们事先租下的一套公寓，他和周振林一起去了公司，说是有笔业务要谋划。
       我们住的那套小高层公寓离白云公园不很远。晚上，窗户外面一片灯火，那情景我们阜阳城过大年也赶不上啊。夜深了，杰杰睡了。我靠在席梦丝床上，感觉周围的一切就像是在做梦。您想，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不发达的淮北农村，现在却躺在大都市的十层公寓楼上，而且什么都不缺，条件好得我都无法想象。说不清是为什么，从走进这套公寓我就产生出一种担心，怀疑眼前的这一切示感谢，许山执意要请我们吃早茶，我当然不会客气，杨英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说她在家习惯了，多干点浑身舒坦。
       上午来“桐花雨”客人不多，正好给我和杨英继续交谈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环境。大概昨天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杨英的述说，加上此间无事可做，许山索性拉过一张藤椅，和我们扎作了一堆。开始我还有些担心杨英是否愿意这样，见她微微一笑，我便放下心来。
       采访录音机里的磁带“吱吱”地转动着。
       昨晚说到哪里?我忘下了。——喔，我用烟头烫下了这些。
       (短暂的沉默)
       那天，我就像中了邪似的，一个上午不吃也不喝，坐在卫生间里发呆。慢慢的我不再去想周振林，也没有产生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只是觉得无望，不知今后该怎么办。脚底下，全是我吸完的烟头，有的还是完整的，最多吸过一两口。
       玻璃窗透着外面晴朗的蓝天，一群白色的鸽子在自由自在地飞着，但我感到它不属于我，因为中间隔着一层玻璃。当时我想，打开窗户，我跳出去，就一定也会像鸽子一样在天上飞的。后来，这个飞的念头就一直纠缠在我的脑子里。我第一个想飞去的地方就是杨家集，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周家铺。一只灰白的鸽子，突然在窗台上停了下来，它回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它那双红眼珠子，隐约还能听到它的“咕咕”叫声。那神情好像在对我说，飞吧，杨英，飞出来就是自由，看看我们多好，没有烦恼，从来不知道痛苦，快来吧，杨英，犹豫什么，和我们一道飞吧!……要不是杰杰饿醒了，我真难说会不会真的跟着这只鸽子飞出去。
       我一边喂杰杰，一边跟他说着话。杰杰瞪着他的大眼，像懂事似的听着，现在想起来我还心酸。我告诉杰杰，妈妈想飞，杰杰一道去吗?他眼睛眨也不眨一下。我说杰杰是不是不想去?他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哄着杰杰说乖孩子，妈妈不飞了，杰杰不哭。但是，一个念头这时已经在我心头赶也赶不走了。
       喂罢杰杰，我抱着他出了门。到广州后，我几乎不上街，所以我就沿着马路一家一家地找药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我走了进去。那位中年女营业员挺热情的，主动问我想买什么药，我说买一瓶安眠药。她好像有些吃惊地问我干什么用，我说药老鼠。她笑了，将信将疑地说药老鼠有老鼠药。我说就买安眠药，她可能发现了我手上烫出的水疱，眼神怪怪地看着我怀里抱着的杰杰，犹犹豫豫地说那最多也只能卖给我十粒，还说这是规定。我不知道还有这个规定，怕她生疑，就买了十粒名叫“安定”的药片。又跑了几家药店，费了不少口舌，才买了四五十粒“安定”。后来我发现，年纪大的营业员见你买安眠药都会问你几句，年轻的大都不会问，所以接下来我就专找年轻的。
       天快见黑的时候，我最后走进一家位于城南郊区的药店。大概买卖也不怎么好，当我壮着胆子对那个小伙子营业员说买一瓶“安定”时，他竟然连正眼都没有看我一眼，报了药价，随手就把一瓶药放在了柜台上。尽管这样，在我离开药店时，他还是没有忘记追出来把已经递给我的发票收了回去。当然，后来有关部门还是查到了这家药店，并作了处罚。
       连在前几家药店里买的，我总共带回家大概有一百多粒“安定”。等杰杰睡着了以后，我倒了杯凉水，一古脑儿地把这一百多粒白色药片全冲进了胃里。从早晨吃了一点早点，一整天下来我基本上什么也没吃，所以一杯凉水加上一大把药片下去，肚子里感到很不舒服，“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对我提抗议。不多一会儿，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肚子里没有了动静，这时，我的眼睛先开始模糊，接着，头也开始重了起来。我靠在床上，尽量瞪大眼睛看着杰杰，看着看着，突然鼻子一酸，眼泪就跟着淌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这一睡，竟然足足昏睡了两天!……
       (沉默。许山的感叹声和说话声：歇一歇，喝口水吧。)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一次躺在医院里。望着医院白白的天花板，我怎么也回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后我才知道，自己服了“安定”后很快就睡着了。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周振林和棒子一道回公寓，看到昏睡不醒的我和床头上贴着药名的两个空药瓶，知道大事不妙，顾不上哭哑了嗓子的杰杰，手忙脚乱地把我抱头搬脚弄上汽车，送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自然是灌肠洗胃，挂点滴，把我一阵好生折腾，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当时，我恨抢救我的医生，简直恨到了极点。我不明白，口口声声说是实行人道主义的医生们，为什么还要尽力抢救像我这样已经心死了的人?把我人救活了，那颗已经死了的心能救活吗?不能够让我的心活过来的救治算人道吗?而且他们怕我挣扎，把我的手和脚全都绑在床上!那时的我，真就是求死也不能啊……
       (杨英的泣咽声。)
       我就这样在医院里又躺了两天。
       本来那天晚上周振林和棒子来家，是找我兴师问罪来的。见我吃了“安定”，棒子“哈哈”大笑了一阵，笑骂周振林神经过敏，他把杰杰交托给公司里的人，要周振林好好在医院看住我，不能再出意外，否则他就对周振林不客气。据当时正好走过他们面前的一个护士后来说，棒子在医院走廊里说这话的时候面色铁青，周振林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棒子当时还交代周振林，等我一脱离危险，他马上想办法送我和杰杰回老家，一天也不能耽搁，因为最近公司的业务非常忙，不能由于家庭琐事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周振林当时一口答应下来。
       事后，人们让我出庭作证，我才完全弄明白棒子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
       不久，医生同意我下床了。可能是药物对神经系统已经造成了损伤，我发现自己常常会毫无来由地摔跟头，从病房到厕所只隔开几个房间，我最多的一次竟然跌了四跤。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走路都要扶着墙，不然，我一步都不敢向前迈。
       记得回到杨家集娘家后，杰杰也懂事了，我每次上茅厕他总要跟着我。开始我还以为孩子调皮，有一次我说，茅厕里臭，你到外面玩去吧，你们猜杰杰怎么说?他忽闪着一双亮亮的大眼睛说，我不怕臭，妈妈身体不好，老摔跟头，我跟着妈妈，妈妈可以扶着我。那时，杰杰才只有两岁多一点!现在想起来，我还忍不住要落泪。
       (片刻的沉默)
       在医院的那几天，虽然周振林一刻不离地在我床边，有时他也会挺关心地问我这、问我那，但是我不会再动心了。那几天，我连正眼都没有看他一眼，我想咱爸、咱妈，想的最多的还是杰杰。我至今还对自己感到奇怪，如果那天我吃药的时候，也给杰杰吃了，兴许事情就不是这样的了。要是没有了杰杰，我还会在这个世界上吗?咱爹、咱妈要是知道了这一切会怎么样呢?不过想虽这么想，一回到现实中来，我马上觉得自己心如死灰，对生活仍然绝望，觉得除了爸妈和杰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再我留恋的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怎么说呢，用你们知识分子的话说，叫做踏上不归路的。
       那几天，广州的天气特别好，目光跳过窗去，我可以看到明亮的蓝天和蓝天上透明的白云，甚至还能闻到花香。你们知道，广州是有名的花都，什么地方都有五颜六色的鲜花，什么地方都能闻到芬芳扑鼻的花香。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无法从被周振林伤害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当我闻到花香时，我却感到正是这个花花世界害了我们全家，害了周振林，害了我，也害了杰杰。所以，当窗外的风把花香吹进来的时候，我会感到一阵一阵作呕的恶心，不顾病房中还有其他人，发疯似的大声叫着“把窗关上!把窗关上!”
       周振林当然不会理我，他面无表情地呆坐着，像竖在我病床边的半截木桩似的，用看一个精神病患者的那种目光注视着我，对我的喊叫，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说变一下子就会变成这样!周振林的眼睛本来很漂亮，乡邻大婶们都说很“花”，我以前也曾感觉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就像会说话一样，而现在我很难说得清它们透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光芒。我不敢看这双眼睛，看一眼，我就会感觉到有一股寒意像一把尖刀直逼我的脊骨，忍不住打寒战。如今想想，正是周振林的这一双眼睛，一次次地扑灭我生活的热情和希望。以前我喜欢过这双眼睛，现在我恨这双眼睛!
       让我发恨的，还有周振林成天的别在腰间的那个手机。
       是谁发明了这个东西啊?如果没有这东西，周振林会变到这一步吗?我知道，好人用它干好事，它就是好东西，坏人用它干坏事，那它就一定是坏东西。我躺在医院里的那几天，还常常看到周振林在玩弄他的手机，后来我才搞 懂，他是在用手机和那个女人互相发送短信聊天、谈情说爱!或许他们还用手机骂过我。但在当时，我还不知道手机有这个功能。让我气极的是，周振林每天早晚都不会忘记给那个女人打电话。你瞧他压低嗓门鬼鬼祟祟的神态，除了和她通电话，还会是什么。当然，后来我才了解，周振林在医院往外打电话，并不全是在与那女人调情。
       就因为周振林打电话，有一次还差点闹出件不大不小的医疗事故。
       那天午饭后，我打着吊针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好像听见有人大呼小叫，我在睡梦中被惊醒，睁开眼睛，不见了周振林，却见对面病床上的那个胖阿姨指着我大声叫着什么。她那一口闽南腔我听不懂，我恍恍惚惚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她这样惊恐不已。直到我边上病床上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用普通话告诉我，刚才发现自己那瓶吊针早已经打完了，由于大量回血，药瓶中开始回注鲜血。我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中学生提醒我“还愣着做什么?快叫护士呀!”
       护士来了，动作熟练地把事情处理了，又给我重新挂上了一瓶。然后，她一脸凶巴巴地问我道：“陪床哪里去了?”
       “阿姨，你别怪她。大概一个小时前，她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地出去了。可能是有急事吧?”中学生代我回道。
       “像什么话!病人正在打吊针，陪床怎么可以离开呢?”护士一边扫视着病房，一边忿忿地说：“回来后，叫他到办公戏(室)来一趟。”
       正在这时，周振林拿着手机悠悠地走进了病房。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只是用眼角偷偷瞄了瞄护士，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拉了一张凳子坐下，继续玩弄起他的手机来。
       “喂!你这人戏(是)怎么一回戏(事)?病人正在挂水，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走开?要戏(是)她出了问题算你的，还戏(是)算我的?老婆住院抢救，你还在一个劲地‘嘀嘀嘟嘟’打手机，看这样(机)子，天底下就戏(是)你最忙!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护士一顿粤式普通话抢白，直呛得周振林哑口无言。
       周振林朝护士翻了翻白眼，终于十分不情愿地收起了他那宝贝手机，嘴里边嘟嘟囔囔地不知在嘀咕什么。
       医院的护士什么样的人没见过，看到周振林那副不屑的神态，更火了，一点也不客气地指着周振林的鼻子说：“那天你老婆送进来抢救席(时)，我一看到她手上的被火烫出的水疱，就机(知)道她的男人席(十)有八九不戏(是)个好东西!怎么样，我一点也没有看错吧?”
       没想到，周振林会在一个小护士面前表现得那么老实，从凳子上站起来，一声不吭，满脸尴尬。
       “别看你这会儿老席(实)了，谁机(知)道你那花花肠子里在转些什么。”护士依旧不依不饶数落着周振林，最后，她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周振林说：“喂!你听清楚了，病人明天就可以出院，下午去住院部办理出院手续。”
       “哎。”周振林听话地点点头。
       在广州的最后那几天，我的生活是在医院的病房中度过的……
       (片刻的沉默。)
       现在，我一回想起在广州的那些天，好似做了一场梦一般。第一天去了香格里拉大酒店，后来跟踪周振林去了趟白云公园，再加上跑了几家药店买安眠药，也算是到了一次广州。周振林曾经好几次许愿，说是要带我去深圳、云南看看。全是骗我的，他一开始就根本没有真正想兑现这个诺言。不过，现在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真的跟他去了云南，也许我现在和周振林他们一样蹲了大牢，不会认识你们了。
       五
       杨英讲述的第四个故事：
       手腕上的伤疤让她顿悟。
       午饭后，在我的提醒下，杨英和家里通了一个电话，得知她爸已经启程。我们估算了一下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到这里是在午夜。
       许山倒是想得挺周全，一面打发手下在楼上再铺张床，好让远道而来的杨英父亲有个休息的地方，一面告诉我们他的决定，届时自己开车和杨英一道去车站接她父亲。我已经看出许山心里还有一个打算，他没说，我也就没多问。
       “你放心，你父亲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许山对杨英说。
       “给许老板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让我怎么感谢您呢?”杨英很有些过意不去。
       “感谢什么，到了这里就不用客气。”许山的用意很明显，他是想把杨英留在“桐花雨”。
       一切安排妥帖之后，我又打开了录音机。
       我是第二天傍晚时候出的院。
       棒子开车来接我，把我们一家三口从医院直接送上了回安徽阜阳的软卧车厢。棒子说回家后好好养养身体，等周振林回来他会替我管教的，还要我尽管放心。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差，脑子里昏昏沉沉的，心如一潭死水，什么话不想说也不想听，棒子说的那一大堆，我根本就没往耳朵里进。只见他厚厚的嘴唇蠕动着，边说边吐着呛人的烟气。我已经不会再相信棒子的话了。我心里就像一盏灯似的亮堂得很，周振林今天走到这一步，棒子他能脱得了干系吗?
       我当时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走，快走，赶快离开广州，离开这个嘈杂的世界。
       我只想一个人呆着，单独地一个人呆着。
       出了车站检票口，要不是扶着杰杰的头，我肯定上不了火车。乘坐这班车的人不是很多，我们的那个软卧包厢里只有我们三人。一进门，我看到小桌上插着一束鲜花，便赶紧要杰杰把它仍掉，周振林取过来丢进铺底下，我怕闻到让人作呕的花气，喊叫着要周振林仍到了外面去。
       火车准点开动了。外面闹哄哄的走道突然沉寂了下来，耳边只有车轮和车轨有节奏的撞击声。我无力地倒在铺上，眼光停留在拉合上的窗帘上。淡天蓝色的窗帘映着外面射来的灯光，一道闪过，又一道闪过，一次次重复着，没完没了，好像就这样永远闲闪下去似的。我闭上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杰杰的说话声。好像是在告诉他爸肚子饿了，周振林给他开了一罐听装可乐，杰杰不要喝可乐缠着要吃饭。周振林很不耐烦吼了一声，把杰杰吓哭了。我见周振林对杰杰这副德性，勾起了心里的火气，伸手从铺位下拾起我的一只鞋子，狠命向周振林掷去。我根本没有力气，尽管近在咫尺的周振林被我的鞋子击中了，但明显没能击痛他。他用手把鞋子拨拉掉，用力拍打着白衬衣胸口留下的鞋底印，没好气地对杰杰说嚎什么嚎什么，带你去吃!说完也没有问问我想吃什么，一把拽起杰杰出了包厢门。周振林随手把灯关了，同时没有忘记把包厢移门重重地拉上。那一声“嘭”的响声，提醒似的让我想起几天前在公寓里的那个场面。我又一次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火车“咯噔”了一下，接着就停了下来。我睁眼一看，没灯的包厢里亮堂许多，车外一盏大瓦数的灯泡正对窗帘，使得窗帘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就像好多年以前我们乡下放露天电影的幕布。望着这张幕布，我产生了幻觉，仿佛看到上面出现了一张张我熟悉的面孔：咱爸、咱妈、杰杰、棒子……怎么不见周振林呢?我正奇怪着，周振林和那个带墨镜的女人一道像幽灵似的出现了。周振林搂抱着墨镜女人正一个劲儿地在她脸上“啃”着，那女人像个妖精似的“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不愿看到这一幕，再一次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只躲藏在我脑子里的灰白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出来。它“咕咕”叫了几声，突然开口对我说道：“杨英，还想飞吗?飞吧，我们一起飞吧!”那声音十分真切，好像就在包厢里。我张开眼睛，除了灯光反映下的那挂橙黄色的窗帘，什么也看不见。一闭上眼睛，鸽子就重新出现，还是那句话：“杨英，我们飞吧，我们一起飞吧!”我不敢再睁开眼睛，生怕鸽子离我而去。耳边响着“飞吧、飞吧”的声音，我感觉这是一个呼唤，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声音在呼唤我，那么遥远，却又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我要飞，我要飞离这个世界!你等着我。我答应着那个呼唤声，睁开眼睛在包厢里搜寻起来。好不容易看清小茶桌上开着的一听杰杰没动的易拉罐可乐，我受到了提示，急速地在地板上摸索着，终于，在我的另一只鞋子边上找到了易拉罐的拉扣。
       我如释重负一般舒了口气。
       就在这时，火车“咣”地一下又开动了。出站换轨的“咯噔”声在耳边渐渐消失了，随之而起的又是那个熟悉的呼唤：“飞吧，飞吧……”我一个激灵，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欠身靠在铺位上，左手食指反套在易拉罐拇指甲般大小的拉扣中，我把如刀的快口朝下，使劲按在右手手腕上。我一共勒了三下。第一下勒出了一条红印，紧接着红印就鼓肿起来，勒破皮肤的地方渗出了几颗血珠。第二下勒破了皮肤，翻开的皮肉起先好像是白色的，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殷红色的，就像初生婴儿的嘴唇一样。第三下我一用劲，勒断了什么，感觉如同用一把刀割断橡皮筋似的。手一松开，立即就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扑面而来，溅了我一脸，我一摸，左手满是血。我知道自己终于把动脉割断了。我把右手垂在铺沿下，望着“咕嘟咕嘟”向外冒血的伤口，开始时什么感觉也没有，和那次用烟头烫手背时一样，没有感觉到痛，而是慢慢地产生出莫名其妙的快感。后来，脑子里不知怎地就出现了杨家集村口的那一眼四季“咕嘟咕嘟”喷吐的泉水。明明是泉水的声音，我却听成是鸽子在呼唤我，我闭上眼睛，在心里说道：“我要飞了。我要飞了。我要飞了。”……
       
       (啪。录音机录音键跳起的声音。)
       这时，录音机突然轧带。见我手忙脚乱地修理录音机，脸上早已经挂满泪水的许山，悄悄起身进了洗手间。我取出轧死的磁带，重新换上了一盘，然后抬眼朝杨英看去，只见她身体靠在藤椅上，双手搭在茶桌上，两串疤痕十分醒目地呈现出粉红色。杨英紧闭着双眼，眼圈红红的，两挂泪珠在脸面上慢慢地滚落下来。杨英沉浸在噩梦一般的回忆之中。
       我觉得气氛太压抑了，对杨英说了声“你歇会儿吧”，去吧台找了一盘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曲《欢乐颂》放进CD机，须臾，轻松快乐的施律环绕在“桐花雨”的空间。
       回到座位上，杨英的情绪似乎好些了。她取下戴在右手腕上的手表，将右手伸到了我的面前，说道：“老师，您看看吧，这就是我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最后一道伤疤。”
       原来杨英戴着这块大手表，是为了这个!在她右手腕宽宽的表带印下，一道足有半支烟卷长的粉红色的疤痕像一条肉百脚，十分醒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忍不住伸手轻轻地抚摸着。
       杨英笑了。她收回胳膊，接过许山递来的茶水，说道：“我发过誓，这是我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道伤疤!”
       “后来呢?”许山像个孩子一般追问。
       “后来?”杨英被许山一问，倒一下子愣住了。
       “对，后来怎样了?”许山继续问道。
       片刻，她才反应过来，说道：“后来，我又住了一趟医院。”
       我赶紧重新打开录音机。
       我割断了腕动脉后，不一会儿就昏睡了过去。恰在这时，带着杰杰去餐车的周振林回来了。他站在包厢门外听了听，见里面没有声音，还以为我睡着了，本不想进来。但是杰杰吵着要妈妈，他只得拉门开灯进了包厢。
       这次是杰杰救了我。如果时间再耽搁一会儿的话，我就会因为流血过多无法救治了。
       周振林进门一脚踏在满是鲜血的地毯上，感觉有些不对，定睛一定，大惊失色，顿时乱了方寸。他冲出门去大声喊叫：“救命啊!出人命啦!”他这么一叫，首先把杰杰吓哭了。一时间，大人叫，小孩哭，车厢里一阵骚乱。
       等到人们围聚上来，一看这副情景，知道出大事了。有几个冷静的，立刻上前把我的手臂紧紧用绳缠住，止住了出血。列车长和乘警闻讯赶来，几乎没有犹豫，立即与前方车站联系，决定就近紧急停车，火速把我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就这样，我在粤北紧靠广西的一个县城医院里又住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后，我和杰杰终于回到了阜阳老家……
       (许山的声音：周振林没有回去?)
       回了。回到周家铺的当天他就跑了。他是怕咱爹找上门来。他临走时候，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周振林，我和你离婚!”
       这是我离开粤北那个小县城后作出的决定。一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大概活得这么大，之前想的事情统统加起来，也没有那几天想得多。
       (我的问话声：都想些了什么?)
       那天早上，我躺在县城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看着右手腕上挤着的绷带，还有手上那一个个刚刚结盖的烫痕。突然之间，我感到心头有个东西一闪，就像夏天夜晚暴雨之前的电闪一样，脑子里突然一下子亮堂起来，发现自己的行为非常愚蠢，我质问自己：杨英啊杨英，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糟践自己?你到底错了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伤痛?这一切是谁一手造成的?……一个又一个问号从心底里冒出，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要活下去!对，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为了杰杰，为了我自己。
       人呐，有时想想就是挺奇怪的。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以前，我好像总是为别人，为父母，这没什么可说的，书上不是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结婚以后，我为丈夫，有了孩子，我为杰杰，很少想到要为自己。没钱也就罢了，有钱以后，想到总是为他周振林或者为杰杰添置点什么。你们也看到了，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还是我三四年前怀杰杰时，逢杨家集时在集上叫孔裁缝做的，三年多了，我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
       我心里很明白，为别人活着，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的。但问题是，你为的那个人，他有没有想到要为你呢?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自私了一点。杰杰还小，长大了怎样，这不好说。他周振林好歹读完了高中，在我们那儿也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怎么会说变就变了呢!一个好端端的家，最后葬送在了他的手里，周振林自己最后也落得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怨谁呢?怨他自己!
       (许山的声音：周振林怎么了?我的插话声：我已经料到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周振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同意离婚。那是今年年头上的事。
       就在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前，棒子他们公司终于东窗事发。
       先是广州公安局派人大老远地来周家铺找我了解情况，后来又是法院来调查取证，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三月份，广州中级人民法院要我出庭作证时，我才知道棒子的那家公司根本不是做正当药材买卖的，而是一个贩毒集团!棒子是首犯，最后给枪毙了。周振林，还有那个墨镜的女人都是主犯，因为从事贩毒时间不长，加上认罪态度较好，有检举表现，两个都被判处了死缓。他俩成双成对地蹲大牢去了。这时我才想通，难怪那天周振林得知我跟踪，他会暴跳如雷。周振林是做贼心虚呀。
       本来是我发誓再也不去广州的，哪知道因为周振林他们的贩毒案，我第二次去了广州。广州，是我的伤心地。
       (沉默。)
       从广州回到阜阳的同一天，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也到了。第二天，我带着杰杰就回到了杨家集。……
       (许山的说话声和叹气声：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么……唉!)
       六
       杨英谢绝许山的好意挽留
       随父亲踏上了回家的路
       杨英是在第二天下午走的。
       午夜时分，许山驾车和杨英一道去火车站接她父亲，不巧赶上阜阳发来的那班车晚点，他俩在出口处足足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在等车的这段令人焦虑的时间里，许山向杨英提出挽留她的请求。这也难怪，一来许山对杨英的遭遇深感同情，二来杨英的勤快给许山留下极好的印象。如果我有这么一家“桐花雨”茶座的话，或许也会作出和许山同样的决定。
       许山本以为自己的这个请求，对此时此刻的杨英来说不亚于雪中送炭，她一定会答应的。可是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杨英竟毫不犹豫地摇摇头谢绝了。许山一头雾水地问她要理由，杨英说没有理由，只有这个结果。
       我知道许山的脾气，他打定了一个主意，你如果想改变，就得找出强有力的理由来说服他，杨英那个“没有理由”的理由，当然不会让许山心悦诚服，一直到杨英走出站口，许山还在竭力想要说服杨英。
       第二天上午，我安排好部里的工作，来到“桐花雨”的时候，看见许山正做杨父的说服工作。杨英坐在边上一声不吭，好像他们在说的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杨父一身典型北方农民的装束，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朴实憨厚，他笑眯眯地听着许山的话，但是我感到杨父骨子里很有主见。这不，等他听完许山没完没了几近苦口婆心的一番规劝式的话语之后，“嗬嗬”一笑，说道：“许老板，你的一番好意我领情了。可是咱作不了女儿的主，依我看，这件事情还是让她自己决定吧。”
       许山求助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帮他说服杨家父女。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我更想知道杨英的想法，我问她道：“小杨，谈谈自己的意见?”
       “昨天，许老板跟我说这件事之前，我已经有了打算。”仅仅过了一夜，杨英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面貌明显比昨天好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她说：“我想给自己一段时间，调整一下，然后再决定今后干什么。再说……”
       “什么?”许山问道。
       “再说，我手上这些伤疤，在这里工作也不大合适。”杨英摩擦着自己的手背。
       “这不是关键。”我觉得脸上一热，说：“小杨想调整一下自己，这倒很有必要。我看，就这样好了，这件事情过段时间再说，如果小杨决定回来的话，我想许老板一定是欢迎的。”
       许山没想到我会这样表态，在茶桌下面狠狠踢了我一脚。
       这是一个秋日常见的好天气，不冷不热，人感到十分爽快。在送杨家父女去车站的路上，杨英问我，文章写好之后是否可以寄一份给她，我一口应允。这篇小说我是一定会写的，一旦发表了，我会先给杨英寄去。